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社會工作誕生于何時？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學者認為，近代中國社會工作的起始時間應該是北京社會實進會成立，即1912年；有的學者則認為，1922年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的成立，標志著社會工作在中國的發軔。但無論是北京社會實進會的成立，還是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的成立，都離不開一個關鍵人物：約翰·步濟時（John Stewart Burgess, 1883~1949）。

    步濟時在北京基督教青年會 

    步濟時于1905年畢業于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哲學系。在普林斯頓大學讀書期間，他是學生志愿海外傳教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后來，在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系學習期間，他曾以紐約華人的業余生活為研究內容撰寫了碩士論文，由此可以看出他對中國的興趣。1909年，步濟時受到普林斯頓大學駐華同學會的委派，以傳教士的身份來到北京基督教青年會工作。

    20世紀初，中國國內政治時局動蕩，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滲透不斷改變著中國傳統的經濟生產方式。步濟時曾在文章中寫道：“各種跡象表明，中國傳統的家庭系統正在瓦解，行會對警察和當局的影響正在漸漸消失。”總之，當時的中國社會正在發生巨大的變遷。20世紀初的北京，乞丐、失業工人、貧民眾多，經濟蕭條、衛生條件差、社會問題嚴重。而類似問題的涌現正是西方社會工作產生的背景，由此可知，中國當時的社會環境為中國社會工作的誕生創造了土壤。步濟時認為，組織學生思考社會變革、尋求社會進步，開展慈善事業救濟貧民、啟發民智，聯合社會各界力量提供社會服務等活動，能夠成為改變當時中國社會狀況的積極行動。

    北京基督教青年會籌建于1906年，正式組建于1909年。盡管北京基督教青年會在各個時期的活動內容不盡相同，但其目標是明確的，即通過德、智、體、群四育活動，服務社會、改造社會。致力于服務社會、改造社會的北京基督教青年會，成為步濟時在中國開展社會工作的首個平臺。

    在北京基督教青年會，步濟時主要負責學生工作。工作中，他接觸了大量的中國學生。他發現，身處中國大變革時期的學生思維活躍，充滿愛國主義熱情，關心社會并希望為改造中國社會盡一份力量，這使他對中國的未來抱有極大的信心。為了盡快使學生投入社會服務工作，1912年10月6日，在步濟時的主持下，來自北京3所教會學校和3所官立學校的40多名學生組織成立了北京學生團社會實進會。它是北京基督教青年會的附屬機構，是青年會學生部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宗旨是“聯合北京青年學生，從事社會服務活動，以實行社會改良”，“實際上扮演了城市社區服務中心的角色”。

    在步濟時看來，當時的中國并未形成典型的社區。他所看到的舊中國，由大量的相互依賴、自給自足的團體構成，它們之間的聯系非常松散。社區的缺失直接導致居民缺乏社區精神。于是，他開始思考：“能不能使普通人民以社會公益為懷，明白合作方法，共同謀求社會之需要？”

    找到了產生問題的原因及相應的對策后，步濟時以北京社會實進會為平臺，將學生們改良社會的熱情和社會服務工作結合了起來。他們在居民聚居的“社區”中開辦貧民夜校，進行演說，開展慈善事業，進行舉濟活動。這些社區活動在減少文盲數量、改善居民生活、培養社區領袖、增強居民歸屬感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盡管中國一直有慈幼、養老、帳窮、恤貧、寬濟、安富的傳統，但是科學意義上的社會工作誕生于歐美，是一門新興事業，20世紀初期的中國對這種新的工作方法知之甚少。針對這一現實，北京社會實進會交際部請來中外著名專家學者發表演講，介紹社會服務理論和實踐經驗；介紹社會工作，特別是美國學生開展的社會服務。另外，聘請國內知名人士就社會服務、社會改良和增進福利等問題介紹經驗，并專門成立了社會服務研究會，由專家學者介紹科學的社會服務方法和研究方法。這也為步濟時后來在燕京大學建立社會學系、開設社會工作專業埋下了伏筆。

    為了了解當時北京的社會狀況、了解居民的真實需求、從而更有針對性地為當地居民提供服務，步濟時在1918年組織學生協助北京基督教青年會干事甘博在北京進行了全面的社會調查。最終，他與甘博利用調查所得數據寫成了《北京的社會調查》一書，于1921年在紐約出版發行。這本書是第一本正式出版的關于東方城市的社會學著作。這本著作不僅提供了關于北京當時人口、地理、健康、教育、商業、貧困和慈善事業等社會狀況的詳細數據及圖片，也在字里行間展現出兩位作者對于中國社會服務事業前景的樂觀態度。他們確信，“一旦社區服務廣為人知，一旦形成明確的實施方案，北京乃至全中國會有大批民眾渴望團結起來，投身到富有建設性的社會工作中”。由此可以看出，步濟時倡導的社區服務工作已經在當時的北京產生了實質性的影響。

