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08版）

    再一個，還是要增加直接金融，也就是債市。我們國家的企業債幾乎是零，比如今年新三板面臨著上海科創板的沖擊，科創板將來是注冊制，一注冊就可以上市，那么，這些新三板誰還去掛牌？新三板其中的一個用處就是作為地方性的債市，可以有承銷商承銷企業的債券，這樣便可以給一些不大不小的企業一些機會，比如：發一些地方性的債。當然還有一些其他的手段，可以解決中小企業貸款難的問題，但長效機制還是要做改革，不做改革沒辦法推，過去這20年，基本都是靠行政命令從背后推著銀行去做的。

    《公益時報》：過去大家對民營經濟的認識是伴隨著改革開放全過程，伴隨著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全過程。最早我們認為它是利己的力量，后來我們認為它是有益的補充，再到后來，我們認為它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有機組成部分，那么，你認為對民營經濟的理解還有沒有進一步深化的可能？

    姚洋：當然有可能，如果論對整個經濟的貢獻來說，城鎮的就業率民營企業提供了80%，剩下的20%很大一部分是政府就業，真正在國有企業就業的人占比相對較少。我覺得今后應該淡化所有制，不管是民營企業還是國有企業，沒有必要非要分得那么細，應該打破所有制的迷思。社會主義是不是一定要以國有企業為基礎，這個問題是可以討論的，我認為不一定！什么叫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可以有很多手段，比如稅收調節、政府再分配、政府投資、政府對老百姓更加關注等，這都可以實現社會主義，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的所有制就沒有必要去強調了。

    企業家精神的核心是勇于冒險

    《公益時報》：改革開放40年來，民營企業家對經濟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在社會公益領域也表現突出，比如精準扶貧領域。這也是企業家精神的一種體現。那么你是如何理解企業家精神的？

    姚洋：我覺得企業家精神最核心的就是勇于冒險，比如宋國青，他是芝加哥博士，他有個弟弟剛初中畢業，是做國際期貨的，結果他發現自己根本沒有弟弟賺得多，為什么呢？一個學者，擅長有很多的分析，不敢冒險，而他弟弟就敢冒險。企業家一定要敢于冒險，至于未來會是什么樣，拼搏了才知道，而學者都想去分析清楚。張維迎老師說，企業家就是“成者王侯敗者賊”，失敗的企業家大家都說他是騙子，然而他若是成功了就夸他真了不起。

    過去有一段時間，總有一種說法：中國企業沒有社會擔當，捐款太少。事實上，過去十年，企業在慈善方面的投入金額越來越高。我們國家的企業家捐款其實并不亞于美國，知名企業家捐款達幾十億甚至上百億，論這個比例，中國要比美國的企業家捐的多。當然，我們遠遠超過歐洲，歐洲根本沒有捐款的傳統，日本也沒有。企業家從以前的零零星星捐贈到現在系統性救助，通過慈善改變社會，已經不再像以前完全停留在“給錢”的層面。如今，企業家捐贈都強調有一個系統性的設計，通過捐款去改變社會行為的方式，創造一種模式，并且讓這種模式可復制，在某種意義上這是創造了新的社會管理和社會運轉的模式。

    《公益時報》：你覺得當下中國需要什么樣的企業家精神和擔當？如何引導他們發揮這種精神，如何引導他們積極解決社會問題？

    姚洋：我覺得我們最應該做的：第一，給企業家一個制度的保障，不能再把今年上半年的事情重演一遍，在制度上要給企業家足夠的保障，讓他們放心做企業；第二，企業家自己多交流經驗，互相提高；第三，針對中小型企業要提高管理能力，除了重視企業內部的管理外，中小型企業也應該關注國家的政策和方向。因此，中小企業應設立研究部門、規劃部門，研究國家政策以及把控整個行業的趨勢動態，也可將兩個部門放在一起。企業做到一定程度一定得有這樣的部門，有三五個專職人員，給公司做咨詢。如今，只有一些大型企業有這樣的部門，規劃研究部門的設立應該引起小企業的高度重視。

    《公益時報》：本屆中國公益年會將以企業家群體為主體，探討企業家的時代擔當和企業家的公益創新，你對這樣一屆公益年會有什么樣的期待？

    姚洋：我認為公益年會應該變成企業家互相交流公益經驗的一個平臺，公益的最高境界就是把公益做成企業戰略的一部分，這樣做公益就不累了。其實每個行業都可以找到自己做公益的方式，比如房地產可以側重做環境保護、節能建筑等，可以推廣和資助這方面的研究，這也屬于企業戰略的一部分，研究出來后既可以拿過來用，也可以降低成本。如果能夠通過中國公益年會鼓勵大家做這樣的公益，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