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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馮蕓 桂立

    宋代社會救濟事業的發達程度是前代社會無法企及的，商人作為宋代平民社會興起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宋代商人參與社會慈善救濟的特征

    宋代商人所從事的慈善救濟活動涉及社會救濟的各個方面，具有形式上的多樣性和內容上的廣泛性。

    從形式上看，商人的慈善活動包括了救貧濟窮、扶弱解困、賑濟災荒、社會公益事業等不同的社會救濟形式。從內容上看，商人慈善救濟活動不僅包括發生災荒人禍時的急難救助，如賑糶施粥、贈衣施藥、寬免逋欠等臨時性救助，而且他們廣泛參與到經常性的社會慈善活動中，如扶弱助困、濟婚助喪、養老慈幼、助學濟士、筑陂建堤等方方面面，內容十分廣泛。從此可以看出宋代商人的慈善救濟行為并非偶然性行為，其參與的范圍和參與的規模均達到了相當的程度，從而成為宋代社會救濟中一支不容忽視的重要力量。

    商人施善行為的慈善客體呈現出了一定的開放性。

    中國傳統民間慈善救濟的慈善客體往往與施善主體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一般而言，這種慈善救助都是依托于親緣、族緣、鄉緣關系所進行的以族內、鄉內救助為主體的慈善救濟，惠及范圍主要囿于家族、宗族、鄉里內部的族人、鄉黨，即受助對象與施善主體都是宗族鄉里的熟人，具有明顯的“熟人社會”的封閉性特征。而宋代商人慈善所及的范圍已有突破過往親緣、族緣、鄉緣等人際親情關系的模式，商人慈施周濟的對象并不像傳統民間慈善救濟往往限于宗親、鄰里、朋友、故舊之間。特別是在城市中，商人們賑濟的對象往往延伸至受災饑民、城市貧民、乞丐流民、同業貧乏者等原本與自己并無密切聯系的不確定群體，甚至是陌生人，在此類救濟行為中，施善主體其慈善行為的實施并不以受助對象與己之間是否具有親近的關系為行動的依據，而主要根據慈善客體的實際需要實施救助行為，表現出明顯的開放性特征。

    實施慈善救濟的商人在地域分布上呈現出南多于北，主要以南方商業較為興盛地區為主的特征。

    從上述所引史料來看，實施各類慈善救濟的商人主要集中于南方地區。考之究竟，就整個兩宋時期而言，南方地區是宋代商業發展最為繁盛、突出的地區，特別是宋室南渡之后，南方地區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更是遠勝北方，相應地，這些地域的商人財富力量的增強乃至社會地位的提高也處于明顯的優勢。宋代商品經濟的發達使商人的社會地位有了較前代社會極大的提高，而其社會地位的提高，必然要通過商人在社會生活中扮演的社會角色這樣一種外在的形式表現出來：通財鬻貨、以通有無不再是商人在社會生活中扮演的唯一角色，他們作為一個力量不斷壯大的社會群體表現出強烈的社會公共參與意識，積極地投身各項社會管理事業。因此，在商業較為繁盛，商人經濟實力、社會地位較北方為高的南方地區，商人從事的社會慈善救濟也較為突出。

    商人投資社會慈善救濟的行為解析

    無商不言利，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潤是商人之所以為商的重大驅動力，然而社會慈善救濟的基本形式是付出而非收益，這顯然有悖于商人商業行為利益最大化的抉擇原則。在社會輿論層面上，早在戰國時期，孟子就提出了“為富不仁”的思想。但是，事實上，我們卻看到自宋代以來，有越來越多的商人“富而能仁”、“富而好仁”，對社會需要救助的群體慷慨解囊，以自己的財力奉獻社會、報效桑梓，成為民間社會救濟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歷來以富為業、以逐利為目標的商人為什么會在這一時期對社會慈善公益活動表現出越來越大的興趣？這種行為背后潛藏的原因和動機是什么？

    首先，中國民間社會諸如“行善積福”、“積德裕后”等傳統倫理意識，是宋代商人投身社會慈善救濟的心理基礎。

    王衛平（編者注：蘇州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將古代民間富裕人士從事慈善活動的原因歸納為西周以來的民本思想、儒家的仁義學說、佛家的慈悲觀念與因果報應思想、民間善書所宣揚的道教思想等四個方面。特別是經商風險系數極大，稍有不慎就有折閱失本乃至傾家蕩產的可能，而在篤信“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的古代社會中，施善就成了商人們尋求心靈救贖和精神慰藉的一條有效途徑，他們希望通過施善來緩解因為世人對于他們所從事職業的責難而帶來的精神壓力，也希望以施善的方式獲得神靈的眷顧，保佑他們商途坦蕩、財運亨通。

    其次，在社會生活中獲得與其經濟實力相匹配的社會地位和社會聲望，贏取社區生活中的話語權，是宋代商人投資社會慈善救濟更為重要的目標訴求。

    隨著財富力量的增長，富人商賈們在慈善捐贈活動中有了更高的目標訴求：通過施善行為獲得社會認可，進而為自己在鄉里社會中聲譽的提高和厚德形象的樹立創造條件。宋代商人擁有強大的經濟活動能力，卻沒有相應的政治權力和社會地位，因此我們看到，這一時期商人以財富為支撐，通過科舉入仕、捐納買官、與貴者聯姻等路徑獲取政治權力，而積極參與慈善活動則成為商人通過財物的付出來換取提高自身社會聲望的有效通道和途徑。

