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曉平

    廣府慈善有著悠久的傳統。東晉年間，廣州多次發生瘟疫，著名醫學家葛洪、鮑姑夫婦用井水煮藥救治百姓，活人無數，至今三元宮內仍有鮑姑井，見證了這對神仙眷侶的傳奇善舉。宋代，提舉劉鎮孫在廣州威遠門內（今海珠北路）設壽安院，收治貧病無依者，番禺探花李昂英為此撰成《壽安院記》頌揚其德政，是我國最早有詳細文字記載的醫院。元代，廣州城設置惠民藥局，并出現了收養盲人、殘疾人的專門慈善機構（見《伊本·白圖泰游記》）。

    明清時期，慈善事業更加發達，出現普濟堂(男老人院)、普濟院(女老人院)、恤釐公局(救助寡婦)、育嬰堂、麻瘋院等適應不同需求的慈善機構。1810年，十三行巨商潘有度、伍秉鑒等捐資數千金，在洋行會館設立種洋痘局，為百姓免費接種，開了中國接種牛痘預防天花的先河，先后受益者不下一百萬人。

    進入晚清時期，隨著太平天國運動的展開，廣府地區發生大規模的洪兵起義，接著英法聯軍入侵，戰亂之余，原有慈善機構多已停廢。太平天國運動后，部分慈善機構得以恢復，仍處于杯水車薪狀態，難以適應社會重建的需要。1869年香港東華醫院、1871年廣州愛育善堂與澳門鏡湖醫院應運而生，代表了近代廣府慈善的新潮流。領銜創辦東華醫院、參與創辦愛育善堂的慈善家梁云漢，承古開新，垂范作則，堪稱近代廣府慈善第一人。

    創立香港東華醫院

    廣府地區從先秦時代起一直是中外貿易重鎮，到明清時期形成廣州為中心、澳門為輔助的對外貿易格局，涌現大批從事外貿的商人，以十三行行商為代表。商人是公益慈善事業的重要參與者。

    梁云漢（？-1890），又名梁安，號鶴巢，祖籍廣東順德，世居廣州西關龍津橋（今泮溪酒家附近），曾任仁記洋行買辦，在省港兩地經商，積資巨萬，熱心華人公益慈善，曾在香港華人社區中心文武廟擔任值事，為廣府鄉親排憂解難。1852年，他向專為華人提供免費診治的賀旭柏醫院捐款。1859年，他又為香港學童捐獻一批漢語教科書。稍后，他又陸續向位于灣仔的倫敦會華童學校捐出巨資。幫助華人養成健康的體魄與健全的知識，一直是梁云漢醉心的社會事業。

    領銜創辦香港東華醫院這一壯舉，奠定了梁云漢在中國近代慈善史上的崇高地位。香港東華醫院是中國慈善史一段不可逾越的傳奇，至今已持續運作149年。香港史學家丁新豹稱，東華醫院（東華三院）“如今已經是一間現代化的大型社會服務機構，而且是目下華人世界同類型機構中歷史最悠久、規模最龐大及服務最多元化的一所。”

    1869年，一些垂死病人按中國習慣被移置到廣福義祠，遭到在港西人的猛烈抨擊。這是中西文化沖突的典型案例。華人對垂死病人的處理方式，本與西方人有絕大差異。在港西人純粹從自身立場出發，將習俗問題升高到道德審判，深深刺痛了在港華人。華人領袖梁云漢挺身而出，與各界協商，達成成立一家中醫院以處理華人疾病及臨終問題的共識，組織成立醫院委員會并擔任主席，向各行華商募捐。1870年初，香港買辦、行會商人共捐獻47000元，得到港督批準，創立首個華人慈善組織東華醫院。醫院到1872年正式落成，由于完全按照中國習慣提供中醫中藥服務，受到熱烈歡迎，1873年接待門診數字為43074人次，1887年猛增到138461人次，幾乎“戶限為穿”。東華醫院還為不幸病死者安排以中國方式下葬，消除了華人對身后尸體被解剖的恐懼。

    廣州博濟醫院院長、美國醫生嘉約翰（J.G.Kerr）對東華醫院橫空出世予以特別的重視。1872年，他在廣州博濟醫院年報中有如下評論：“這個醫院的建立反映了以下事實：華人……表示他們自己可以以本身的方式管理自己的慈善機構，不必外國人施以援手。”1874年，嘉約翰又指出:“該計劃的創始人是一群中國商人和買辦，多年以來他們與外國人相連結，習得許多西方的慈善和一些宗教理念。他們目睹過（香港）國家醫院、海員之家、海陸軍醫院的運作，同時也對廣州、汕頭、上海及其它地方傳教士醫院的工作有些了解。”

