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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清朝統治的最后三十年，廣州涌現了眾多大大小小的慈善機構，有一些一直經營至民國。其中許多，尤其是規模較大的慈善機構，與商人及商會有著緊密關聯，這些商人和商會對廣東省的經濟和政治的影響與日俱增。“九大善堂”是現代廣州的一個常見的稱謂，并非一定指代九個機構，而是指代這些機構的重要性及其身后的社會力量。

    我們將討論這一時期設立的眾多慈善機構中的兩個主要機構：建于1871年的愛育善堂、建于1899年的方便醫院。這兩個機構反映了這一時期廣州善堂的關鍵發展階段。兩個機構均由商人和商人團體經營，但是愛育善堂是一個半政府機構，它成立時省政府提供了大量支持，捐贈了公有土地和建筑；而方便醫院主要由私人捐助維持。就資產、活動以及救助人口數量而言，兩者均是當時規模最大的慈善機構。它們設立于兩個不同的時期：愛育善堂是典型的太平天國之后的慈善機構，在廣東善后總局的鼓勵下，模仿上海的類似機構普育堂（1867）而設立，以協助政府重建社會秩序；而方便醫院則成立于二十年后，此時社會處于大危機中，政府幾乎沒有提供直接捐助。

    愛育善堂：商人取代鄉紳，
    成為廣州的公眾領導

    1871年，在渴望和希望中，愛育善堂在廣東善后總局四個高官的授意下成立。1月21日，在“鄉紳和商人”的參加下，他們正式宣布成立愛育善堂。愛育善堂最初的規條顯示，其慈善內容仍保留了多數的傳統元素：賑濟貧病、鰥寡、孤獨、老弱，施棺執殮等。但是，其慈善計劃有了新的元素：興辦義學、贈醫施藥成為其首要任務。1871年愛育善堂頒布了機構的首份規條后，隨即制定了義學課程大綱。此舉顯示其宗旨在于教育貧困兒童，讓他們具備基本的讀寫能力，可從事簡單的文職工作。不晚于1887年，愛育善堂的工作內容被分為四大類：醫療、教育、濟貧、基本慈善，醫療救助也在此時被確認為其首要任務。作為九大善堂之首，愛育善堂也提供其他較小的善舉，尤其是施棺執殮。

    愛育善堂的成立是廣州的一件大事。所有的官方文件，包括地方志，均把愛育善堂稱為廣州善堂之首。這個稱號也彰顯了愛育善堂的前無古人之處：廣東省府和地方商人從未捐贈如此之多的金銀、土地和房產來建立一個善堂。中國地方志記載，商人們最初捐贈超過三萬八千兩白銀。此外，各商會（共29個）承諾之后每年捐贈六千兩白銀。

    嘉約翰（1824-1901）是美國醫療傳教士，他當時負責廣州醫院。機構組織者在一年之內籌集到如此巨額資產，讓他驚奇欽佩，因為他向商人募捐時從未如此成功。他指出，洋行會館是前行商召開公開會議之所，而政府意外地決定把充公的洋行會館贈送給愛育善堂作為總部，這也讓讀者吃驚。嘉約翰通過愛育善堂的早期年鑒判斷，“董事會總理和值事的一項重頭工作就是看管機構的財產”。愛育善堂因此成為了一個大型的營業機構，它的經營管理需要大量的時間、人員以及技術。愛育善堂成立十六年之后，嘉約翰再次仔細研究了它的1887年年鑒，稱愛育善堂仍處于如火如荼的發展之中，它的收入超過三萬二千兩白銀，其中約一萬兩為租金收入。嘉約翰認為，這是維系善堂的唯一途徑，因為在中國僅靠“自愿捐贈”不足以使愛育善堂存續。愛育善堂的土地契約有超過一百頁，現存于廣州市檔案館。愛育善堂的資產在各個發展階段不斷積累，多為購得，或政府捐贈。

    愛育善堂在一些方面的確有新穎建樹：它代表著商會和政府間的團結，二者齊心協力恢復并維持社會秩序；為完成使命，它不僅向當地窮人提供殮葬和醫療救助，資助其他較小的慈善機構，還承擔起為團練和海防征收商稅的責任，它還充當政府和當地商人之間的商稅談判調解人的角色。上海的《申報》稱此時期廣州愛育善堂領導的慈善機構號稱當地市府小議院，這里可以表達民意，可以磋商所有關于商業法令的事務，可以商討“官員和鄉紳無法處理的鄰里糾紛”，甚至粵漢鐵路籌款項目和計劃的談判和決策也是在愛育善堂進行的。對于晚清時期廣東省的商人集團的政治角色，已有各種充分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愛育善堂是商人大眾在現代廣州的特別有效的擴張。它提升了商人們實干家的公眾形象；組織大型公共項目如粵漢鐵路，則增強了其公信力。