    通過積極參與慈善公益活動，一方面改變在世人眼中商人“唯利是圖”、“為富不仁”的固有印象，提高自身的聲譽；另一方面提升自身和家族的社會地位，進而爭取在地方事務中的話語權。可以說，正是這樣一種內在的驅動力使得自宋以來商人階層在社會救濟的公共參與意識不斷增強，乃至在明清時期成為民間社會救濟中的核心力量。對此，我們完全可以通過宋代一些輕財好義、熱衷公益事業的商人在地方事務中所擁有的話語權來加以佐證。

    如浙江義烏的余彥誠，“鄉人無不稱其長者，故紛爭斗怒者，得其一言，則釋然以平”。成都的劉革“好施惠出天性”，民眾“至有爭鬩，不到官府惟府君曲直，則俯首聽命”。很顯然，這些商人正是由于他們輕財樂施、對鄉里社會有貢獻，才贏得了當地百姓的尊敬，從而成為地方上的意見領袖。

    這些地方富商不僅平日仗義疏財、扶貧濟困，在地方積累了極高的威望，而且一旦遇到盜匪戰亂，他們更成為族人、百姓仰仗之勢力，甚至成為地方秩序的維護者。玉溪商人趙師孟，“建炎間，干戈四起，公攜族屬拉里人，逃伏遠遁，屝屨資糧，公悉共焉。林林之眾，咸脫虎口之患者，實公之力也。由是遠人慕義求聚而居焉”。不僅如此，“公宅之北，鄰于鄱陽大湖。爰自兵興后，群兇之聚，商賈無辜而死者，不知其幾千人矣。公以咸譽聞于所司，乃以土（缺）委焉，公授命之日，治舡、整器械，剿絕奸雄，揚旗舞戈，則寇攘斂袂。迨今江湖肅靜，往來之人，諭及公之德者，無不以手加額”。

    很顯然，這些地方富商之所以成為一方之勢力，與他們平日輕財向善、取而散之的尚義精神是截然不可分的。在參與慈善公益活動的過程中，他們固然付出了大量的財物和時間成本，但是也為自身帶來了社會效用的提高，不僅贏得了好的社會聲譽，也帶來了潛在的物質收益增加的可能性。

    宋代商人投資社會慈善救濟的影響及評價

    宋代商品經濟的發展，使商人們的公共參與能力和公共參與意識不斷增強，他們通過扶孤恤寡、樂善振貧、修路筑橋等方式積極地參與到公共社會生活中，成為宋代民間社會控制中的重要力量。而反之，商人們樂輸善資、貢獻社會所帶來的積極效應又進一步地擴大了其影響力，為商人階層社會中堅形象的塑造打下了基礎。這種影響力的擴大不僅僅體現在“富商大賈為國懋遷”上，在中國傳統社會前期一直被統治者視為對社會秩序具有極大危害性的商人階層，自宋以來卻成為國家維持社會穩定不得不倚重的力量，北宋時蘇轍在奏疏中就曾言：“坊郭人戶雖號兼并，然而緩急之際，郡縣所賴，饑饉之歲，將勸之分以助民，盜賊之歲，將借其力以捍敵。”魏了翁在《鶴山集》中也記載，南宋時，“金人大入，東取上津，西斷梁洋”，危急之際，全州通判郭公“面諭豪民、富商，傾財募士,寇遂遁去”。

    自宋以來，商人們以財富為支撐積極參與各種慈善公益活動，不僅體現了商人的社會良知和社會責任感，也為自己贏得了一定的聲譽和社會影響力，這對于商人創造更多的財富而言無疑具有重要意義：對于中國古代社會的商人而言，政府處于絕對控制的地位，商人如果沒有相應的社會地位和社會影響力，那么其所失去的絕不僅僅是社會資源，更有可能連商業上的利益也難以保全。

    整個兩宋時期，在社會財富的分配上呈現出的是貧富兩級的嚴重分化：“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財產制度，富于分化特征的商品經濟的繁榮發展無不把整個社會財富的分配推向截然相反的兩極，一極是財富高度集中于社會特權階層和包括商人在內的富民階層手中，另一極則是在社會上出現了一個數目龐大的貧民階層。顯然，宋代所出現的這樣一個亟須解決的“特殊經濟社會問題”，對于始終處于戰亂之中、財力困乏的宋政府而言，是沒有能力完全予以承擔的。而商人擁有的巨額財富為他們參與社會慈善救濟提供了強有力的資金保障，并且隨著經濟地位提高而不斷增強的提升自身和家族社會地位的強烈意識，自然使商人階層成為彌補政府社會保障不足的重要力量。不僅如此，從社會安全控制的角度考量，商人作為社會財富分配中的既得利益者，他們對各種慈善公益事業的慷慨解囊，也是從自身利益考慮而對有可能走向失序的社會所做出的一種積極回應。因此，宋代包括商人在內的富民階層把一定的財富投資于社會慈善救濟事業，不僅是宋代較漢唐為高的社會進步和文明程度的體現，它也是在宋代貧富日益加劇的情勢下對社會財富進行再分配，繼而對社會貧富分化進行控制并實現社會公平的一種方式，具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不論這種方式的實施效果如何，其在社會意義、價值倫理方面的積極作用應該是毋庸置疑的。

    （據《江西社會科學》，有刪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