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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京時間2018年3月5日舉行的奧斯卡頒獎典禮上，最佳女主角獲得者弗蘭西斯·麥克多蒙德，在她的獲獎感言最后給觀眾留下了兩個詞“inclusion rider”。“inclusion rider”是指演員在簽約演出合同時的一個附加條款，表示堅持男女平等的原則，要求電影劇組人員保持至少有50%的多樣性。

    2018年“三八”國際勞動婦女節的前一天，智聯招聘發布了一份《2018中國女性職場現狀調查報告》。這份調查收集了102415份有效樣本，分析發現，女性整體收入低于男性22%。

    同一天，廣州性別教育中心、ATSH（Anti-Sexual Harassment）與中國國際女性影展聯合召開了《中國女記者職場性騷擾狀況調查報告》發布會。調查顯示，超八成女記者曾遭遇過程度、形式不一的性騷擾。

    女性的固有難題：

    職場與家庭的抉擇

    從女性進入職場，選擇展現傳統性別印象之外的角色起，注定要面臨工作和家庭投入兩全的問題，尤其在女性步入婚姻組建家庭后，問題更加凸顯。《2018中國女性職場現狀調查報告》顯示，平均而言，女性投入家庭的時間比男性高15%，而投入工作的時間比男性少9%。在步入婚姻后，女性相較男性而言，工作時間并未改變，但是投入家庭的時間卻在不斷增加。

    在工作選擇中，職場女性的首要考慮因素是“上下班方便”，而職場男性首要考慮的因素是“能獲得成長和發展”。未婚女性在選擇工作的時候考慮有成長和上下班方便的比例基本接近，而已婚女性對上下班方便的訴求更加強烈，其首要考慮該因素以方便照顧家庭為主。這無形中讓女性在選擇工作機會時的半徑縮小，可能會喪失更多潛在優秀機會。

    但另一方面，在評價成功女性的標準中，半數以上女性選擇了“在其所處的領域有一定成就”，而2016年在做同樣的調查中，“有自己的處世態度，不隨波逐流”還是首位要素。這表明，女性在逐漸打破傳統觀念中“依賴”、“順從”標簽，從家庭角色中突圍，希望在職場上取得更大成就，樹立事業領域的新形象。

    此外，隨著互聯網、人工智能等技術的發展和進步，使得職場工作模式煥發了無限可能性。同時，社會進步使得公眾對女性的傳統觀念也逐漸瓦解。很多在舊觀念中被認為不適合女性的工作正在消減，新型職業如雨后春筍般涌現，為女性就業提供了更多機會。

    管理層女性缺失、

    收入差距巨大

    數據顯示，女性的整體月平均收入比男性低22%，而在普通職員階段，這一差異并不明顯。從女性和男性目前從事的工作崗位看，確實存在明顯的性別職業優勢領域，女性主要從事與客戶和財務有關的業務，其中行政/后勤/文秘、銷售、財務/會計/審計、人力資源是女性“四大崗位”。而男性優勢崗位是技術、生產加工，尤其在“技術崗位”，男性占比最高且二者差距最大。運營、設計、市場/公關、產品等則屬于更加中性的崗位。

    以較為中性的“運營”崗位為例，數據顯示，運營類基礎階段，男性和女性的收入并無明顯差異，甚至女性的收入略高于男性，但是兩個人群的整體收入，女性卻比男性低了21%。

    在起步階段，女性和男性基本可以獲得相同的待遇，卻在整體上收入不均。從職級角度，意味著更多的男性躋身管理崗位，薪水獲得了提升，而更多的女性仍然停留在基礎崗位。調查中，73.8%的職場人認為其所在公司高管中，大部分為男性，75.2%認為所在部門中，經理級別以上的員工大部分是男性。

    除了“公司提供的晉升機會有限、個人能力和經驗不足”是職場人群普遍存在的阻礙，“處在婚育階段，被動失去晉升”這一客觀因素仍然是女性區別于男性的最大障礙，也是最難以解決的因素。

    此外，《報告》也指出，針對女性在職場中比男性更強烈的職業規劃不清、缺乏職業上的指導和幫助，更易出現職業倦怠、對自己的能力表現出更多的不自信等困惑，需要社會和企業，尤其是企業，給予及時的關注和指導。

    面對職場性騷擾，

    僅3.2%選擇舉報

    《中國女記者職場性騷擾狀況調查報告》參與人數達1762人，其中回收有效樣本416份。超過八成（83.7%）的受訪者表示曾遭受過程度不一、形式不同的性騷擾，42.4%的受訪者遭遇的性騷擾還不止一次，18.2%遭遇了5次以上的性騷擾。

    遭遇性騷擾之后，57.3%的當事人選擇了沉默/忍耐/躲避，只有3.2%的人報告單位上級領導、人事管理部門，報警的更是只有0.6%。也就是說，在348位遭遇了性騷擾的受訪者中，只有2人報警了。

    至于沉默忍受的原因，57.4%的當事人表示一時蒙了沒能反應過來，48.6%的當事人不知道該如何反抗，38.6%的人認為遭遇性騷擾會對自己的工作/生活產生不好的影響，22.6%覺得羞恥丟人。

    遭遇性騷擾后，受訪者中只有3.2%，即13個當事記者選擇了勇敢向上級單位領導、人事部門報告性騷擾，然而，這個13個人中，只有一家單位對實施者進行了重罰，一個口頭責罰了對方，其他的要么當作不知道，要么叫當事人不要聲張。

    “好多時候我都嚴重懷疑自己是進入時尚雜志社還是黃色雜志社？部門會議上我提出雜志社有性騷擾情況。主編卻說，一些黃色笑話無傷大雅，大家壓力大，說說段子只是舒緩壓力的方式，不要放在心上。”——某時尚雜志記者個人講述。

    經歷性騷擾之后，61.4%的女記者感到自尊心受到傷害，遭遇了2次以上性騷擾的176名當事人中有44名表示嚴重影響了與人正常的人際關系和交往。22名記者表示嚴重影響了事業（如辭職或放棄調職），職場性騷擾，也造成一定程度上的人才流失。29名記者有持續的精神壓抑，10名有自殘或者自殺的傾向。

    超過九成（91%）的職場性騷擾實施者為男性，其中，40.9%的實施者是當事人的領導，30%的為同事，實施者中有37.1%的為陌生人，其次為同學、受訪者（采訪對象）及其他。也有8%的受訪者表示，遭遇的性騷擾有男也有女及意外的性別。

    《中國女記者職場性騷擾狀況調查報告》作者黃雪琴表示，性騷擾背后是權力、資源的不對等關系，而反性騷擾機制的普遍缺失又為性騷擾創造了條件，因此，出臺校園以及職場反性騷擾機制刻不容緩。

    男性是性騷擾主要的實施者但也可能是受害者，反職場性騷擾的培訓不能只僅僅針對女性，提高女性預防能力的同時也要提升男性對性騷擾的敏感度和認知度。相關的講座和培訓中應該注重性別平等。

    ■ 本報記者 王會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