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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精神病人合作做面包？這聽起來像是一件瘋狂的事情，但在位于北京東五環(huán)外蘇墳村的北京朝陽區(qū)精神病托管服務中心（以下簡稱“托管中心”），里面的病人會制作各式各樣的面包，法棒、牛角、桂皮卷、面包圈、火鍋面包……這些面包，會在北京的使館學校或外國公寓售賣。

    托管中心常年有200多名病人，他們之中大部分是精神障礙者，托管中心選出幾名病情穩(wěn)定、具有基本社交能力的患者，培養(yǎng)他們成為面包師。

    在坊間，精神病人有時也會被不禮貌地喚作“瘋子”，他們索性就把自己制作的面包稱之為“crazy bake（瘋狂面包）”。

    做面包，也為他們接觸社會打開了小小的缺口。托管中心主任楊云和面包師們都希望，讓他們有機會像手中的面包一樣，融入人群。

    味道“好極了”

    托管中心穿白衣服的，除了穿白大褂的工作人員，就數(shù)面包師。

    9月4日早晨7點多，面包師李光景（化名）走出病區(qū)，換上潔白的廚師服，廚師帽立在頭上，一身利落。

    前一晚，大廚呂文海已經(jīng)和好面，面包師們今早負責揉面、做造型、烘焙，再給做好的面包貼標簽。

    做面包本是托管中心的一項康復項目，在此之前，李光景還種過菜，學過電腦，練習英語口語，但只有做面包堅持了下來，也只有做面包的康復效果最好。

    最早提議做面包的，是來自瑞士的伊萬和德國的娜塔沙兩名女志愿者。伊萬曾在國外做過心理醫(yī)生，和精神病患者有過長期接觸，娜塔沙跟隨在華工作的丈夫做家庭主婦。她們兩人曾帶著病人一起種菜，因為種菜受季節(jié)限制，她們希望全年能給病人找點事做，提議教病人做面包。

    伊萬回憶，十多年前，她看到這些病人都是一種沮喪的狀態(tài)，“他們沒有希望，在自己的生活里看不到任何改變，所以我覺得我必須幫助他們。

    她下決心創(chuàng)辦“瘋狂面包”，“讓他們看到希望，讓他們知道有改變的可能性。”

    托管中心主任楊云還記得，她把做面包的想法告訴病人時，人人都打起了退堂鼓，“大家說的最多的是，我們在家連飯都不會做，做面包更甭想。”

    托管中心負責康復工作的王康樂能理解這種退卻，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往往社交能力衰退，生活懶散，情感淡漠，“如果能組織他們一起做面包，會調(diào)動他們各方面的能力，是很好的康復項目。”

    李光景、趙大寶（化名）和姜曉輝（化名）三人最早同意參加做面包。經(jīng)過病情評估，以及征得家屬同意，他們都成了托管中心的面包師。楊云把一間會議室改造后，“瘋狂面包”項目就算成立了。

    李光景還記得第一次做面包的時候，自己揉面不知道怎么用力，手一直哆哆嗦嗦，“常人”用一天，他學會用了快倆月。趙大寶也是，今天剛學會了怎么捏圓圈，第二天就全忘了，還要從頭學。病人一直學不會擰麻花，就用毛巾來練習。廚師呂文海挨個指導，從擦桌子掃地到揉面，直到第一爐面包出爐的時候，所有人都記得當時的味道，“好極了”。

    14年來，面包師們來來去去，有的被家屬接走了，有的發(fā)病做不了，只有最初的李光景、趙大寶和姜曉輝堅持至今。

    誰會買精神病人做的面包

    除了“學藝”艱難，大家更大的擔心是，就算面包真做出來，誰會買精神病人做的面包？

    “我們不停地推銷面包，但讓別人吃我們的面包很難，人們說他們不想吃面包，因為要減肥。實際上我認為最大的原因是做面包的人是精神病人。”在一次訪談中，伊萬說。

    好在一些使館學校、國際學校、外國公寓里的老外，成了“瘋狂面包”預訂和零售的大客戶。

    李光景回憶，第一次出門去賣面包，他害怕跨出這道紅色的鐵門，“精神病人做的面包，會有人買嗎？萬一被人嫌棄怎么辦？”

    好在初戰(zhàn)告捷。在外國公寓賣面包時，他們帶著自制的廣告牌，上面寫著，“我們是來自托管中心的精神病人，這是我們做的瘋狂面包，歡迎品嘗”，他們感嘆老外對“瘋狂面包”的熱情，面包很快就售罄。

    不過讓李光景最傷心的，還是人們對病人身份的誤解。有一年圣誕節(jié)，外國志愿者幫他們聯(lián)系到一家外企，外企年會結(jié)束后，壓軸的節(jié)目就是外企老板推銷李光景懷里的面包，李光景還記得那是小人造型加了葡萄干的面包，面包師們用禮品帶扎好，絢麗的燈光下，中國雇員們很快把面包搶購一空，可年會結(jié)束的時候，眾人散去，留下了滿桌的面包。

