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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多年前，我作為跨國公司的中國本地領導者，曾經是中國最早一批把全球剛剛興起的CSR理念帶到中國來，今天，CSR已經變成了每個企業必然要做的事情。

    那么，如何把商業和公益更好地結合起來？我首先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親身參與的典型企業案例。

    2000年前，中國青藏高原藏羚羊遭到大量屠殺，也是中國環保界震驚的事件。藏羚羊是中國一級保護動物，只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當時，中國上百萬數量的藏羚羊被殺到僅剩4萬多頭，接近滅絕。藏羚羊被殺后，其皮毛被運到巴基斯坦加工，再運到印度，制成昂貴的圍巾，賣到西方市場，而一條圍巾要20頭藏羚羊的皮毛才能滿足。我當時負責愛立信公司的CSR，覺得這是我們必須要參與的，這才能彰顯我們對社會和地球決心的行動。所以，2000年我發起了“愛立信地球之友”，保護可可西里藏羚羊；一年之后又發動一批民營企業家共同參與，叫“可可西里一號行動”；兩年之后，我帶了一批企業家到青藏高原看大家保護的成果。那時候，由于我們提供了最新的車輛、最先進的衛星通信設備、最好的保暖戶外服裝，基本上把盜獵分子團伙控制住。

    前段時間，央視有一個連續十天的報道《可可西里藏羚羊之旅》，里面說藏羚羊從“瀕危動物”降級為“臨危動物”，已有將近40萬頭藏羚羊得到可持續的保護。如今，每一位去青藏高原的朋友都有機會看到這個世界上唯一在青藏高原生活的物種，我也因此而榮耀地獲得了“青藏高原藏羚羊保護榮譽衛士”稱號。我曾經跟我的孩子們說：“我總有一天要離開這個世界，但我希望我走了以后，你們有機會去青藏高原看看你老爹保護的藏羚羊。”我認為，這個案例彰顯了社會企業責任為人類、地球、子孫后代留下的寶貴遺產。

    但是經過二十幾年的公益行動，我發現，每一個公益參與者都面臨一個問題，我們要去找人贊助，無論是公共資金還是私募基金，無論是老板個人撥款還是一群人共同捐贈。這就帶來我們要思考的事，即能不能從“要錢”變成可持續發展的商業模式，使公益規模放大，讓公益和商業得到有機的結合。

    聯合國前秘書長安南先生說了一句話，我特別認同，他說：“商業是不可能在一個失敗的社會中取得成果，企業利益和社會利益相結合才能雙贏。”我們看看今天失敗的社會中能走出杰出的企業嗎？沒有。我們放眼現在非洲或者南美一些動蕩的國家，其社會失敗下也必然沒有成功的企業。公益、CSR再往前走，怎么走？難道每年靠自己的基金撥款或者向別人募捐嗎？現在全球正在熱火朝天地推廣“社會影響力投資”，我認為這是公益事業和商業事業良好結合的最新版本，對此，我們中國語言用最精煉的四個字作了形容——義利并舉。

    我們從事商業的人都知道，要完成一樁商業必須得有錢，也就是資本。資本天然具有驅利性和產生價值，有商品價值和社會價值。同時，掌握資本的人是企業家，創立員工和社會的稅收，也創造了利潤和價值。如果我們把以上創造的共性挖出來，就是社會價值，它是推動社會和社會進步的，這些結合起來就是“社會影響力投資”。企業家必然會把兩點融合得很好，來持續推廣社會發展。英國是最早社會企業的推廣國家，現在英國有7萬多家社會企業，貢獻240億英鎊，雇傭100多萬員工。

    到2015年年底，全球累計有23萬億社會影響力投資基金，美國占據了三分之一，占其全國管理資產的20%，而中國還在起步。我們現在講的綠色金融、綠色證券，其實也都屬于社會影響力投資的范疇。其實，社會影響力投資得到的回報比純商業投資并不差，長期角度講，遠遠超過道瓊斯指數下企業的平均回報率。

    眼下，全球養牛業是氣候變化最大的破壞者，也是草原的破壞者。但養牛業也僅僅滿足了10億人牛肉的需求，而未來全球有60億人需要牛肉。按照今天的養牛模式，全球草原根本不夠用。而比爾·蓋茨研究的“人造牛肉”，其味道跟真牛肉一模一樣，且比后者的營養更均衡，這個項目的大獲成功，就是典型社會影響力投資的成果。

    我預言，中國的社會影響力投資必將蓬勃發展。從2019年1月1日開始，中國將實施慈善組織保值增值投資管理的辦法。在此之前，我們的公益組織中，有幾個人會投資，有多少人會理財？如果公益組織內的這筆財產沒有被很好地利用，我們將遇到很大的挑戰。而中國社會影響力投資領域也必將出現專業機構，中國社會影響力投資基金也一定會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