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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絲邊眼鏡，深色系、偏職業化的著裝一直是佟麗華的“標配”；略顯清瘦的身材，還有與他與實際年齡不大相符的蒼老——47歲的他，頭發已經大半花白。

    1999年，佟麗華創建中國第一家兒童保護法律機構——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該中心成立近20年來，組建了有8000多名律師參與且遍布全國的未成年人保護志愿律師協作網絡，為眾多未成年人提供了免費的法律幫助和公益支持；佟麗華先后承擔國務院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民政部、教育部等機構委托的重大課題，接受有關部門委托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北京市未成年人保護條例》等修訂草案，是近年來中國兒童保護立法政策的主要參與者和推動者；當年他創辦的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目前是中國兒童領域在聯合國唯一具有經社理事會特別諮商地位的社會組織。

    《公益時報》對佟麗華的采訪圍繞著未成年人保護工作展開。幾天前，佟麗華發表題為《建議黨中央成立未成年人保護委員會，嚴查疫苗事件》的署名文章，呼吁政府部門將未成年人保護工作列入國家發展戰略，歸入重點工作部署范疇。

    “如果我們的下一代垮了，這個國家也就沒有希望了——這絕非危言聳聽啊！”采訪中，佟麗華不止一次地表示。他說，以自己多年兒童保護工作的積淀和觀察來看，當下中國未成年人保護工作任重道遠。

    六大威脅兒童健康成長癥結

    《公益時報》：你認為在當前的社會發展現狀下，中國未成年人在成長過程中面臨哪些嚴峻的現實問題？

    佟麗華：根據近幾年來的觀察和調研，我覺得目前中國未成年人群體有六大較為顯著的現實問題。

    一、未成年人人口在明顯減少。盡管中央已經意識到這一問題的重要性，從2016年初采取了全面放開“二孩”的政策，但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7年我國全年出生人口和人口出生率均下降，相比2016年，少出生人口63萬，人口出生率下降0.52‰。在可預見的未來，老齡人口所占總人口比重將繼續增加，未成年人口所占比重依然會下降。簡單說，我們的孩子在不斷地減少，那未來誰來建設這個國家？誰來贍養和支撐日益增多的老年人？

    二、未成年人身體素質堪憂。根統計顯示，我國青少年體質連續二十多年下降，肥胖、“豆芽菜型”孩子和近視孩子數量在急劇增長。從多方面綜合來看，我國未成年人群體的身體素質令人堪憂。

    三、兒童娛樂休閑空間嚴重匱乏。現在很多家長和老師都叫苦不迭，說孩子們沉迷網絡已經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這當然是一個嚴酷的現實問題。但與此同時我們也要站在孩子們的角度想一想——放了學沒地方可去，沒有豐富有趣的放松娛樂空間，想踢球也沒有場地，那能去哪兒？似乎除了拿起手機玩游戲，他們能夠選擇的也實在寥寥無幾。

    中國當下的城市規劃和城市建設過程中，最大的缺陷就是缺乏孩子們嬉戲玩耍的地方，他們沒有地方可以去釋放天性、舒展身心，我們沒有給他們留出這樣的活動空間。這說起來是一種悲哀，也完全不是危言聳聽——如果我們的下一代垮了，這個國家是沒有希望的。

    四、困境兒童成為邊緣的一代。伴隨城鎮化的發展，不可避免出現了大量留守兒童和隨父母進城務工人員的子女，他們普遍面臨著缺少關愛、權利容易受到傷害、容易走上違法犯罪道路等問題。未成年人輟學甚至義務階段輟學的問題比較嚴重，有些地方上報的義務教育鞏固率并不準確。很多地方都暴露出一些惡性案件——13、14歲的孩子，有的殺人，有的介入幾十起詐騙或盜竊案件，在發案以前，我們竟然對這些過早輟學、劣跡斑斑的孩子無可奈何。而因貧困、自身殘障、遭受家庭暴力、父母不認真履行監護職責等原因陷入困境的孩子成長則面臨更多挑戰。這些孩子本來是國家未來發展最寶貴的財富，但他們的成長受到忽視，不僅自身出現各種問題，也很容易發展成為社會的叛逆力量和不安定因素。

    五、侵害兒童權益的案件挑戰社會道德底線。雖然近年媒體報道了很多家庭暴力、校園欺凌及暴力、性侵等嚴重侵害兒童權益的案件，但這只是冰山一角。我國還沒能構建一套科學的發現、報告、處理、關愛和服務的機制。那些進入司法程序、被公開報道的案件，由于缺乏配套、專業的關愛和服務，受害孩子也承受著各種壓力甚至屈辱，有些出現反社會人格。

    六、互聯網時代使兒童保護更加復雜。互聯網的快速發展明顯給兒童帶來了新的傷害。內容上，暴力、色情、仇恨語言、種族言論等本身就是對兒童的傷害；以網絡為媒介的傷害，比如跟蹤和散布個人隱私或信息、網絡欺凌或騷擾等；依托網絡媒介的違法犯罪，賭博、非法下載、黑客、網上欺凌、制作或上傳色情信息等；兒童沉迷網絡是另一個新的問題。伴隨互聯網的快速發展，未來網上對兒童的侵害將更為普遍。