    跟李光景相比，楊云遭受到的冷眼更加直觀，她組織病人出游，大巴車租不到，公園不讓進，只在公園門口合張影就走了，就連上廁所也被拒絕。

    對于這些，楊云不愿意稱之為歧視，更愿意理解為誤解，“是外界不了解精神病人，我們不能要求外界怎么樣，就從自身來改變，比如出游少帶人多批次地出去。”

    “我們是一個團隊”

    對于李光景、趙大寶、姜曉輝三個人來說，現(xiàn)在做面包算是手到擒來。趙大寶將面餅搟成一張圓餅，用小刀把餅飛快地切成八個角，眾人一人捏一個角，用手盤出牛角的形狀，李光景燒開一壺水，放入小蘇打，把牛角放水里一焯，撈出來，女面包師劉俊（化名）控水，碼進烤盤，姜曉輝接過烤盤，放進烤爐烘焙。十幾分鐘后，幾人通力合作的牛角面包就出爐了。

    每個面包師都分工明確，做桂皮卷的時候，有人揉面，有人研磨桂皮粉，有人搭造型，有人碼盤，有人烘焙。

    “我們是一個團隊，我們都是戰(zhàn)友，沒有誰能一個人就把面包做好。”李光景一直強調(diào)，這是團隊合作的力量，仿佛讓他重拾當年開公司的感覺。

    但還是出了一點小岔子。首先是劉俊的廚師帽找不到了，呂文海讓她仔細想想，還是想不起來，楊云給她找了一個頭套代替。做瓜子面包的時候，烤盤上要刷一層植物油，劉俊差點刷成了黃油。她歉意地笑笑，“腦子有點暈，還沒適應過來。”

    偶爾也有返工的時候。有一次面和的不合適，烤出來的面包不成形狀，面包師們討論怎么辦，最終贊成返工，“雖然我的身份是病人，也可以糊弄一下，說我吃著藥呢就那樣得了，但我不想湊合砸自己的牌子，要有擔當。”李光景說。

    上午10點半，歷經(jīng)三個小時，面包師們的勞動成果是做出了6種口味的118個面包。這些面包被裝進特制的包裝袋，貼上“瘋狂面包”標簽，除了幾個是德國使館學校老師預訂的，其余一百多個要在校園里零售。

    半根蠟燭的價值

    11點20分，北京亮馬橋附近的德國使館學校的一批學生下課，李光景三人在明亮的教學樓大廳擺好桌椅，售賣面包。他們在這里賣面包已經(jīng)十多年，允許“瘋狂面包”來校園零售，是這家學校的一個公益活動。

    一些學生迅速圍了過來。李光景英語好，他負責介紹crazy bake，他有時候會盡力避開與瘋有關(guān)的解釋，“crazy其實還有時尚的意思。”姜曉輝收錢找零。學生來自世界各地，姜曉輝指著一個大孩子說，他從念小學就來買面包，現(xiàn)在都讀高中了。

    李光景喜歡出來賣面包，這里就像是一個小窗口，讓李光景走出鐵門，離人群更近了一點。

    下午兩點多，100多個面包只剩下4個桂皮卷，一共賣出了600多塊錢，姜曉輝小心翼翼把這些錢鎖進盒子里。

    呂文海說，因為暑假，加之托管中心面臨搬遷，面包房已經(jīng)停工三個月了。許多學生不知道他們今天來賣面包，很多沒帶錢，一名小姑娘甚至要用自己的一罐糖果來換一個面包。若在以前，姜曉輝會把沒賣出去的面包送給這些金發(fā)碧眼的小孩，“后來家長找到我們說，不能免費給小孩面包吃。”他至今感嘆老外的教育方式跟中國人如此不一樣。

    面包房給托管中心帶來了可觀的收益，14年來，他們用面包換了一臺冰箱、兩臺洗衣機、三臺空調(diào)、200個收納箱和100把椅子，還為200多個病人更換過幾輪床上用品。除此之外，每個面包師每月會有三四百元的薪水。

    “自己還有一點用處，不是待著沒用的。”趙大寶對這筆收入很欣慰，他打算攢一部分錢，給母親買一份禮物盡孝。

    李光景找到了存在感和價值感，他坦誠自己身體有點毛病，但特別愿意跟常人交流，“尤其當別人買完面包，那種鼓勵你的眼神，帶給你陽光的眼神。我們趕不上整根蠟燭，但半根蠟燭也愿意，為了光明，燃到最后。”

    變化還不止這些。托管中心主任楊云覺得，堅持下來的病人，他們的社交能力、處理個人事務的能力都在變好，“犯病”的次數(shù)也變少了。

    楊云試圖讓托管中心連接外界的窗口更大一點，她找過知名的面包連鎖品牌門店談合作，找基金會談贊助，自己工商注冊面包店，但都失敗了。

    不過楊云仍然希望，有那么一天，人們渴了累了，走進大街小巷或?qū)懽謽抢锏囊唤牵苡芯裾系K者烘焙的面包，研磨的咖啡，一切往來如常。

    （據(jù)《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