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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報記者 王心怡

    在去年召開的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實施積極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戰略，推動和引導建立公平合理、合作共贏的全球氣候治理體系，彰顯我國負責任大國形象，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氣候變化是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中國正以節能減排的實際行動，積極履行綠色低碳發展承諾，落實《巴黎協定》，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作出重要貢獻。

    為進一步增進社會各界和公眾對我國應對氣候變化工作的了解，近日，中國社科院-國家氣象局氣候變化經濟學模擬聯合實驗室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發布了第十部氣候變化綠皮書——《應對氣候變化報告（2018）：聚首卡托維茲》。該報告內容圍繞國際氣候變化進程、應對氣候變化中國行動、制定氣候扶貧戰略等角度進行分析。

    報告指出，近十年國際氣候治理體系的發展變化，集中反映在：一是國際氣候格局的調整。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基本格局，已從20世紀80年代的南北兩大陣營演化為當前的南北交織、南中泛北、北內分化、南北連綿波譜化的局面。二是國際氣候制度框架基本確立。《巴黎協定》是在變化的國際經濟政治格局下，各方利益訴求再平衡結果。基本確立了未來國際氣候制度的框架。三是未來發展趨勢相對明朗。2018年氣候談判的重點在于“塔拉諾阿對話”，在國際社會還存在不同理解和期待的情況下，盤點各締約方在實現《巴黎協定》中提到的長期目標的集體進展，并為各國準備“國家自主貢獻”提供信息。2018年氣候談判另一個關注重點是如何在2020年之前擴大各國的氣候目標和實施行動，涉及到《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修正案的批準等內容，目前“多哈修正案”已得到111個國家的批準，并將在獲得另外30個國家批準后生效。對適應問題的關注度上升。

    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歷程

    近年來，中國在適應和減緩氣候變化領域做出了不懈的努力。通過推進生態文明建設，不斷促進綠色、低碳、氣候適應型和可持續發展，例如實施南水北調工程、推廣節水耐旱型作物、建設自然保護區、治理空氣污染、提高能源效率等。同時持續加強生態脆弱區的治理行動，建設了三北防護林等一系列生態工程，培育發展有區域優勢的特色產業，將生態治理與生態減貧有機地結合起來。在應對極端天氣氣候事件和減輕災害風險方面，中國政府堅持工程措施與非工程措施并舉，提高對天氣氣候災害的設防水平，形成了“政府主導、部門聯動、社會參與”的防災減災機制，建立健全了社會多元參與機制，防災減災成效顯著。

    回首十年，中國應對氣候變化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理念創新，自十七大報告提出生態文明以來，生態文明思想不斷發展、豐富、系統、升華。以生態文明思想為指導，隨著對氣候變化科學認知的不斷深化，結合國際氣候治理格局的演化，中國從“要我做”變成了“我要做”，從相對被動應對向積極貢獻、主動引導、爭取引領的方向努力，應對氣候變化的理念也發生了明顯變化；目標設定，過去十年間，節能減排目標的制定，一方面確保我國履行對外承諾，另一方面范圍不斷拓展，力度不斷加大，從強度減排過渡到強度目標和總量目標的雙控，從定量絕對減排目標轉變；政策行動，近十年，為應對氣候變化，中央和地方各部門出臺的相關文件層出不窮，中長期規劃和專項規劃、綜合工作方案、政策措施和具體行動不勝枚舉，形成了比較完善的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體系，節能減排成效顯著。

    更好應對國際碳減排壓力

    現階段，我國各大城市普遍面臨著日益嚴峻的局地大氣污染物與溫室氣體減排的雙重壓力，如何統籌協調大氣污染物減排與溫室氣體控制正成為改善國內環境質量、應對國際碳減排壓力的重大戰略選擇。為促進城市空氣污染物與溫室氣體的協同控制，報告提出如下建議：

