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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4日早晨，四川省什邡市什邡中學的禮堂里坐滿了人。大約九點半，禮堂門口忽然有些小小的騷動。有人從一群剛進門的人中認出了他們要等的人，忘形地喊了一嗓子：“俞敏洪老師！” 黑色短袖T恤，深藍色牛仔褲，藏青色運動鞋，平頭加圓框眼鏡——俞敏洪周身散發著濃濃的校園特質和書卷氣息。 一站到臺上，俞敏洪就表達了自己參與公益不喜張揚的原則。“其實之前說主題活動要帶上我的個人符號，叫‘俞愛同行’，我堅決不同意。后來標題倒是去掉了我的名字，可你們看下面一行字‘俞敏洪助力一校一夢想什邡公益行’又把我的名字加上去了。哎呀，真是不好意思！”臺下觀眾哈哈笑，臺上俞敏洪嘿嘿笑。 俞敏洪表示，此次什邡公益行，他將近期出版的新書《行走的人生》所得版稅55.9萬元人民幣及后續所有版稅捐贈給北京感恩公益基金會，用于支持中國鄉村教育。 此前俞敏洪旗下的新東方公益基金會曾兩次向北京感恩公益基金會捐贈合計120萬元人民幣，投入“一校一夢想”公益項目。更早些時候，俞敏洪以個人名義捐出3700元，幫助北京感恩公益基金會完成為某校捐資修建操場的項目——俞敏洪看到了北京感恩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周健在微信群中發出的信息,他的這筆個人捐款填補了完成該項目所缺的最后一筆善款。 “因為我自己也是一個從農村走出來的孩子，我深知農村孩子成長的不易。”不過他對成功卻有自己的定義，他希望孩子們懂得，“那種淺薄的、庸俗的、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是沒有任何價值的”。俞敏洪相信，只有企業家才能真正構成中國社會發展的有生力量，并且把中國社會帶向繁榮。新東方無疑是這種力量在教育領域生長的典型寫照，同樣的邏輯也適用于公益。他說，中國公益更多的應該由民間力量來做，“你放手了，民間力量自然也就體現出來了”。 農村教育是防止社會分化的關鍵 《公益時報》：如果有公益機構向你“化緣”，你在項目甄選時會側重哪些方面？ 俞敏洪：首先我自己是有偏向的，尤其是偏向一些偏遠地區農村教育領域，因為我認為中國未來發展的過程中教育問題是個大問題。人口受教育程度的不同，會帶來社會的撕裂，由此導致社會整體發展不均衡，甚至會帶來社會的動蕩。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長遠考慮的話，最容易被拋棄、最容易形成某種社會撕裂力量的，一定是邊遠農村地區的孩子，因為他們沒有受到相應的教育，到最后他們的機會就越來越少。所以，給予他們平等受教育的機會，就變得越來越重要。 目前我參與的所有公益項目，都是和農村孩子有關的，包括我在北大的捐款，都是支持北大里面來自農村地區的孩子。像新東方做的“自強自新”獎學金項目，大部分支持的都是農村的孩子；新東方與好未來教育集團共同成立的“情系遠山公益基金會”都是針對農村孩子的各種公益活動；同樣，“一校一夢想”也是針對農村孩子來做的。 我們曾經跑到農村給當地建學校，但后來發現這并非資金最有效化的使用，所以我逐漸將關注焦點轉向了教育資源的支持方面。幫助當地蓋學校，建立基本的教育硬件和基礎設施，是國家和政府的義務與責任；而其中教育資源的豐富和整合，我覺得民間力量可能會更加積極、作用也更明顯一些。 商業和公益應共同面對變革 《公益時報》：你認為管理一家企業和管理一個公益機構異同點有哪些？ 俞敏洪：我覺得不管是一家企業還是一家公益組織，其在管理方面的核心要素是不會變的——比如說組織結構的效率，在組織結構中人的配置問題、監管問題、對外協作問題、品牌建設問題等都是一脈相承的，剩下的最重要的還是要看這個組織的負責人及其團隊對自身所從事的事業的使命感、愿景以及責任心到底有多大，相應也決定了其做事的效果。這里面也涉及在做事時的整體判斷力、眼光和布局未來的能力，并且它們都必須迎接不斷的變革，必須以最大化和最有效的角度去想問題。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我覺得我們現在應該想的是：未來我們還能創新出比現在做的更好更有效的形式嗎？當我們面對這么多的農村小學，面對農村發展和內在結構、概念的不斷演變，如何與其相生相融？比如說，越來越多的農村家長會萌生將孩子送進城市的念頭，因為他們想讓自己的孩子在更好的學習環境里接受更完善的教育。