    東華醫院的管理制度、服務理念受到西醫院的啟發，同時也帶有與教會醫院競爭的意向。香港華人慈善事業的起步階段，即呈現出十分強烈的民族意識、自主意識，以及對中華文化的持守。自1872年建成投入后二十多年里，東華醫院只用中醫中藥為華人服務，要到1896年港府干預才開始增設西醫。

    香港東華醫院從一開始就沒有將服務內容局限于本地醫療，而是為海內外華人提供各項幫助。歷次廣東省內水災，東華醫院均不遺余力捐錢捐物，距離較近的災區甚至派出專人運載糧食前往賑濟。1877-1878年間，華北發生百年未遇的“丁戊奇荒”，東華醫院善董不分畛域捐集巨資，貢獻突出，經李鴻章上奏朝廷，由光緒皇帝御賜“神威普佑”匾額。這是香港第一次獲得御賜牌匾。

    服務廣府人

    1871年，梁云漢與廣州商人鐘覲平、陳次壬等聯手創辦愛育善堂，這是廣州城第一家近代型的善堂，最初堂址設在洋行會館（十三行路與靖遠北街交界），不久即購買大鹽商潘仕成舊宅（今十八甫路46-52號）作為總部。與傳統的老人院、育嬰堂從事收養孤寡廢疾不同，愛育善堂專注于為窮人提供免費醫療、開辦面向失學兒童的義學，適應了太平天國后社會轉型的新形勢，從改善身體與教育入手，立意更為遠大。愛育善堂以其龐大的資產、完善的管理，在隨后數十年里一直是廣州各善堂的領袖。

    香港東華醫院、廣州愛育善堂，均以廣府商人為主體舉辦，吸收了西方經營管理體制的優長，又融入了中國傳統智慧。這兩家慈善組織的近代特征十分鮮明，一是集資來源的廣泛性和可靠性，即從同城各行業商人廣泛集資；二是決策、管理、服務提供的制度化與民主化；三是實現了營運的自主化，避免了內地傳統慈善機構反復出現的“徭役化”現象。慈善史權威夫馬進在《中國善會善堂史研究》一書中，發現內地許多慈善機構都經過從“樂捐”到被“勒捐”的過程，勒捐導致慈善機構活力下降，最終難以為繼。

    1879年，梁云漢向東華醫院倡議設立貧民義學，次年實施，似乎是受到愛育善堂辦理義學的啟發。在初創時期，省港兩大慈善機構之間不僅互相扶掖，各自的成功經驗也因買辦的共同參與而得到交流。

    華人向來都重視葉落歸根、入土為安。順德人旅居海外者眾多，一旦客死他鄉，若無親屬照料，魂魄難安。1876年，梁云漢領銜創立旅港順德綿遠堂，募集資金在香港設立義冢，后來又在順德大良設立懷遠義莊，視乎實際情況，選擇將同鄉先友下葬與香港義冢或停厝于懷遠義莊。

    香港開埠以后，迅速成為廣府人北上、出洋的主要口岸，大量人口由此出發前往各地經商、務工、求學，但也催生罪惡的販賣人口活動。男性勞動力被誘騙登船，前往新舊金山開礦、建設鐵路，俗稱“賣豬仔”；年輕女性被誘騙、拐賣到外地、外國，很多被迫從事賣淫營生，叫做“賣豬花”。為剎住“賣豬花”罪惡活動，營救被拐賣女性，1880年梁云漢與東莞籍港商盧庚揚、馮普熙等向港府申請創辦保良局，并于1881-1882年擔任主席。據統計，僅1887-1895年，該局即查出被拐婦女5543人，或專人護送回廣府各縣，請當地善堂協助資送回家，少數無法遣回者，通過東華醫院加以妥善安置。

    1878年，近代著名思想家、慈善家鄭觀應出版勸善書《救災福報》，對仁人善士的義舉多有記述。據鄭觀應所說，當廣東清遠發生水災、多處出現饑荒時，梁云漢“勸捐散賑，不遺余力”。1878年，廣州出現罕見颶風，從白鵝潭、沙面一直向北掃過西關，“吹倒廟宇民房鋪屋二千八百余間，壓斃男婦一千四百余名”（1879年7月14日《申報》），龍津橋一帶房屋倒塌過半，梁云漢的家宅卻完好無損。鄭觀應認為這是“天之報施善人，洵不爽已”，也即是他長期做善事的“福報”。“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是國人長期以來奉持的道德觀念。

    1890年，梁云漢在廣州去世。雖然生意和財產主要分布在香港，他退休之后選擇廣州作為終老之地，表明他始終認為自己是廣州西關人。同時期東華醫院其他一些善董，身后也下葬廣州。梁云漢歷年從事的公益慈善活動，體現了一種始終為華人謀福利、維護華人尊嚴、謹守中華文化傳統的自覺意識，以及汲取外國先進經驗為我所用的高度靈活性。（據《善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