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兩間辦公室的租金一個月就得差不多兩萬，再加上其他亂七八糟的開支，生存壓力還是不小的。但我這個人就是這樣——認準了的事，再難也要干！”10月18日，壹陸管理咨詢（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壹陸咨詢”）首席咨詢師李鵬告訴《公益時報》記者。

    壹陸咨詢成立于2016年6月，發起初衷是為基金會提供專業的咨詢和管理服務，也就是如今業內所稱的“基金會托管”。走過兩年四個月后，李鵬說“酸甜苦辣，五味俱嘗”。為了防止工作過程中壓不住自己的火爆脾氣而“憋出內傷”，李鵬說現在每天口袋里都揣著速效救心丸。

    “有那么嚴重？”

    “你來實地跟一段時間我們的工作就知道了。”李鵬笑著說。

    嚴格來說，壹陸咨詢并非是李鵬首次試水基金會托管。

    早在2016年5月，《公益時報》便以“中國出現首家‘全托管式’基金會”為題，報道了時任“益聯盟”總干事的李鵬與北京夢無缺慈善基金會簽訂全面托管協議，將該基金會“行政”、“傳播”、“信息化”、“財務”、“秘書處”五個基礎部分全面接管，成為基金會受委托方，幫助基金會全面運作一事。

    “后來呢？”

    “后來發生的事超出預期，很多美好的設想無法一一實現，運作方式想法不合，股權分配意見相左，太難搞……我又不想放棄，就只能硬著頭皮、自立門戶繼續往前走了。”李鵬有些無奈。

    《公益時報》記者希望李鵬能就“基金會托管”分享一些真實具體的案例，以便行業同仁了解參考。

    李鵬搖頭：“還是算了吧！一則要為客戶保密，二則有些例子現在拿出來說太‘刺激’，不好。我已經想好了，我再好好干那么幾年，把這里面的事都吃透了理順了，肯定要出一個類似‘基金會管理服務報告’之類的東西，把所有值得學習警醒的內容都分享給大家！這也是我的一個心愿。”

    “那是否可以把你所了解的基金會分分類、打打包，給大家提個醒啥的？”

    “這個可以有。”李鵬又笑了。

    實踐認知：

    四類基金會的問題

    除了“壹陸咨詢首席咨詢師”，李鵬目前還擔任北京加速公益基金會理事長。李鵬進入公益圈已有十年時間。之前，他曾在商業圈干了很多年。他說，正因為熟悉市場規則并篤信產品的力量，自己才有信心把壹陸咨詢一步一步帶起來。

    在與各家基金會的業務交往和互動過程中，李鵬按照自己的理解將基金會分為四大類。這四類基金會發起背景不同、理念不同，因而各有特點，共同組成了今天的基金會生態圈。

    第一類：初心型基金會。這類基金會的創始人大多是白手起家或有過吃苦受累的經歷，而今成為財富的擁有者時亦不忘初心，愿意幫助像他們一樣出自寒門或貧困地區的弱勢群體。這類基金會通常十分低調，在傳播方面幾乎沒有需求，也不愿通過捐贈或慈善活動與政府對接關系。這類基金會往往會在微觀運營方面出現一些問題，比如說理事會怎么開、備案怎么做等等。但其價值觀和發展方向值得肯定。

    第二類：工具型基金會。包括企業發起的基金會、為社區治理服務的基金會、家族基金會以及一些老牌的NGO組織等。這類基金會發展到一定程度時亟待提升，比如當它發現組織需要資金池進行輔助和推動，就會借由外部第三方來幫助實施。

    第三類：平臺型基金會。這類基金會通常都是為了營造某個領域的健康良好生態而成立的基金會。比如南都基金會的主旨就是支持民間公益，阿拉善SEE是帶領企業家群體做環保。相較前兩類基金會，平臺型基金會更注重集聚有效資源，推動可持續發展。

    第四類基金會被李鵬戲稱為“朦朧型基金會”，而且他認為這種基金會基本上逃離不開“三大問號”——

    問號一：發起人、理事會在問：我們是誰？我們要干什么？

    問號二：政府管理機構在問：他們要干什么？

    問號三：社會公眾在問：你們要干什么？

    一言以蔽之，“朦朧型基金會”是非理性的存在機構，不懂公益機構的運作，甚至不知何謂“公益”。

    李鵬認為，這類基金會包括行業內俗稱的“僵尸基金會”、“植物人基金會”，即那些處于僵滯狀態的基金會。他覺得現有的約7000家基金會中一半以上都屬于這一類。

    “這四類基金會中哪一類最需要‘托管’服務？”

    “現在還不是哪一類需要、哪一類不需要的問題。問題是絕多大數基金會連基本的公益常識和運作規則都沒有一個清晰的概念。”李鵬發現，近年他們接觸的基金會客戶絕大多數對公益慈善的基本認知都存在盲區和誤區。由此，也引發了他對相關問題的深度思考——

    1、一家基金會發起成立之前的專業引導和有效認知在哪里？也許問題的本質都不是該不該成立基金會的問題，而是你要做的這件事情究竟該不該用公益的形式來體現？事實證明，很多情況下是發起人一拍腦袋就做了。

    2、在基金會成立之前，有些基金會發起方根本沒有嘗試學習和掌握相關的基本政策和法律法規，更談不上深入研究。他們覺得做基金會就跟做企業一樣，注冊成立之后的隨意性很大，想做，就動一動，不做就放那兒擱置著，甚至連必須的報稅都不知道。

    3、還有些基金會是情懷有余，準備不足。基金會倉促上馬之后，他們才發現運作公益項目沒那么簡單，各種內外部瑣碎事務無法應對，直到最后完全無力招架，自然也就慢慢萎縮了。

