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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個名為“社會創新家”的公眾號在公益圈引起了關注，徐永光、何道峰、陳越光、金錦萍、王振耀、鄧飛等業界知名人士先后為其撰寫創刊賀詞。 這個公益圈新銳的操盤者其實是一個“老兵”。“社會創新家”創始人宋厚亮曾擔任《中國慈善家》雜志執行主編，曾出版《告別土豪：中國慈善新時代》一書；2017年，他得到天使投資，創立了北京弘益文化有限公司，緊接著運作出版了南都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徐永光所著《公益向右，商業向左》一書，引發公益圈熱議。 近日，《公益時報》記者采訪了宋厚亮，談及近年來媒體記者轉型做公益，宋厚亮說“優勢很明顯”?！坝羞^記者生涯的歷練，做事情效率比較高，資源相對豐富，特別是人脈資源的梳攏還是很有一套章法的?！?/p> “劣勢呢？” “由于職業的緣故，記者多少還是有點‘萬金油’之嫌，知識雜而不專?，F在‘社會創新家’誕生，對我們而言需要做的就是沉下心，好好地學習和鉆研，盡快具備專業知識和判斷力。如果你達不到七成的專業素養，別人干的好壞你是無法判別的?！?/p> 從有想法到開干用了差不多兩個月。談及為何要發起“社會創新家”項目，宋厚亮說：“如果是對的事情，你去做就對了。”——這句話他至少重復了三遍。他說，他和他的創業伙伴對財富的渴望沒有那么強烈，就是愿意為熱愛的事業拼一把。 打造社會創新的正向場域 《公益時報》：“社會創新家”一亮相就“來勢兇猛”，有人戲謔地說：“宋厚亮這是要搞事情！”可否說說你們打算“搞點什么事情”？ 宋厚亮：我和我的合伙人張梟翔都是做內容出身，張梟翔以前是澎湃新聞的，所以我們倆就經常在一起琢磨——縱觀當下時代，“去中心化”特質日益凸顯，科技創新和商業創新是核心話題。轉而想到，我們多年關注公益領域，未來中國的公益創新會是怎樣的？整體的社會創新又會怎么發展？我們又能在這樣的時點做些什么？探討的結論是：我們可以嘗試從內容角度對社會創新進行挖掘，建立一個平臺，跟所有的社會創新“正在進行時”進行互動和鏈接，最終形成一個社會創新的正向場域。 平臺框架搭建起來以后，就這方面的問題，我們和徐永光、何道峰、金錦萍、鄧飛等多位專家和業界人士多次溝通，他們也覺得社會創新將會是一個社會發展的趨勢，認為我們的著眼點和發力方向是正確的?；诖?，諸位老師應我們相邀，陸續撰寫了“社會創新家”的創刊賀詞，并在文中就“社會創新家”這個概念和相關思考予以了不同的闡述。 《公益時報》：我注意到各位專家對“社會創新家”的闡釋各有角度，你對它的定義和理解是什么？ 宋厚亮：這些專家老師們是從各自不同的認知角度對“社會創新”和“社會創新家”予以了詮釋。有的認為社會創新就是公益創新，也有認為社會創新就是一種融合了商業創新、科技創新等多形態、多領域的創新。 我認為，這兩種認知是當下中國公益界很重要的兩股力量，且不斷地激蕩、不斷地交織、不斷地發生碰撞。這兩種力量我都認同。公益創新的，我們關注和吸納；融合了商業創新、科技創新等跨界創新的，我們同樣可以吸收進來，尤其像社會企業這種類型，也不會被我們忽視和舍棄。 我們要做的是在這兩股力量的交織過程中做好平衡，選擇我們應關注的重點。我們觀察和看重的是社會創新家所帶來的強大生產力，以及連帶的良性社會效應。我相信：雖然社會創新家在中國是剛剛起步，但未來這個趨勢一定會越來越明顯。十年以后，商業創新、科技創新和社會創新一定會是三足鼎立。 《公益時報》：既然“社會創新家”在目前屬于概念和輪廓并不足夠分明的新事物，你在內容生產、概念傳播和平臺運營的定位方面是否也會因此產生模糊？比如有些并不屬于“社會創新家”的人或者群體也有可能被納入進來？ 宋厚亮：就內容傳播和平臺定位而言，我們的認知并不模糊，這其實屬于一個問題的兩個維度和方向。如我們提到“商業創新”，其特質很明顯，就是以商業利潤為第一訴求的，而無論是公益創新還是融合了商業因素的社會創新，都不是以利潤為第一訴求的。比如說，李一諾創辦的“一土學校”是公司化的注冊，如果按照平常我們對公益機構的認定，她這個肯定屬于商業公司。但實質上“一土學校”并非純商業的機構，也不以賺錢為目的，它就屬于社會創新，更多的是在教育模式上突破了現有的傳統和窠臼，自主開發了一套全新的教育體系。再比如鄧飛的“e農計劃”項目在其內生和外延方面都體現了新思維和新模式，雖然也兼具商業化運作，但項目根本訴求是為了解決社會問題，也是一種典型的社會創新。類似這些都是我們關注的重點，是我們搭建“社會創新家”平臺的基本要素。所以我說我們的方向不僅不模糊，還很明確。 