    步濟時在燕京大學

    1922年，步濟時主持創建了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筆者認為，步濟時之所以欣然接受燕京大學建系的邀請，主要出于以下兩點考慮：

    一是培養社工人才。在《北京的社會調查》一書中，作者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按照中國人的傳統想法，貧民院只是一個將赤貧的人集結在一起，使其免于凍死或餓死的地方。但是北京新成立的社區服務團的目的不限于此，它希望那些貧民在接受幫助之后能夠自謀生路、自立自強，也就是社會工作者常說的助人自助。這個服務團體聘請了一位心地善良、以博愛為懷的牧師，但是這位牧師對怎樣建設性地幫助貧民卻缺乏足夠的經驗和知識。最終，兩位作者得出這樣的結論：在中國，根本找不到適合這一職位、訓練有素的社會工作者。由此可見，步濟時迫切地希望培養具有專業技能的社工人才來提供更有建設性的服務，不僅為困難群體提供解決燃眉之急的生活必需品，還能以一種接納、尊重的態度對待受助者，充分發掘受助者潛能，恢復受助者的社會功能。

    二是擴大青年人的影響。當時北京的人口超過81萬，其中，前來求學的人口所占比重并不小，這些人在北京生活幾年后就會返回家鄉。在步濟時看來，中國當時正在從事第一輪新型社會工作的實驗，因而在北京的工作有可能影響到這個國家整個未來的政策。他認為，“青年人，特別是學生將成為國家未來的領導者，如果能向他們實際演示最優秀的社會工作，那么中國就可以避免重復西方國家的許多錯誤和代價昂貴的教訓”。步濟時把學校教育看做培養未來社工人才的基地，希望中國的學生可以具備社會工作者的情懷，采用專業的工作方法，以一種循序漸進的方式改變當時中國的社會面貌，帶領中國走上一條不同于西方國家崛起的道路。

    自從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建立以來，步濟時帶領一批優秀教師為社會工作教育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1925年，燕京大學社會學系更名為社會學與社會服務學系，開設個案工作、團體工作、社會行政、精神健康社會工作、社會福利等課程，培養了中國第一代社會工作者，中國的專業社會工作教育正式開始。1927年，該系專為社會服務機構擔任職務者添設了社會服務函授課，下學年又與燕京大學宗教學院合辦社會服務速成班。到20世紀20年代末步濟時返回美國時，社會學系的課程已擴充為理論社會學與人類學、應用社會學、社會研究、社會工作及實習等5組，學生可分別獲得理論社會學學士學位、應用社會學學士學位、社會服務工作證書或社會服務工作學士學位及證書。

    1930年，許仕廉任燕京大學社會學與社會服務學系主任，開始增聘教師、增加社會服務課程，先后聘請我國著名教授和學者多人。主修社會服務工作的學生，在4年學習期間必須實習1年，滿16學分才能畢業。社會服務工作教學注重參觀、訪問、實地調查，指導學生走出課堂、深入社會、接觸實際，在社會實踐中發現社會問題，學習社會服務工作方法，鍛煉社會服務工作能力。盡管已經過去了100多年的時間，當時社會工作專業課程的設置、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培養方式已經非常科學、合理，是當今社會工作教育的典范。

    自社會工作教育在燕京大學起步之后，復旦大學、上海大學、東吳大學、南京金陵女子學院等多所大學相繼開設了與社會工作有關的課程。職業教育是職業發展的前提，步濟時在社會工作教育方面所作的努力為中國社會工作職業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步濟時眼中的社會工作

    不同的學者對社會工作有不同的定義，以傳教士身份來到中國工作的步濟時在為社會工作下定義時，不可避免地采用了宗教的視角。他將社會服務工作概括為“人們計劃并且完成耶穌基督專門為社會較低層所做的每一件事。這里所說的社會較低層應當包括依附于他人的人、身心有缺陷的人、有過失的人、非常貧窮的人和無知的人。為他們所做的事情包括對他們的救濟工作和改變他們的現狀以避免其遭受苦難的所有努力，還有道德和社會改造的特殊工作，即改變人們有害的習俗和習慣，消除其無知，提供有益的、健康的娛樂以及完美的、有幫助的社會關系”。通過定義，步濟時闡述了自己所理解的社會工作的服務對象、社會工作者的職責、社會工作的最終目標。這在當時為有志于改造中國社會的青年人以及其他進步人士提供了努力的方向。

    另外，針對社會工作者具有哪些品質才算得上一個成功的社會工作者，步濟時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成功的社會工作者往往是無私的，對任何條件或任何狀態下的人都感興趣，不抱偏見，相信人的能力，科學、準確地觀察和記錄，希望并相信人類親善友好，相信新的社會秩序一定會到來。由此可以看到，在步濟時眼中，社會工作者既需要具備獨特的價值觀，也需要具備科學的工作方法。步濟時生活的年代是西方科學的社會工作起步不久的年代，他對社會工作理念的把握和發揚不僅助推了中國社會工作的發展，也對西方社會工作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據《中國社會工作》）

    ■ 趙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