    《公益時報》：互聯網的迅速普及對當下兒童保護工作來說意味著什么？

    佟麗華：互聯網不僅憑空增加了一個新的世界，而且使現實世界的兒童保護更加復雜，不論是暴力、色情、仇恨等內容，還是網上欺凌或跟蹤個人隱私，都延續到了現實世界，刺激了更多現實世界的侵害事件，使現實世界的兒童保護更加艱難。所以不僅是虛擬世界的問題，而且是現實世界與虛擬世界互相交融的問題。

    就此而言，當前我國未成年人保護工作面臨的挑戰和壓力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更加沉重和嚴峻，給下一代的培養和教育帶來的沖擊也是史無前例的。尤其是在目前我們線下的未成年人保護體系尚未建立健全的情況下，眼前又有一個全新的虛擬世界在日益壯大和發展，以何托底呢？以前我們會教育孩子們說，“陌生人搭訕不要理會，不要隨意給陌生人開門”等。但現在很多孩子都有手機，換句話說，陌生人如今就在孩子身邊，就在你自己的家里。以前我們覺得把孩子“看住”就足夠了，現在你已經不可能“看住”孩子，基本上處于失控狀態。

    未成年人保護工作難創佳績

    《公益時報》：這些年我國未成年人保護工作一直在推進，政府部門也在抓，效果到底怎么樣呢？

    佟麗華：客觀地說，最近幾年，我國未成年人保護工作取得了很大發展，國務院就留守兒童、困境兒童發布了專門政策，司法機關與民政部門配合，在未成年人性侵、家庭暴力、監護人侵權等領域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但問題也是非常嚴峻的。當前我國與未成年人保護相關工作分散在各個不同的部門，缺乏有效協調，政策碎片化，工作中各自為政；從人力、物力和財力等方面資源的投入來說，也是遠遠不夠的。導致這種局面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缺乏強有力的綜合協調機制。

    目前，我國與未成年人保護相關的綜合協調機制主要有兩個：一是各級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這是政府負責兒童事務的議事協調機構，從國家級到縣級均設有辦公室；另一個機制是未成年人保護委員會及其辦公室，各地主任由政府負責人擔任，其成員單位一般也包括民政、教育、公安等部門，但國家級沒有未成年人保護委員會。當前這兩個未成年人保護綜合協調機制日常工作分別由婦聯和共青團負責。

    《公益時報》：為什么你認為從國家權力配置的角度來說，讓群團組織協調黨委、政府及司法機關的工作并不科學；從實際情況來看，也難以真正發揮協調作用？

    佟麗華：在當前我們的未成年人保護工作協調機制存在困難的背景下，國家并未強化綜合協調機制，而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如此一來的效果就可想而知。國家重視打拐問題，就建立打拐協調機制，目前在公安部；國家重視校車問題，就建立校車問題協調機制，目前在教育部；國家重視留守兒童問題，就建立留守兒童問題協調機制，目前在民政部……按著這種思路，如果真的重視未成年人保護問題，那么要建立十幾個相關協調機制。而問題是，這些協調機制的辦事機構建立在相關負責的部委，作為平級單位，盡管國家賦予了其協調職責，但其協調的力度還是非常有限的，因而也達不到預期的效果。

    黨中央直管未成年人保護工作

    《公益時報》：你建議成立一個由黨中央直管的未成年人保護委員會，大家也會因此產生疑問——它跟原來的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是什么關系？會不會導致資源配置方面的重復和浪費？

    佟麗華：政策層面的設計是絕對不能拋開國情現實去空想臆斷的。我做了20年的未成年人保護工作，參與了這個領域絕大多數的立法層面的改革，了解兒童保護工作在現實當中存在的實際問題。

    現在國務院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的辦公室設在婦聯，人力物力都有限，而且最關鍵的問題在于法律對其明確的授權遠遠不夠。我覺得如果黨中央直管未成年人保護工作委員會，其實從制度上解決了這樣一個問題——國務院下屬的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更多協調的是政府系統的婦女兒童保護工作，但從黨中央層面設置的這個未成年人保護工作委員會，解決的是立法問題、政府問題、司法與監察問題。一個是統管全局的大方向，一個是具體細則的落實。把未成年人保護工作納入黨的領導之下，以集中各種優勢來夯實和加強我們的未成年人保護，這樣的建設架構其實是值得我們期待的。

    在此，我鄭重建議中央高度重視未成年人相關問題，將其提升到國家發展的戰略高度，成立中央未成年人保護委員會，全面加強和改善我國當前的未成年人保護相關工作。

    對于一個國家而言，最大的、最寶貴的資源是什么？我一直在說，不是高樓大廈、不是鐵路、不是礦產資源，而是“人”。一個國家未來最大的競爭優勢始終在于人。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我認為應當把對下一代人的培養放在國家戰略高度。而從兒童保護這個角度來說，我們也一定要加強黨的領導。兒童保護工作關系到國家民族復興、關系到國家長治久安、關系到國家戰略發展——這是一條顯而易見的國家發展生態鏈，我們的孩子健康成長與否決定了國家的未來。

    ■ 本報記者 文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