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也是黨和政府聯系群眾、服務群眾的“神經末梢”。社區安，城市才能安，社會才能安。如何發揮民眾無窮的智慧和主觀能動性，凝聚起社區治理的新力量，讓社區由亂到治，讓社區如家，鄰里和睦，讓居民擁有滿滿的獲得感？記者走訪北京、四川、浙江、廣東等地，尋找眾多社區院落“脫胎換骨”背后的“治理密碼”。

    居民的呼聲就是集結治理力量的“哨聲”

    社區被稱作黨群聯系的“神經末梢”。它的靈敏度，其實就是居民訴求的能見度。

    上午10點，北京市東城區景山街道大佛寺東街“兆軍盛”菜市場里人頭攢動。

    承辦該菜市場至今，曾兆軍花錢搞了三次改造，貨架從簡陋水泥臺，升級到整潔的不銹鋼。而他仍擔心菜市場會在環境整治中“被拿掉”。

    幸好遇到北京“街鄉吹哨，部門報到”機制。

    這是北京為破解基層治理“看不見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見”而創新的機制，治理重心向基層下沉，街鄉和部門合力解決基層難題。

    “哨聲為誰吹響？社區居民的呼聲就是哨聲。”北京市東城區景山街道黨工委副書記戚家勇說。

    2018年，景山街道對“兆軍盛”菜市場所在的大佛寺東街進行環境整治。從最開始，街道就耐心開展入戶調查，梳理群眾需求。

    很多老居民提出，雖然菜市場有時影響交通，但是為周圍居民提供了便利，希望整治后予以保留。

    聽到社區居民的呼聲，街道吹響了“哨子”，聯合相關部門協商，不僅保留了菜市場，還對周邊環境提升改造。

    居民們多年生活方式得以存續，曾兆軍懸著的心也放了回去。

    誰不愛自己的街區？“兆軍盛”菜市場整治完成后，大佛寺東街的“小巷管家”和社區居民主動接管了菜場出入口的交通秩序維護。共享單車亂停亂放少了，物料堆放更加有序，運貨車輛停放時間精確到半小時，大大減少了堵車時間。

    社區老住戶、“小巷管家”洪永旺激動地說：“告別了臟亂堵，我心里特別舒暢。街坊鄰居很珍惜這個整治成果，希望能一直維護下去。”

    浙江省桐鄉市楊家門社區，開放式老舊小區較多，房屋老舊，缺乏物業管理，一度鄰里關系緊張。社區居民要求整治的呼聲強烈。

    社區聽到并回應了居民訴求，通過對社區黨員和居民骨干的全面摸排，根據居住分布、年齡特長等，精心挑選了57名樓道“紅管家”，希望通過居民自治，解決多年頑疾。

    “鄰里糾紛，我們能解決的當場解決，無法解決的上報網格長，由網格長協同解決。”“紅管家”張建平說，力爭“小事不出樓道，大事不出網格”。

    在“紅管家”帶動下，“社情民意氣象站”“傅阿姨為老服務站”“老葉法律診所”等一批有別于政府部門的自治組織，助力這個老舊社區一躍成為當地明星社區。

    共治共享

    社區治理創造更多“被需要”

    在成都正南，是蓬勃發展的四川天府新區成都管委會轄區。

    57歲的劉玉玲，盡管在這里的安公社區住了快30年，但是過去社區臟亂差的環境，一直讓她難有歸屬感。直到社區引入了“共治”理念，組建了志愿者團隊。

    劉玉玲加入這個團隊后，連續五年不間斷“出勤”，幫助維護交通秩序、清理城市小廣告。

    “參與社區治理，讓我找到了存在感。”即使到隔壁小區遛彎，她也隨身帶著小鏟刀，隨時鏟掉小廣告——像劉玉玲一樣，不少居民已經把志愿服務融進了生活方式。

    目前這個“最美志愿服務社區”，已有超過2000位注冊志愿者。

    通過志愿者團隊這個“支點”，居民積極性被激發出來了，主體作用得到了充分發揮。

    除“志愿線”外，安公社區還放射出“黨員線”“自治線”“社團線”“服務線”，從不同維度共同激活治理資源。

    在成都市“上風上水”的生態西北角，郫都區書院社區一幢幢居民樓中間，點綴著一片片綠油油的共享菜地。32歲的曾君艷是首批共享菜地的“菜農”，隔段時間就騎自行車過來施肥。

    共享菜地前身，是堆滿垃圾的社區管理死角。社區一改過去生硬的“直管”，選擇共治共享的治理模式。社區黨總支動員兩委干部、社區黨員和社工團隊組建農耕委員會，制定共享規則，引導社區居民有序“認領”使用共享菜地。

