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其姿

    如果說西方近代歷史發展的主要特色是主權國家（nation-states）的興起，中國的近代歷史發展則應該是地方精英的壯大，不過這并不一定意味著他們對中央政權挑戰，其實大部分時候，地方精英與中央政權是相互依賴、相輔相成、雙方合作無間。地方精英在明清時期的壯大所帶來的主要影響之一是部分地方行政落實在地方，而社會救濟就是其中最主要的項目之一。地方精英在這方面的影響力無疑增加了，但是并沒有因此減低中央政權的力量。到18世紀末為止的明清時代的政治發展特點之一，就是這二者的同時茁壯成長。

    慈善家散財行善，古今中外都有，不足為奇。不過，從16世紀末開始，行善似乎空前的普遍，也得到前所未有的社會肯定。這在江浙地區的方志中可清楚看出。明末以來的方志，開始固定地、系統地記錄地方慈善家的活動，而“善人”這個古老的名詞在此時得到了新的社會意義。“善人”一詞的出現不會晚于宋代著名的《太上感應篇》，這本在明代極為流行之善書鼻祖這樣形容做各種善事的善人：“所謂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祿隨之，眾邪遠之，神靈衛之，所作必成，神仙可冀。”可清楚地看到其中主導之道教思想，及作善人主要為求長生的動機。

    自明末以來，人行善的動機可能仍差不多，但“善人”一詞已多了另一層“社會”的意義。1601年的《揚州府志》卷十八中即有“善人”的定義：“贊曰布衣韋帶之士，業不顯于當年而汲汲好行其德者，鄉所謂善人也。”在文集之中，我們也同樣可看到“善人”已成為一種特殊社會人，他們多數是“布衣”身份，而且往往有相當家財，但不以學問或為名宦而著稱，而因慷慨散財行善于鄉里而留名后世；明末清初之際與都市善人交往甚密的魏禧（1624—1681）對此詞亦有類似的解釋：“世之稱善人有二：謹肴行矜式閭里，所謂鄉黨自好者也。輕財樂施有功德于人，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二者操行不同，同歸于善。”

    在明末以來的方志、文集中，無數的墓志銘、行狀等都是為“某某善人”而寫，這種情形一直維持到清末民初期間，可見在明清時期，地方上有一定財富的人，為了保持或提高其社會地位，除了用傳統的策略外（即一方面投資于下一代之教育，期望他們有中舉當官的一天；另一方面，以經營土地或商業來維持家計），以散財行善方式得到地方社會的肯定，也成為日益流行的新策略。

    ……

    明清之際活躍于江南文人圈的魏禧，他就為不少“善人”寫傳。魏禧數游揚州，與當地名人頗有交往，他對其中之“善人”特別尊重，可能是由于他父親也以行善稱著之故。他為不少活躍在明末清初的“善人”寫了壽敘、墓志銘及紀聞錄等，從中我們可進一步看到這些善人的仔細背景。魏禧最欣賞的揚州慈善家應算吳自亮（1611—1676）與閔象南（世璋，1607—？）；這二人可說是明末至清中期善人的一種典型，兩人皆原籍安徽，年輕時家道中落，被逼棄儒從商，跑到揚州依從鄉里前輩販鹽，漸而致富，遂散家財以行善，因而著名于當地。且看原為崇禎末生員的閔象南如何白手起家：“遂走揚州，赤手為鄉人掌計簿，以忠信見，倚任久之，自致千金行鹽，累貲鉅萬。自是遂不復賈，歲入自家食外，余盡以行善事，故君年七十有二，筦財利數十年而產不更饒。”至于吳自亮，他從商的原因是其父從周（1591—1677）不善經營，“雖服賈四方，資不饒而好行其德”，因此吳自亮青年時代即覺得：“父母甘旨不具，多讀書何為？遂棄儒而業賈。”他行商的成就遠超過他的父親，家業大起，只是兩父子均慷慨行善，家財不曾累積，以致當從周比自亮晚一年以八十七高齡去世時，竟“囊無長物”，這可能是夸大之辭，不過卻也反映出吳家之遭遇與閔家極為相似。