    因此，盡管愛育善堂的慈善內容仍具有明顯的傳統性，但是它的組織結構、管理以及活動已經與太平天國之前的慈善機構顯著不同。通過此類活動，商人集團向晚清時期的廣州施加政治和經濟影響，他們迅速取代傳統鄉紳，成為廣州的公眾領導。他們身體力行，深刻改變了廣州的社會和政治面貌。但是，愛育善堂的運營在很大程度上仍籠罩在清朝官僚傳統之中，它的組織者仍在政府的支持下代表政府執行公共行政職責，同時在執行慈善事務時，期望不在根本上偏離盛清時期的傳統。

    方便醫院：晚清最后十年
    慈善運動的先鋒

    1899年，方便醫院成立于廣州城西門外。其成立時的大背景已然大為不同，這也不可避免地決定了它獨特的慈善方案。19世紀90年代的中國充滿絕望，清王朝于1895年敗給日本，同年廣東大部受到史無前例的鼠疫摧殘。正如有影響力的書籍《盛世危言》所闡述的，這一時期，危機感在廣東迅速升級。

    方便醫院是醫療機構形式的多面向的善堂，它的成立與當時開明商人的不斷增長的變革呼吁遙相呼應。這種形式的善堂成為了晚清最后十年慈善運動的先鋒。

    方便醫院在香港有個重要的前身：建于1872年的東華醫院。兩個醫院成立初始，均收容垂死的城市乞丐。方便醫院的前身是1874年成立于廣州城北的方便所。鼠疫爆發之年，25名“善人”在西門外成立另一個“方便所”，收容診治因鼠疫而導致的街頭上劇增的垂死病人。據廣東人稱，此善舉比愛育善堂所做的所有善舉更有意義。

    1899年，越來越多的慈善人士加入城西方便所慈善項目，方便所擴大了建設。參與醫院建設的商人領袖叫陳惠普，一名白手起家的銀行家。當時他奔赴香港籌集了首批約三千英鎊的善款，啟動了醫院的運營。但是，瘟疫反復，大家馬上發現維持醫院運營需要更多的捐款。陳惠普和其他組織者在另一個善堂“崇正善堂”召開廣東“七十二行商”大會，包括愛育善堂在內的幾個善堂承諾每年向方便所捐款，這構成了方便醫院的常規財務基礎。

    此時，陳惠普簡化了入院相關的所有規條：不再需要任何擔保或抵押；可以立刻無條件入院。最初的組織者還規定嚴禁使用捐贈收入購置土地房嚴，這樣所有的捐贈都直接花費在善舉上。經過幾年的積極籌款，方便醫院的規模擴張到每年可收容診治1萬多名海內外病患。到1910年，方便醫院已被視為“九大善堂之首”。

    方便醫院與香港東華醫院結成伙伴，到1910年，已經成為廣州最活躍的善堂，海內外商人集團對其鼎力資助。兩個醫院具有類似的使命：診治住院病人和門診病人，免費殮葬死亡的當地居民和海外華人，在海內外提供災難救濟。通過在新型西式醫院中施行中醫，并與海外機構密切聯系，兩個醫院與舊的慈善傳統相比，都前進了一大步。它們不僅僅是在提供醫療救濟，也在證明中醫作為一種有用的知識和技術，可以利用現代的西方制度發揮作用。方便醫院尤其引以為豪的是，它不僅治療廣東的瘟疫病人，還治療越南和柬埔寨的瘟疫病人；它治療歸國僑胞的腳氣病及其他西方醫生知之甚少的流行病，效果顯著。但是，對于嘉約翰這樣的醫療傳教士來說，這些中國醫院的建立表現了非常強烈的排外情緒：中國人只想向世界證明，在大型現代慈善機構的運營上，他們比西方人更有能力，并且不使用西醫西藥。

    很明顯，與以往任何其他的善舉相比，這一時期的醫療慈善機構更能代表中國的社會和道德改良所急需的進步。1910年南海縣志記載了廣州市以愛育善堂為首的33個新式慈善機構，其中9個機構或是被直接稱為“某某醫院”，或是提供醫療救濟。這個潮流在民國時期更加突出。

    清王朝覆滅之后，愛育善堂和方便醫院都繼續經營。但是，慈善內容相對更傳統的愛育善堂，明顯更加根植于清朝的官僚系統，它的影響力逐漸減少；而方便醫院的慈善內容具有明顯的現代主義和民族主義，在民國時期的廣州發展勢頭迅猛，并取得了不容置疑的道德領導地位。

    （據梁其姿著《變中謀穩：明清至近代的啟蒙教育與施善濟貧》一書，本文有刪減）

    ■ 梁其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