    “2017年6月開始分地，當時報名非常火爆，還有人開著寶馬來申請菜地。”曾君艷笑著回憶說，共享菜地寄托田園夢想，大家親近感一下子增強了。

    在廣東省佛山市禪城區，共享社區建設已經在全區88個社區普及。線下共享物理空間隨時發布居民可共享的物品、技能和活動信息；線上共享社區App吸引近4萬人注冊，“需求清單”和“服務清單”在線精準對接。

    “社區治理正在步入‘智治’階段，共享社區是社區‘智治’的有益嘗試。”中央黨校黨建部副教授雷強說。

    共治、共享，帶來了居民“被需要”的滿足感，帶來了分享的快樂，讓社區治理更有溫度。

    紐帶連結在“興趣上”

    廣場舞跳出治理合力

    桂溪街道永安社區所在的成都高新區，是我國西部經濟高速發展的龍頭區域。這里沒有農遷社區，缺少熟人紐帶，缺少中國傳統社會關系的“潤滑劑”，矛盾容易激化。

    一戶商家在自己的墻上打洞，其他住戶不干；樓上滲水到樓下，物業上門協調搞不定……

    “在具體過日子的問題上，政府無法大包大攬。我們迫切感到需要有一股力量，能直透到底！”桂溪街道黨工委副書記、街道辦主任王懷光分析。

    這樣的力量，在哪里？

    夜幕垂下的永安社區廣場，很快便填滿了跳廣場舞的隊伍。

    “我們組成了三個廣場舞隊，足足300多人呢。”77歲的老黨員鄭韻俠說，“多數老人從老家過來，給孩子煮好晚飯，就下樓跳舞。”

    這給街道干部極大啟發：“年輕人壓力太大，一早出門，深夜才歸。基層只有為小孩、老人服務好，居民整體才有獲得感。”

    很快，永安社區文體總會成立了，分支協會涵蓋廣場舞、合唱、門球、羽毛球……桂溪街道又開“腦洞”，順勢將支部建在“興趣上”。

    74歲老黨員馬興崇擔任文體總會黨支部書記。他挨個院落打聽，發掘出不少能人，如四川清音傳人、市級太極比賽獲獎者、民間藝術舞蹈達人……他們全都成為社區活動帶頭人，帶動社區居民捧回了一塊又一塊獎牌，居民參與熱情“水漲船高”，凝聚力水到渠成。

    御府花都小區多個家庭組成了“親子會”，因為媽媽多，被大家親切地叫做“媽媽隊”。媽媽們定期組織活動，孩子們不出小區就能得到妥帖的照料。

    “三生不如一熟！”永安社區黨委書記冷文說，“通過各種紐帶的傳導，我們正在重構熟人社群，從中獲取社區治理的團結力量。”

    創“1+211”新機制

    臟亂差小區“起死回生”

    成都市雙流區歐城花園建成于2002年，現有住戶3000多人。這個小區由于管理不善，環境曾變得臟亂差。第一屆業委會無力解決業主訴求，選擇集體辭職。第二屆業委會因為個別人員辦事不公，失去了群眾信任。不少業主看不到希望，忍痛賣房離開……陷入困頓的小區被稱作“末梢壞死”。

    2017年，曾任四川省白玉縣委書記的藏族黨員澤洛當選為小區黨支部書記。他從業主中動員了40多位敢于擔當的黨員先站出來。他們當中，有退休的縣長、法官，還有地方人武部的政委等。

    新一屆業委會，建立了業主群、業主代表群和黨員群。小區大小事項先經黨組織審查，再提交業主大會和業主代表大會議事，同步在業主群、業主代表群和黨員群里充分征求群眾意見，先易后難解決。還由住戶代表、街道干部、派出所民警組成小區監委會。小區重大事務，接受群眾監督。

    安裝智能電表、小區修枝、建電瓶車集中充電樁……這些雖是雞毛蒜皮卻往往扯皮不斷的事，在新的治理機制面前，很快就得到解決。

    成都市雙流區是我國西部城市化進程最快縣區之一，近5年新增近150個商品房小區，新增占總量的三分之二。歐城花園“起死回生”的做法，被雙流區委組織部總結為“黨組織+業主大會和業主代表大會+業委會+監委會”的“1+211”機制。在當地8個臟亂差小區試行之后，2018年，這些傳統上訪小區的全年上訪率全部下降為零！

    “神經末梢”從“壞死”到“激活”，牢牢抓住的，是機制改革這個牛鼻子。

    成都市曾梳理過老舊小區治理條塊，細數下來竟涉及46個職能部門！多頭指揮讓“末梢”無所適從。2017年9月，成都市委創造性地在市縣兩級黨委設立“城鄉社區發展治理委員會”，由常委、組織部長兼任主要負責人，構建起由黨組織統一領導的城鄉社區發展治理新機制。

    成都市委常委、組織部長、社治委主任胡元坤說，通過“找黨員、建組織、優機制、抓服務、植文化”，壓實“關鍵少數”的責任，才能發揮群眾智慧，真正匯集各類資源，獲得疏通城市治理“最后一公里”的蓬勃力量。

    （據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