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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企業潛力

    上海社會團體管理局副局長曾永和可能是上海較早一批感受到社會企業驚人力量的人，“2017年，上海社會組織共有從業人員34萬人，凈資產462億元，年度總支出453億元。”他做了一個對比，同樣是在2017年，農業增加值占上海GDP的總比重約為9.5%，而這一年上海包括社會企業在內的各類社會組織增加值占GDP總比重已經超過了10%。

    很多社會企業，最開始時只是一家民辦非企業組織，他們被稱作NGO，需要在上海社會團體管理局注冊。曾永和說，1981年時上海登記的社會組織只有633個，2018年這一數字已經增長到1.6萬家，涵蓋了社會團體、民辦非企業單位和各類公益基金會。

    這里的“基金會”，如今已經有很多介入了社會企業的投資領域。一些基金會，積極投資有潛力的社會企業，退出后的獲利被用來繼續投資可以推動社會進步的企業或者直接用來從事一些公益活動。

    不可否認的是，很多民辦非企業單位成長得并不好。曾永和透露，上海注冊登記的1萬多家民辦非企業單位中，有20%處于“基本合格”或者“不合格”狀態，“主要原因是年度凈資產過低，有的凈資產不僅低于行業最低標準，還低于了他的注冊資金，甚至為負值。”

    這說明，一些社會組織市場生存能力較弱，連“自負盈虧”都很難實現。曾永和說，上海政府層面已經注意到這一問題，此前由該市領導召集的社會組織建設與管理工作聯系會上，該市領導專門提到了“扶持社會企業”這一項，要求加強研究和關注。

    實際上，傳統的非營利組織與傳統的營利企業之間的邊界，如今已經越來越多地被“社會企業”這一新詞兒所模糊。

    科學家Kim Alter曾用一張可持續性發展的光譜圖，來描述營利組織與非營利組織之間的逐步融合。非營利組織在參與創收活動、試圖保證自身可持續發展的過程中，會逐漸演變為“社會企業”；營利性企業在參與公益、兼顧社會責任時，會逐漸演變為“社會負責型企業”，繼而成為“社會企業”。

    上海牛奶集團——一家上海老牌國企，如今正在擔綱社會責任、投資社會企業上發力。其執行董事、原冠生園總經理萬黎峻告訴記者，光明集團下屬的“冠生園互聯網金融園區”里，入駐了上百家社會企業，這些企業的關注點主要在教育、助殘、就業、扶貧、養老、環保、文化藝術、社會組織培養、社區發展等領域。“園區每年有1500萬元的年租金收入，通過把屋頂留給企業做各種社會創業的時間，比如物聯網天空農場。”萬黎峻說，隨著對社會企業投資比重的增加，上海牛奶集團自身也有可能演變為國企中的“社會企業”。

    投資方的糾結

    投資機構都是逐利的，很多人不相信，真的會有投資機構愿意花上幾年甚至十幾年時間投資一個“成長速度極慢”的社會企業。

    上海財經大學原黨委書記潘洪萱就是這樣一個熱心人。他在退休后發起了以其本人筆名“醉學”命名的基金，定位為公益投資，并且專門投向那些初始階段并不為人所看好的大學社會企業。

    在第三屆社會創業家頒獎大會上，84歲的潘洪萱拉著30歲出頭的e電充創始人曹一純聊企業未來發展方向。曹一純是上財創業學院匡時班校友，他從虹口區發改委公務員崗位上辭職，創辦了致力于解決電動汽車充電問題的e電充。

    因為善于發現并解決社會問題，醉學基金給這家社會企業投去了“第一筆發展資金”。

    在上海，家里沒有產權停車位，又拍不到滬牌的“潛在購車者”，如今已經不必再為是否購買電動汽車糾結了。因為，可能你所在的小區，就有“e電充”裝置，可以以一度電1元的價格給汽車充電;如果你實在著急，你還可以驅車趕到e電充的旗艦店，直接像給手機換電池板一樣，花5分鐘給你的汽車換一塊電池。

    曹一純的公司，已經接到了好幾個大型投資機構拋來的橄欖枝。“盡管增長不一定比有的暴利行業快，但我們的項目很穩，且有社會價值。”曹一純告訴記者，在投資的寒冬，他的這個早就可以自負盈虧、發展不算太快但很穩健的社會企業，受到了很多投資人的青睞，“估值穩中有升，醉學基金如果退出，會有一筆不錯的收益”。