    這兩位“閔善人”及“吳善人”的背景相當地代表了揚州及其他明清商業都市慈善家身世的特色；雖然他們主要的身份是富商，但是不能以單純商人視之，他們的先祖不乏曾中舉，甚至當過官的人，他們本身年輕時也多曾習儒，有的如閔象南更有生員的身份。他們成為成功的商人后，也往往要自己的子弟習儒，走上科舉之途。在他們的交誼網絡中，文人占極重要的地位，魏禧便是許多善人交往的對象。魏叔子文集中曾提到的主要善人的家世，包括閔象南、吳自亮、楊元卿、程休如、程文博、申大猷等，大部分反映了這幾個特色。何炳棣在40年前所寫的有關18世紀揚州鹽商的論文中，亦強調了商人與文人在揚州的錯綜關系。士商頻密交往的情形并非為揚州所獨有，而是明清許多大都市所共有的現象，此時科舉競爭激烈，在人口較密集及富裕的地區如江南，更是如此，家族如無雄厚的經濟實力支持子弟之長期教育，其子弟舉業之途將甚為艱辛，因此家族治儒兼經商已不為怪。

    這種背景并不單純的商人在清代社會扮演重要的角色，他們為了取得某種文化地位，往往投資在文化活動，如置圖書館、資助文社詩社等；而舉辦慈善活動，也屬于他們交際的活動之一。方志所記載的善會善堂贊助人、管理人往往并非全部皆真正透過科舉獲得功名的紳士，不少可能透過捐納而得功名。而這類“紳衿”當高級官員的機會較小，在地方上的名望，主要建立在他們對地方的貢獻之上，舉辦善會善堂自然是主要項目之一。商人透過財富能提升自身的社會地位，使得慈善組織在清代普遍化，尤其在商業較發達的都市中。

    終清一代，這些“善人”從慷慨行善中得到地方人士的表揚與肯定。他們是清代都市慈善機構的主要支柱，他們的重要性在清代前中期尤為顯著；他們行善的動機除了上文所述，受到激變中的貧富觀念所影響外，似乎還與他們的儒學背景有關系。

    善人們的先祖有的曾為儒吏，他們本人也不乏有生員資格的。不過，他們仍主要以務商為生，他們的行善，似乎是為了補償“棄儒”這痛苦的經歷，至少，這是魏禧對他們的了解。魏在書寫這些善人的傳記的字里行間，往往流露出對他們“棄儒”命運的同情，在上述閔象南、吳自亮等人的傳記中，我們都看到了魏的這種心態；在善人程文傅的墓表之后，另一文人張天樞題上一段，更清楚地表明了這種以行善來補償棄儒的心理：“世家子棄儒學賈，是最難關，是最傷心處。而學賈由于家貧，家貧由于廉吏。”而張天樞認為這個想法，就是魏禧為程寫墓表之“大頭腦，筆筆注意在此”。而導致家貧的“廉吏”與散財行善的“善人”在實際行動方面，也實在有極多可作比較的地方。如因先祖為吏清廉，使得家道中落，逼得子弟棄儒從商，那么這些發跡后的商人散財行善，甚至讓家財不再大量累積，就是模仿廉吏的行為，也是對他們不能真正當儒吏的一種心理補償，善人與廉吏，兩者皆顯出對財富的某種輕視，及對地方公共事務的關注，二者的價值觀是相同的。這種價值觀也反映了上文所述調和新舊價值的折中方式，及對財富的曖昧態度。這個價值觀所產生的動力不可輕視，明清幾百年間不斷發展的民間慈善活動，可說部分產生自這股動力，而持有這種價值觀的地方精英自明中后期以來不斷茁壯成長，成為政府不容忽視的一股社會力量。

    （作者為香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所所長、講座教授，本文節選自《施善與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