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18日，“校園捐贈與商業賄賂”法律與行政問題研討會在中國政法大學舉行。來自中國政法大學、北京大學、人民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等的知名行政法、民商法、經濟法領域專家，針對江蘇某校服企業因貧困生校服捐助涉嫌不正當競爭，而提請行政復議這一國內首個案例，進行了研討。

    “校園捐贈”為何被市場監管部門定性為“商業賄賂”？上述個案中涉及哪些法律與行政問題？行政處罰的定性需要綜合考慮哪些維度？與會專家學者一致認為，本案的積極意義在于厘清校服企業在校園捐贈中的角色，引導企業公益行為合規發展，促使行業內重視社會責任的企業，更加穩妥地履行社會責任。

    事件回放：“校園捐贈”被認定“商業賄賂”

    校服是中小學生平時上學統一穿著的服裝，使每一個學生都能穿上校服關乎教育公平。2015年，教育部、工商總局、質檢總局、國家標準委四部門聯合發文，鼓勵校服生產企業對家庭貧困學生特別是建檔立卡貧困學生、革命烈士子女、孤兒、殘疾兒童等，采取多種措施無償提供校服，減輕其家庭經濟負擔。2016年發布的《四川省中小學生校服管理實施意見》中，還明確指出了鼓勵校服生產企業無償提供的校服比例為學校著裝人數的2%。實際操作中，由中標企業對一定比例的貧困生校服款給予減免，也是目前各地多采用的形式。

    該校服企業在和杭州地區的五所學校簽訂購買校服合同時，以補充協議形式約定，企業拿出校服總金額1%~2%作為助學基金，用以對貧困學生的資助，六年來累計為杭州區5所學校貧困生減免6.2萬元校服款。

    當地市場監管部門認定，由于助學基金因資金性質的原因暫存放在學校指定的教師私人賬戶，截至發稿時尚存有部分助學基金未能放到貧困學生手里，企業未單獨列出捐贈賬戶等細節，企業涉嫌“商業賄賂”，而對其開出10萬元罰單。

    對此處罰，該企業提出不同意見，稱減免貧困生校服款不屬于商業行為，更不涉及不正當競爭，將正式提起行政復議。

    該企業表示，該企業在收到學校校服款的時候，按照中標后與校方簽訂的補充協議，提前將校服款的1%~2%直接扣除，不予收取，整個環節是公開透明的，屬于公益行為，體現了對貧困學生的關愛。企業律師也表示，本案中企業的主觀動機是校園捐贈，不是“商業返點”，更不是“商業賄賂”。況且五所學校中已有三所學校將助學金發放給貧困生了，也能充分說明校園捐贈的公益目的。

    專家意見：企業需強化財務和捐款的合規管理

    國內首個因貧困生校服捐助涉嫌不正當競爭而提請行政復議的案例，引發在京法律界專家學者關注，12月18日，“校園捐贈與商業賄賂”法律與行政問題研討會在中國政法大學舉行。

    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名譽會長、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應松年，中國法學會經濟法學研究會副會長時建中，中國法學會常務理事、中國商法學研究會副會長陳甦，中國法學會民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龍衛球，中國法學會經濟法研究會秘書長肖江平，中國政法大學法治政府研究院王敬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胡錦光教授等與會專家分別探討了本案的基本事實并發表看法。

    “本案中招標的合法性及其發生時間是關鍵因素。本案中，企業參與的是‘競爭性招投標’，意味著所有競爭對手在招投標環節擁有公平的商業機會，競爭對手商業機會沒有被剝奪。”與會專家表示：從時間上看，企業中標在前、與學校簽訂購銷合同及補充協議在后，因此沒有必要通過助學行為獲得商業機會。

    而根據市場監管部門出具的《市場監督管理行政處罰決定書》中的表述：“被處罰企業自2012年開始參加當地教育系統各中小學學生校服招投標競標活動，截至2018年8月，累計從轄區內45所中小學校服招投標競標活動中獲得18所學校的校服采購業務”，也進一步說明，企業是在中標之后與當地中小學簽訂購銷合同和補充協議的，是否給予校服減免并不妨礙中標人的地位。

    另外，與會專家表示，“商業賄賂”一般具有“賬外”、“暗中”等的操作特點，而本案中，校服企業均與學校簽訂了“購銷合同書補充協議”，公開約定了對一定比例的貧困生的校服費用予以減免。接下來的善款發放宜由最掌握學生情況的學校方組織進行，且校方應尊重捐助人明確的意愿，做好公開公示的工作。此案中，大部分學校已經發放到貧困學生手中，是按照要求支付的。綜合考量認為，學校不構成“受賄”，企業也不構成“行賄”。

    有與會專家表示，本案中的合同主體無論是學校還是家委會，都是沒有問題的，合同本身是標準的民法合同。而對于家委會出面簽訂的合同，1%—2%的校園捐款行為得到了家委會的認可和同意，實質是經濟相對寬裕的家長向經濟困難的家長讓渡了一部分利益，不屬于“商業賄賂”。

    與會專家普遍認為，企業與學校在捐款的財務管理等方面確實存在待進一步規范之處。盡管不構成商業賄賂，但是，企業和學校需要進一步強化財務和捐款的合規管理。對此，企業需要加強與相關行政機構的有效溝通，尋求指導。

    不過，也有與會專家發表了不同看法，認為在《反不正當競爭法》領域，涉案金額只與情節有關，和性質無關，雖然此案涉及的補助金額只有平均每所學校每年兩千元、具體操作企業也無法把控，但企業仍可能會因此而置于被動。

    專家表示：企業讓利行為帶有慈善性質應鼓勵

    同時，與會專家表示，購銷合同的“補充協議”中明確寫明：“出賣方秉承文明助學理念，對于買受方將給予校服具體金額的2%作為助學基金，具體情況由買受方統一把握”。并且，補充協議并不存在與購銷合同的掛鉤，扣抵款項也是在貨款結算時候扣除，企業的行為具有慈善屬性，總體是應該鼓勵的。

    助學基金常理上應由買受方代企業發放，因為究竟哪些是貧困生企業不清楚，每年不一樣。如果企業在進行捐助之外還要參與貧困生的考量，這無疑是增加企業成本，原本做捐助就已經提高了企業成本。

    另外，與會專家強調，本案也暴露了企業普遍面臨的合規經營挑戰。學校財務管理固然有不完善的地方，但是企業也應該進一步加強合規意識、完善內部流程。

    “本案中的企業積極履行國家文件精神、對貧困生免收校服費用的行為值得提倡，如何探索更加合規的模式，設計出一個可持續、更規范的方法，為行業企業踐行公益趟出一條路來，避免此類問題發生，才是研討本案的意義所在。”參會的專家表示。

    該企業認為，校服在中國是個特殊行業，大多數情況下學校是決策者、學生是使用者、家長是消費者，同時不乏政府采購的形態，接受教育行政、工商、質量監督、物價等多部門的交叉管理，但在校園捐助環節尚缺乏規范的引導。“我們將一直致力于推動校服品質化和采購陽光化的變革，通過本案，積極呼吁對行業助學積極性的保護，并為推動企業合規盡一份力。”該企業表示。（徐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