    綜上所述，李鵬認為，當前包括基金會在內的許多公益組織存在的通病是基礎教育相當匱乏，這不僅給基金會發展帶來很多障礙和風險，也成了行業整體進步的絆腳石。他說，雖然至今壹陸咨詢已服務百余家基金會，但在公益慈善基礎常識掃盲和普及這方面有需求的基金會至少是現在的5倍還要多，其中被咨詢最多的是財稅問題，其次是基金會的內部治理問題。

    “就是因為不具備自查自糾的能力，所以不到‘關鍵時刻’，這些基金會壓根都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問題。平時的提醒建議他們未必聽得進去，真到火燒眉毛才急了，帶著一大堆問題跑來扔給你。”這樣的狀況常常讓李鵬尷尬又被動。

    “在有限的范圍內，我們大多時候在扮演著‘基礎教育者’的角色，但我們機構容量畢竟有限，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既然是客戶交給我們的工作，那我們就要負責到底。但說實話，‘基礎教育’真是百分之百地牽扯精力，從商業角度去看，這是機構發展的一種包袱，但從解決社會問題的角度去看，我們是很有成就感的。”李鵬說。

    兩年多的基金會管理服務工作，一路走下來李鵬感觸頗深。在他看來，對于當下的中國基金會組織來說，首要任務是回歸理性，先把公益行業的基礎夯實，把公益圈生態的最上游清理干凈，路徑劃分清楚，管理責任到位。在行業基礎孱弱、尚需時日積累充實的情況下，不宜一味向高大上的模式靠攏——畢竟，飯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

    專家警示：

    孰“托”，孰“不托”？

    “基金會托管”業務需求這么大，目前我國相關法律法規對此有何規定？對基金會而言，哪些業務可以“托管”，哪些業務絕不可對“托管”起心動念？帶著這些疑問，《公益時報》記者采訪了北京致誠社會組織矛盾調處與研究中心執行主任何國科。

    “首先，‘基金會托管’這個名稱也并非特別準確。我國現行法律法規以及政策當中并無這樣的說法，所以嚴謹地說不能叫‘托管’，大概是業內人覺得這么叫簡單順口好記，慢慢也就叫開了。我覺得應稱之為‘基金會管理服務’或‘捐贈人服務’更嚴謹更準確一些。”采訪伊始，何國科就名稱的說法予以了更正。

    “有基金會人士問，‘基金會托管’是否等同于‘社會組織第三方外包’？”

    “絕不可等同。相關法律明確規定，基金會作為獨立的法人主體，有自己的理事會和運作團隊，要有專職的工作人員。如果你將這些東西都外包出去了，不符合現行《基金會管理條例》及配套政策的規定，民政部門是絕對不允許的。所以，如果一家基金會想把自己的整個管理體系乃至決策層都外包給第三方，那就是公然違法，一定是‘越雷池之舉’了。”

    何國科提到，基金會將整個機構托管給第三方也容易帶來法律風險，比如有基金會將整個機構交由第三方外包公司，第三方外包機構還持有基金會印章，理事會不能且不履職，如此下去，如若第三方公司拿著基金會公章招搖撞騙該如何是好？

    “那什么情況下基金會的業務才可以‘托管’、哪一部分可以‘托管’呢？”

    “如果有基金會想把秘書處以下執行層面的某些具體項目交給專業人士或機構幫助打理，比如請專業的財務人員或專業的法律顧問，這是可行的。或者某家基金會手頭有看好的項目，但不知如何操作。他們也可以請專業的第三方來幫忙運作，從項目策劃設計、組建架構、搭建平臺直至最后方案出臺等由第三方來承擔，基金會支付其一定的服務費用，這個也沒有問題。”

    采訪中，何國科還特別強調了基金會在籌款項目托管過程中可能會犯的錯誤。他告訴《公益時報》記者，基金會可以請專業籌款機構幫助設計籌款方案，可以幫助基金會運作籌款服務，但在此過程中不能以“若籌款成功給予對方多少比例的回扣和好處”為砝碼來促成雙方合作，這是違規的行為。

    “你不能說你幫我籌100萬，我就給你20%的回扣。這就違反了民政部2009年出臺的《關于基金會等社會組織不得提供公益捐贈回扣有關問題的通知》：不得在接受的公益捐贈中提取回扣返還捐贈人或幫助籌集捐贈的個人或組織。’這樣做的同時也違背了《國際籌款倫理》，不能借由為公共利益籌款之機，滿足個人私利。”

    何國科強調，基金會管理服務不允許進入基金會內部治理結構——這也是一道不可逾越的紅線。他舉例說：“這種情況下進入理事會就會涉及關聯交易問題，《基金會管理條例》中對此類問題早有明確規定。比如說我受邀成為某基金會理事或監事，那我就不能同時成為這家基金會的法律顧問。同樣的，如果我承擔了某基金會的管理服務外包，那么我就不能進入該機構的理事會圈層。”

    與壹陸首席咨詢師李鵬的看法一致，何國科也認為，目前絕大多數基金會并不具備此類問題的甄別和判斷能力，因而也無法分清此間差別和由此可能帶來的后果。這在一些由企業發起的基金會中尤其凸顯——有些基金會發起之初就認知淺弱、理念混淆，使命不清。一旦遇到難以化解的問題時，就會將希望寄托于第三方機構，繼而全權委托，甚至個別基金會打算將基金會交給公關公司運作，其中風險可想而知。

    “在理事會不履職的情況下，如果你所對接的第三方公司胡作非為的話，損害的就不僅僅是基金會的利益，而是整個公益行業和社會公眾的利益，這是由公益的公共利益屬性決定的。”何國科說。

    ■ 本報記者 文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