    潘洪萱告訴記者，下一步，醉學基金將把一些投資收益重點投入到“鄉村振興”項目領域，“與鄉村有關的創業項目，目前還是一片藍海，且對國家整體發展意義重大。”

    深圳國際公益學院董事會主席、招商銀行原行長馬蔚華曾多次在公開場合為社會企業站臺，他說，“影響力投資”當前正在形成一種主流的價值觀，“正在形成一種投資的潮流”。

    南都公益基金會理事長、中國慈善聯合會副會長徐永光曾在參加英國下議院“英國-亞洲社會投資政策對話”活動中作出“中國有望成為社會企業和社會投資世界第一大國”的預言。他認為，影響力投資解決了純商業不能做的事情，“它照顧到了環境和社會的正面效應”，也解決了純公益不能做的事情，“通過資本運作，給公益事業帶來效率和創新”。  

    投資增勢凸顯

    “影響力投資”是2007年洛克菲勒基金會首次提出的概念，它倡導資本通過有經濟效益的投資來做公益，投資成功與否取決于是否達成解決社會問題或需求的既定目標。近幾年，在商業向善、公益市場化的理念推動下，我國的影響力投資蓬勃發展。

    上海財經大學中國社會創業研究中心主任劉志陽教授長期關注并扶持社會企業創業，他接觸的社會企業中，就有關注未成年人保護的、扶貧的、社區公益服務的、環保的、急救的等多個方向的社會企業。

    “這些社會企業將解決當下復雜的社會問題當作組織的優先使命，和傳統的公益組織和商業企業都存在天然的區別。如何孵化上述社會企業迫切需要新的資本出現。影響力投資注重追求社會影響力回報，顯著區別于追求財務回報的風險投資，就是一種適合社會創業的新資本形態。”劉志陽說。

    這一過程中，“影響力投資”究竟能給這些社會創業家帶來多大的幫助？

    貴州省殘聯兼職副理事長、同心思源助業促進會會長謝峰近來接到不少投資人的電話。謝峰的企業以“扶貧助聾”為主要特點，在貴州省內開設了數十家聾人洗頭店，培訓聾人學會按摩，并培養聾人成為某一個門店的股東。

    “有一家門店，熱心公益的投資人出資開辦，投資人占股50%，聾人占股30%，我們促進會占股20%。我們的20%屬于暫持，今后這20%中的一部分也會給聾人，激勵他們工作。”謝峰告訴記者，自己引以為傲的這套合作模式在很多投資人眼里，遠遠比不上“多開幾家門店，多招一些員工”。

    這也正是他至今沒能與任何一家投資機構形成合作的主要原因，他說：“投資人都太著急了，要求我擴張。那些聾人員工，是要一點一點、慢慢培養對企業的感情的，店開得多了，管理不善，他們會像普通人一樣瘋狂跳槽。到時就完蛋了。”

    遇到類似情況的，還有鄉村筆記創始人汪星宇。鄉村筆記致力于通過“鄉土研學”項目組織城市里的初高中生去湘西、川西等地參加社調、采風等，2018年暑期，這家社會企業還免費帶著農村孩子來城市學習，感受“城市職旅”。

    但在與投資機構的接觸中，汪星宇明顯感受到投資人“逐利”的態度，他說：“一般都會覺得我們的業務板塊太復雜了，會建議我們再減少一些公益板塊的內容。”

    投資人每年都會提出用戶數量、營業收入等硬性的業績要求。“投資人也沒說錯，只有業務做大，才能產生更大的社會價值。”汪星宇說，目前鄉村筆記團隊與投資人之間唯一的矛盾點在于“團隊成員的初心”，“不想放棄和縮小公益板塊，否則就不符合我們做鄉村筆記的初衷。”

    同濟大學研究生畢業的李正方也在鄉村振興的路上進行了艱難的探索。先是發起“大山小愛”貴州山區志愿支教服務項目，近期又在貴州冊亨發起“納桑土法紅糖”合作社，他們也碰到了擴大再生產的融資難題。

    與英、美等國相比，影響力投資在中國尚屬新鮮事物。數據顯示，扶貧、養老、環保等社會需求領域涉及4億人口，市場總量近50萬億元。值得注意的是，此前禹閎投資打造的集政府部門、專業機構、社會投資三方合力的綠康模式創造了用影響力投資解決社會問題的范例；紅杉資本沈南鵬早在9年前就投資了中和農信;天天向上基金也向中和農信投資1億美元，成為目前為止中國最大的一筆影響力投資。

    （據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