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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扶貧工作的深入，越來越多的民營企業加入到脫貧攻堅工作中。一方面，民營企業參與扶貧的方式有別于政府和社會組織的模式，另一方面民營企業往往會將扶貧視為過往公益慈善、企業社會責任行為的延續。

    觀察民營企業的公益慈善行為，可以更清晰地了解其思路與方法，有利于政府、社會組織與企業合作。今年發布的《民營企業家公益慈善實踐與思想認識研究報告》就顯示：民營企業家的公益慈善實踐具有獨特性，正在從個人捐贈行為到組織化運作，并向平臺型發展。

    獨特的公益慈善實踐

    2017年9月至2018年3月，中央統戰部經濟局、清華大學公益慈善研究院、愛佑慈善基金會合作，共同開展民營企業家公益慈善實踐與思想認識調研，并最終形成《民營企業家公益慈善實踐與思想認識研究報告》。

    調研采取文獻研究、問卷調查、實地訪談相結合的方式，主要基于對基金會中心網提供的791家民營企業基金會數據庫資料的分析，以及調研組對北京、山東、江蘇、浙江、廣東、福建等地20余家民營企業基金會的交流訪談。

    調研報告顯示民營企業（家）基金會成為企業基金會的重要力量。

    資金優勢明顯，規模不斷擴大。在791家民營企業（家）基金會中，有12家基金會的原始基金高于1億元，96家基金會原始基金介于1000萬~1億元之間。2016年，791家民營企業（家）基金會凈資產總值近165億元，平均凈資產2647萬元，公益支出共計48億元，平均公益支出773萬元。

    民營企業（家）基金會發起的企業分布在多個行業，主要來自綜合行業（121家）、制造業（105家）、房地產（78家）和金融業（71家）四大行業，批發零售業、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衛生和社會工作、建筑業等行業的企業所占比例呈明顯上升趨勢。

    地域分布不平衡，大多分布在廣東省（169家）、北京市（121家）、浙江省（80家）、江蘇省（67家）、上海市（45家）和福建省（45家）等經濟發達省份，發展不平衡性較為突出。

    民營企業家基金會關注領域多樣化，教育（占比83.51%）、扶貧（占比75.36%）、醫療（占比50.91%）和救災（占比32.79%）是民企基金會關注的重點領域，文化、志愿服務、科學研究、藝術、三農、體育等新興領域也日益得到關注。

    通過這些實踐，企業家精神進一步延伸到公益慈善領域，企業家從事慈善的思想認識進一步發展。

    從以往的單純捐贈發展到組織化、深度化的公益慈善行為，通過成立基金會和慈善信托，講企業家精神、運作管理方式注入到公益組織和公益活動內部，推動財富的有效使用。同事，企業家財富觀轉變，更注重財富的家族傳承和文化傳承，通過組織化、制度化的機制，推動財富積累及使用的永續、健康發展。

    報告顯示，民營企業家的公益慈善實踐具有獨特性。

    他們以豐厚資產和創新模式從事慈善，捐贈方式包括了資金、股票、技術等，組織形態包括基金會和公益信托，基金會參與公益慈善的方式多樣，如直接運作項目、資助專業機構和產品公益等。

    民營企業家把商業的方式運用到慈善事業中，注重效益和可持續性，與企業業務相結合，發揮企業的比較優勢，推進企業的戰略慈善發展。

    關注領域出現代際分化，老一輩的民營企業家“達則兼濟天下”，社會責任感強烈，關注傳統慈善領域；而年輕的二代企業家日益茁壯，積極投身公益慈善事業，倡導用專業和科學的方法做慈善，關注的領域也較為新穎，如文化藝術領域和公益孵化。

    《報告》顯示，民營企業家從事慈善事業受到多方因素影響。

    企業家受樸素的慈善動機驅動參與公益慈善事業，如感恩及回饋社會、社會感召和社交圈影響以及促進企業長遠發展的文化價值觀。

    企業家的慈善意識和能力會影響慈善項目的合理選擇、慈善資源的科學配置、慈善效果的及時和有效評估。

    民營企業的公益慈善捐贈的動機、行為方式與企業所處生命周期、企業發展水平密切相關，處于發展期的企業經濟動機和政治動機更強，考慮捐贈帶給企業的經濟效益和政治參與機會的獲得；處于成熟期的企業道德動機更強，是企業家財富積累到一定階段后自發的社會回饋。企業家家族的涉入影響企業家參與慈善事業的程度，家族成員對基金會業務參與度越大，其對公益慈善的興趣越大。此外，企業家的政治參與情況、稅收制度等也會影響企業家參與公益慈善的動機和行為。