而且隨著農村人口的逐漸遷移，這種變化趨勢是不可逆的。在這種時候，我們就要考慮，如何幫助到還留在農村生活的孩子們，有沒有比現在“一校一夢想”更好的方法？這屬于一個前瞻性的問題。 “成功”的定義不應拘于世俗 《公益時報》：你經常會去各個大學演講，你覺得你所分享的人生經驗和體會在當下這個移動互聯時代，對90后、00后還有沒有現實的借鑒意義？ 俞敏洪：我覺得這個問題要一分為二地看。有些經驗可能已經過時了，有些經驗是永遠不過時的。比如奮斗精神、自我成長、自我鼓勵，這些精神特質無論在什么時代都是一個人成長過程中的必然要素，是永遠不會過時的，但有時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和手段。現在是移動互聯網時代，利用互聯網和人工智能等多種現代科技和技術，尋找最好的學習系統和學習方法，促使你的學習效率得到迅速地提高，這件事情肯定是當時我們那個年代做不了的。 新時代更加講究合作與共贏，那么如何在孩子們成長過程中培養他們的合作共贏意識，在我們目前這樣一個以獨生子女為主的國家，孩子們都以自我為中心的國度里，讓孩子們逐漸將這種意識根植于心并非易事。那么在我們的教育制度中，是強調對抗性競爭還是合作性競爭，這又是一個不同的方向，所以這中間很多問題勢必是隨著時代的改變而不停地發生變化的。 《公益時報》：你曾經說，今天的年輕人擁有的資源和信息比你們那個時候要豐富一百倍，沒有理由不成功。你衡量成功的標準是什么？ 俞敏洪：拋開社會世俗的說法，我覺得真正的成功是心性上的成功，就是從心靈、心理層面，一個人能夠始終有所成長，活在一種自我完善的狀態。一個人覺得自己的人生充滿了意義、充滿了幸福和愉悅，覺得自己為之努力奮斗所取得的成就值得自己自豪和欣賞，我覺得就是一種成功的概念。對于現在的孩子們來說，我覺得那種淺薄的、庸俗的、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是沒有任何價值的，比如告訴孩子們如何快速成功、如何快速賺錢等，毫無意義。 我認為我的“成功學”是一個基礎很好的成功學，原因是我認為我教給孩子們的是為人處世的基本方式方法和原則。當然，即使在理念和方法正確的前提下，我們依然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有可能取得成功。但如果方法和理念本身就有問題的話，那再努力也沒用。 如何看待未來中國公益之路 《公益時報》：近年來，中國企業家群體參與社會公益的熱情高漲，紛紛以各種形式投入公益慈善事業。對此你的思考是？ 俞敏洪：我覺得企業家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把企業做好，并且還兼具兩三個附加條件。第一，它對社會的進步有意義；第二，不會對社會帶來傷害，比如說一邊做企業，一邊造成污染，這就有問題；第三就是為國家提供財政收入，這意味著許多有需要的人可以因為一個企業的貢獻得到滿足和分配，比如說國家的轉移支付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從這幾個層面上來說，一個企業家如果可以把這三條完成了，從某種意義上說也就完成了其應盡的所有的社會使命。其他諸如參與慈善捐款，或者像我所參與的“一校一夢想”，都是附加的——你愿意做就做，不愿意做也不會產生道德和良心上的譴責。 其實所有的企業家如果都能把自身主體做好了，那么中國社會也就什么都不缺了。企業家參與主體工作之外一些額外的公益慈善活動，當然很好，但我覺得如果把做公益慈善界定為一個企業家唯一的社會責任，那么企業家本身作為“企業家”這個社會角色究竟應該負擔什么社會責任，就變成了一個需要考慮和深思的問題。 企業家不能僅以解決單個問題為自己的核心要務，而是必須要在沒有不良后遺癥或者連帶傷害的情況下解決問題，這才是企業家最基本的社會責任。 《公益時報》：如何看待未來中國公益之路？是否有更高的期待值？ 俞敏洪：我覺得中國公益更多地應該由民間力量來做，同時政府提供大力支持。其實不需要有期待，政府放手了，民間力量自然也就體現出來了。目前我們與國外的差距就在于，中國的企業家群體現在還不算是一個真正成熟的群體，他們對社會的捐助和大規模的慈善扶持還有待時日，這一點，我們的政府應該有耐心。我覺得政府應該在充分合法的前提下，毫不猶豫地支持中國企業家群體的崛起，因為只有企業家才能真正構成中國社會發展的有生力量，并且把中國社會帶向繁榮。 ■ 本報記者 文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