社會創新須兼具共益動能 《公益時報》：據你了解，“社會創新家”在國外發展現狀是怎樣的？中國跟進程度如何？ 宋厚亮：美國發展很快，例如做B Corp（共益企業）認證的B Lab,其創始人就是社會創新家。美國現在為社會創新付出很大的力量，像哈佛大學、斯坦福大學等名校，他們都設置有社會創新中心機構以及年度性的千人大會，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案例在不斷地提交上去，大家一起探討交流。孟加拉的尤努斯先生每年也都會搞屬于全球范圍的社會創新大會，規模很大，內容也很豐富。 截至目前，官方正式公布的共益企業（中國內地）一共有6家：BottleDream、First Respond 第一反應、Singbee、叫板pizza、眾建筑以及深圳聯諦信息無障礙公司。 國內公益領域進行社會創新的機構很少，但也已有人開始嘗試。例如樂平基金會，他們就在推社會創新，但整體運作比較低調。除了社會影響力投資、創新項目，他們還在天津試點了生態農場，效果很好。可以說他們就是將公益創新與商業創新進行恰當融合的范本，在這方面他們已經走在前面了。再就是上海的恩派，最早他們是公益機構的孵化器，但這幾年他們的方向調整較為明顯，即他們資助的機構已不僅僅是公益機構，也對商業公司進行資助，去年還成立了社會影響力投資基金。 個人方面，除了我剛才說的李一諾、鄧飛，還有原財新記者藍方做的C計劃項目、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的郝景芳創辦的“童行計劃”，這些項目從外殼上看都是商業架構，但再看其內容和模式，都屬于典型的社會創新。但總的來說，社會創新在中國還是個非常新鮮的事物，需要很多人、很多機構的共同努力，才有進步和提升的空間。 《公益時報》：我們是否可以認為，未來社會創新完全有可能成為非營利性組織運行的靈魂，或者演化為創造公共財富最有潛力的方式？ 宋厚亮：并非所有的非營利組織都適合做社會創新，比如嚴格倡導某種價值傾向的傳統非營利組織。但我覺得目前在國內來說，破解社會痛點、解決社會問題這些都可以很好地融合和吸納社會創新。目前在美國大部分的非營利組織都是向這個方向轉型的。比如扎克伯格，他把99%的股權都捐出來了，但不是捐給哪家基金會的，而是成立了一個慈善投資公司，把錢都放進這里面用來支持社會創新。蓋茨的捐贈方向也在逐漸關注到社會創新領域，包括美國老牌的基金會洛克菲勒，也都在往這個方向發展，其核心就是關注和解決社會公共問題。 也就是說，社會創新未必會成為非營利組織獨享的社會成果，是可以讓全社會參與和分享的，只要最終可為民眾造福、可推動社會發展進步，它就了不起。但它一定且最終會演化為創造公共財富最有潛力的方式，它也是動力十足的社會生產力之一。 《公益時報》：你要如何避免讓“社會創新家”演變成一個時髦好聽、曇花一現的概念炮制和炒作？ 宋厚亮：其實早在幾年前，“社會創新”這個詞就一度“熱鬧”過，業界討論、商榷，還有各種評獎、推介，但沒過幾年就慢慢陷于沉寂了，原因是火候不到，成不了“勢”?，F在我們將它重新梳理然后鄭重推出來，就是看準了一個恰到好處的“勢能”，這種“勢”是很重要的——做早了時機不到，做晚了也沒有機會了。從現在發展來看，此時此刻推出“社會創新家”還是很合適的，很多主動跟我們聯絡的機構以及向我們推薦的案例也大大超出我們的預估，一開始我們也不知道這么做的機會有多大，但是事實證明我們的判斷是正確的。于是，無論是市場模式，還是可持續方式，在我們的心里就越來越清晰了。 《公益時報》：如何看待未來中國的公益之路？ 宋厚亮：其實中國公益從過去十年到現在，有好多問題還始終沒有得到解決，這也難免讓業內一些資深人士較為悲觀。比如社會組織與政府的關系、與市場的關系，更具體地說——人才問題、薪酬問題等。但我覺得在此基礎上，可能還是要更多的看社會發展趨勢。近年中國的基金會發展速度很快，已經6000多家了，但美國現在有8萬多家基金會，這是不可比的。我在想，也許中國的基金會達到3萬家到5萬家的時候，中國的公益慈善格局才有可能真正地凸顯出來，現在還遠遠達不到“格局”一說。所以我對《公益時報》還是很欽佩的，你們報社創刊十多年了，可以說在中國公益的倡導傳播方面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而且直到現在還在堅守，很不容易。但總的來說中國公益慈善推動速度還是相對緩慢的，公眾對于公益慈善的認知還是比較匱乏的。另外如果中國的財富階層能夠在這方面多做一些務實有效的推動，可能影響面會更大一些。 ■ 本報記者 文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