    一是推動城市在制定污染物減排規劃時開展溫室氣體協同效益分析，將溫室氣體和主要控制目標污染物總量減排工作納入一攬子統籌規劃，并嘗試將局地大氣污染物治理與“低碳城市”等試點工作相結合，加強減排措施的協同效應評估。

    二是鼓勵不同城市出臺差異化協同控制方案，如北方工業城市，可選擇加強集中供暖、采暖鍋爐清潔化、城郊和城中村散煤治理等措施，以促進城市綠色低碳發展；經濟發達、環境本底較好的城市，應注重移動源污染治理，重視新能源汽車推廣應用；類似于重慶的快速發展的南方工業城市，應該加強工業源污染治理，如淘汰落后產能等。

    三是要重視不同關聯行業之間的協同減排效應，如城市在推廣各類純電動車時，應加強電廠超低排放改造、執行更加嚴格的排放標準、發展可再生能源發電，以減少電動車的能源生產階段的污染排放。

    城市“三生系統”主動適應氣候變化

    社會、經濟、環境是城市可持續發展的“三大支柱”。構成城市區域系統的生活、生產、生態“三生系統”與支撐和維持城市可持續發展的社會、經濟、環境“三大支柱”相對應。氣候長期變化伴隨著極端天氣的發生增多，暴雨、臺風、強風暴潮、干旱、暴雪、高溫等發生的頻次和強度增強。極端氣候事件除了會直接對城市的生態環境產生影響，通過對城市的“水電路氣房訊”系統的影響，還會使城市的生產、生活受到沖擊。我國的大部分內陸城市，都面臨著暴雨洪澇、高溫熱浪、重度霧霾災害對城市生產、生活、生態的沖擊。

    城市“三生”適應氣候變化的可持續發展目標是生態優先、綠色發展、智慧生活。生態系統是人們生產和生活活動得以正常進行的基礎與前提條件，必須堅持生態優先的原則。中共十九大強調“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體”理念，統籌山水林田湖草系統治理，實施重要生態系統保護和修復重大工程，構建生態廊道和生物多樣性保護網絡，都體現了“生態優先”的發展原則。

    努力減小氣候貧困的數量和規模

    氣候變化與貧困是21世紀人類社會面臨的重大挑戰。氣候貧困是指氣候或氣候變化因素引發或加劇貧困的現象，應對氣候貧困、提升氣候安全對于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具有戰略意義。氣候變化對貧困的影響具有雙重效應，一是加劇現有貧困人口的貧困程度，二是增加了新的貧困人口數量（包括大量的城市新貧民）。農業是對氣候變化最敏感的產業，全球有2/3的貧困人口生活在農村地區并以農業為生。根據世界銀行的預測，到2030年，如果采用有利于減貧的氣候適應政策，則氣候變化引發的新增貧困人口約為300萬~1600萬；否則未來新增氣候貧困人口將高達3500萬~1.22億人。我國目前還有3000多萬農村人口尚未脫貧，在中國社會經濟轉型的宏觀大背景下，引發和加劇農村貧困的原因非常復雜，然而，現有國內研究還缺少從“氣候貧困”的概念和視角進行的全面、系統的分析。報告分析了氣候變化對中國農村地區的貧困效應，指出我國氣候貧困分布在不同的地域、行業、群體間具有顯著差異性：我國中西部地區自然生態環境脆弱，尤其是連片貧困集中地區，是中國氣候貧困高發的地區；畜牧業、林業、漁業等是氣候變化脆弱性較高的農業部門；極端貧困家庭、少數民族婦女、文盲半文盲（缺乏教育、技能和就業渠道）、因病返貧家庭、子女教育負擔重、疾病老弱等低保群體等，是氣候貧困的高發群體。

    建議未來應重點關注兩類氣候貧困現象：一是長期的氣候暖干化趨勢引發的大范圍環境惡化及貧困陷阱加劇現象；二是極端天氣氣候災害引發的因災致貧或返貧現象。對此，應制定基于發展與適應相協同的氣候扶貧戰略，減小中國氣候貧困的數量和規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