    戰略性慈善時代到來

    調研報告指出，民營企業家參與公益慈善的變化主要有三點：

    一是社會背景發生了變化，國家在不斷推動民營企業投身公益慈善事業。

    2014年1月，民政部、全國工商聯聯合出臺了《關于鼓勵支持民營企業積極投身公益慈善事業的意見》，為民營企業參與公益慈善事業提供了7個方面的指引，包括開展社會捐贈、設立慈善組織、與慈善組織合作、組織員工開展志愿服務、在投資興業中吸納困難群體、傳播慈善文化、創新其他參與公益慈善事業的方式等。其中提到，對為公益慈善事業做出突出貢獻的民營企業，從土地供應、設施配套、企業服務等方面提供便利和優惠條件，并在各級民政部門評選慈善獎項，以及政府采購中，同等條件下優先考慮。

    2014年12月18日，國務院頒布了《國務院關于促進慈善事業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這是我國第一個國家層面專門規范慈善事業的文件，對于慈善事業健康發展具有重大意義。該意見指出：倡導各類企業將慈善精神融入企業文化建設，把參與慈善作為履行社會責任的重要方面，通過捐贈、支持志愿服務、設立基金會等方式開展形式多樣的慈善活動，在更廣泛的領域為社會作出貢獻。

    2016年9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正式實施，開啟中國依法治“善”時代。對于慈善機構和組織來說，慈善法是一部呈現出公平與開放姿態的法律，新法給出了很多制度安排，為公民個人、企業、其他社會組織參與慈善事業提供了相對比較開放的空間和平臺。

    第二，觀念在發生變化，從狹隘義利觀慈善向戰略性慈善演變。

    民營企業家從事公益慈善的指導思想由狹隘的義利觀慈善向戰略性慈善轉變，使企業從社會環境的“受制者”和“被監督者”轉變成為行業競爭環境和整個社會環境的“倡導者”與“推動者”。

    狹隘義利觀的局限性植根于其單向性和對立性，戰略性慈善要恢復企業的經濟沖動與慈善文化之間的張力，使捐款的高效率性成為企業慈善捐贈的重要激勵，在戰略性慈善思想的指導下實現企業經濟理性與倫理價值的統一。

    民營企業的狹隘義利觀慈善主要從投入產出比、企業聲譽、市場競爭、免稅待遇的角度進行考量，是民營企業的單次行為，不具有長期性。而戰略性慈善是通過民營企業的捐贈等方式，旨在將社會獲益和企業發展相結合的一種慈善行為，具有戰略性、主動性、長期性、互利性，推動民營企業（家）基金會向主動化、長期化化的道路發展。

    大量研究和實踐證明，戰略性慈善能顯著提升企業的財務績效，增強消費者的認可度和忠誠度，提高企業聲譽資本，獲得政府和立法機構的認同，這些無形資本有利于提升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第三，行為在發生變化，從個人捐贈行為到組織化運作，并向平臺型發展。

    企業自發對受助對象或借助較大的公益慈善平臺型機構對受助對象進行捐贈或幫助，如定點扶貧或助學，直接幫助困難群眾等，這是中國企業從事公益慈善事業的最普遍模式。多數民營企業家通過中華慈善總會、光彩事業促進會等各大倡導型公益慈善平臺向社會捐助善款。

    企業已經從最初的被動承擔社會責任轉變為通過主動承擔社會責任、創造共享價值，來實現企業的可持續、良性發展。民營企業建立公益慈善管理專業部門，實行項目化運作，公益慈善活動更有計劃性和目標性，大額捐捐贈成立的基金會和慈善信托逐漸出現，民營企業家從事慈善事業的決心和信心不斷增強，民營企業（家）基金會從資源的單純投入者、提供者逐步邁向社會創新的推動者和引領者。

    基于當前移動互聯網技術的發展，企業的發展越來越需要成為經濟網絡中的平臺和結構洞。諸多民營企業的基金會在發展中，有效的利用了發起企業的經濟平臺作用，發揮企業在現金管理、資源投入、產品設計和建立合作伙伴關系等方面的特長，將公益慈善融入到企業的業務平臺、消費者的消費行為之中，與公益組織的理念、動機、社會技術有效結合。

    民營企業公益慈善需要更多服務支持

    針對民營企業公益慈善發發展態勢，調研報告建議：

    一要強化平臺建設。依托統一戰線優勢，建立民營企業基金會協同行動平臺，推動民營企業基金會橫向聯合、縱向發展，實現基金會與其他社會組織合作的匹配性、互補性、針對性、關聯性和有效性。

    二要加強思想引導。高度關注民營企業家慈善捐贈的特征，順應其發展的內在要求與規律特點，“致富思源，富而思進”，推動我國民營企業家樹立正確的財富觀和慈善觀。

    三要加大服務支持。幫助民營企業家基金會做好自身建設，尤其是基金會的培育機制，對初創期的民營企業基金會給予政策、場地、資金、稅收減免等扶持；引進外界專家資源，召開專題培訓，推動各基金會向專業化發展。

    四要加快政策創新。通過訴求反映，推動現有政策障礙的解決和更完善、更有效的實施措施出臺，如允許股權捐贈設立企業基金會，推動以“基金會+慈善信托”方式培育大型家族基金會的發展，以《慈善法》為依托開展慈善信托試點等。

    ■ 見習記者 張龍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