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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感覺我們社會上有三種人，或者說三種比較特別的人。第一種是學者，我們基本上是向后看。很多人說：“你做經濟學的，能不能預測一下股市怎么樣、樓市怎么樣？”其實最不該去問的就是學者，學者都是研究過去發生的東西。但這種研究也有用，從比較抽象的層面來看，我們要知道我們的世界發生了什么，發生的過程中有什么規律性的東西。從純粹知識的角度來看，我們的研究還是有用的。從實用意義來說，我們總結了一些規律，供企業家和政府官員來做參考。

    第二類人是官員。官員做什么？關注當下，老百姓有疑難問題官員要解決，上級下達指令官員要執行，官員要把當下的事情做好。

    第三類人就是企業家，還包括政治家。這兩部分人是面向未來，要有引領的作用。今天特別是在民主國家里面，政治家要引領這個世界恐怕比較困難，因為現在民粹主義泛濫的情況下，政治方面的作用正在消失。企業家的作用在動蕩的世界里面則變得更加重要.

    未來的最大特征就是不確定性。我們經濟學家要寫出經濟學模型來，一定要假設，未來盡管不確定，但是要用分布函數把風險描述出來。但現實中，企業家對于未來什么也不知道。企業家要在這種情況下做出決策，而且這個決策可能要做得非常快。政治家做決策盡管也要引領未來，但要有一定時間。我們企業家不一樣，商場瞬息萬變，必須在很短的時間內做出決策。企業家和職業經理人也完全不一樣，職業經理人像官員一樣，執行任務就可以了，企業家是要做決策。

    既然企業家最大職責是在不確定的情況下做決策，難免就會犯錯誤。

    對此我要說兩點，一方面，社會應該對企業家有容錯機制，不能苛求企業家把樣樣事情都做對，過去這一年我們在這方面做得不是很好。我們國家雖然有《企業破產法》，但《破產法》的執行不是很到位，沒有把它作為保護企業家的工具來使用。在國外，《破產法》的產生是為了保護企業家。也許是受東方文化的影響，一旦失敗，大家就覺得很沒有面子，像在日本，企業家一旦宣布企業破產之后，這個人就很難東山再起。

    第二個方面，因為我們企業家失敗的概率很大，成功企業家的比例是極少的。比爾·蓋茨曾經富可敵國，但大家回想一下在上世紀70年代末，有多少個像比爾·蓋茨一樣的年輕人也是利用他們父親的車庫做著同樣的事情，大多數都失敗了。像比爾·蓋茨這樣的成功概率是千分之一左右，說得不好聽點，他是踩著別人的“死尸”上來的。

    我們怎么看待企業家的財富？我們不能有嫉妒的心理，要意識到企業家帶來的高回報，是以犧牲一代一代企業家為代價的。

    如何把企業家的財富和公益勾連起來？我們企業家的財富有很大一部分是社會回報，他們的財富都是和中國偉大的改革開放實踐分不開的。如果沒有改革開放，特別是過去20年財富的迅猛積累，我們大概看不到企業能夠成為今天的樣子。而企業家自身怎么正確對待財富，也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在世界范圍內，除了美國之外，企業給社會捐款最多的就是我們中國，到歐洲或者英國去，很少能看到企業家那么大范圍地給社會捐款。所以，中國的企業家群體成長只有短短不到30年時間，但我們已經做得如此之好。作為常人，還是要感謝我們企業家，讓我們的下一代能夠過上更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