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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益是公眾利益和公共利益，與私利相對應，它們之間有大那么的矛盾嗎？對這個問題的理解，我有一些體會：

    第一，公利與私利、公益思維與商業思維都應該是辯證統一的。甚至，具有公益思維的個人和企業，在個人的成長和企業的發展中，往往具有某一種更重要的能量。

    今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保羅·羅默教授，他的理論叫“內增經濟增長”，它揭示了科技創新所帶來的知識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其他的要素比如土地、資本的投入，隨著規模的增長，對經濟增長帶來的邊際效應遞減，但是知識、技術、科技，帶來的邊際效應是遞增的。但是有一個前提，這些知識、科技必須是開放，是共享的。

    這剛好解釋了啟迪控股的發展模式，我們是從事全球范圍內的、集群式的科技創新的，目前建立了331個科技園和孵化器，這個規模在全世界是最大的。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清晰地感受到，公益思維的力量。

    我們總結認為，科技創新基因里面本來就有公益基因，科技的創新和進步本身帶來最大的就是公益。我自己有個統計，在我們公司歷史上所培育的創新企業家里邊都有個共性，就是普遍具有公益性，可以說公益性和創新型企業的成功是完全正相關的。他們當中，據不全面統計，至少有50%的企業家在參與公益，主要形式為捐贈。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正因為公益是科技的基因，所以，科技創新和特別成功的科技企業的發展，和公益是正相關的。

    第二，科技本身是公益的一種力量，科技創新是公益發展的重要推動力。有新興科技，才可能帶來新興產業，或者把傳統企業提升，變成新興企業。公益思維和商業思維的統一之處在于增量，如果是存量的商業思維，企業與企業間是博弈關系，就沒有公益，但增量的商業思維就是公益，而科技恰做的就是新興產業的增量。

    我們團隊在中國有個典型的扶貧案例，早期在內蒙通過建光伏電站，做光伏扶貧，后來帶來了一股潮流，大家都來做光伏扶貧。這種綜合運用投資本地傳統產業，再將新興科技注入，提升科技產業，是規模型扶貧和公益的重要推動力。如果沒有產業和科技，這個地方貧窮了幾千年，怎么能夠脫貧？通過捐贈和轉移支付式的扶貧是輸血，不是造血，科技帶來的新興產業是公益的重要推動力。

    第三，公益是幸福的源泉，是企業增長的源泉。在若干年前，啟迪控股在境外發行了一筆“三無債券”，境外投資規模凈資產數大約是15億美金，總資產更加龐大，覆蓋國外70多個國家，在國外控股的上市公司有4個。這筆錢從哪里來？其原生動力就是發了一筆海外債，大約10億美金，無評級、無抵押、無擔保，就是要發債。買我們債券的都是國外的投資機構，因為他們研究啟迪的商業模式，看到我們做科技創新有非常強的先進性和公益性，因此認可我們的商業模式，相信我們在“三無”的情況下，能把這筆錢用好。就這樣，靠著三無的10億美金構建海外業務體系。

    第四，當我自己在從事社會工作的時候，我自己是幸福的。我在幫助別人的時候，沒有覺得是純粹的幫別人，更多地是自己的深化。只為私利，邊際成本遞增，邊際幸福遞減，是用越來越多更大的代價獲得那一點滿足；如果為了公益，恰恰是邊際效應遞增，而邊際成本遞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