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 張明敏

    《公益時報》專訪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中國公益發展研究院院長、公益慈善學園專家徐家良，就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進行解讀。

    “社會工作”發展成效有目共睹

    《公益時報》記者就2015、2016、2017、2018近四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進行比對發現，四年間政府工作報告分別用了“發展”、“支持”、“促進”（17、18年同）三個詞匯分別描述著社會工作不同時期的演變，也勾勒著社會工作的美好藍圖。

    連續四年提及，但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就“社會工作”一詞卻沒有體現。

    徐家良表示：“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雖未提及社會工作，但通過近幾年發展來看，社會工作發展很快，勢頭很好，在社會民生領域發揮的作用也越來越明顯。”

    此前，中央19部門頒布《社會工作專業人才隊伍建設中長期規劃（2011—2020年）》，規劃中預測，到2020年，我國一線社會工作專業人才總量增加到145萬人，其中中級社會工作專業人才達到20萬人、高級社會工作專業人才達到3萬人。

    而隨著社會工作的職業化、專業化步伐加快，社會工作者的職業身份和專業作用進一步明確。

    2015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分類大典》將社會工作者明確列入“專業技術人員”大類；2017年公布的《國家職業資格目錄》將社會工作者職業資格明確為“水平評價類專業技術資格”；2018年3月6日，人社部、民政部聯合印發了《高級社會工作師評價辦法》，首批高級社會工作師出爐，標志著我國建立了初、中、高級相銜接的社會工作者職業水平評價體系。

    2019年1月25日，民政部官網發布《民政部職能配置、內設機構和人員編制規定》，對“三定”方案進行正式發布。民政部內設機構中，新設立的“養老服務司”“兒童福利司”“慈善事業促進和社會工作司”引發關注。

    徐家良表示：“社會領域正在從事社會工作的服務人員，有一部分尚未取得社會工作師的證書，但由于社會領域服務的實際需要，這些無社會工作師證書的人員從事著大量的社會工作服務，這讓實際從事社工服務人數與獲得證書人員數量有著一定的差距，實際上可能會多出幾倍。”

    徐家良指出：“社會工作中有持證和未持證兩部分人員，在注冊登記的數量上（持證），兩者看起來有些不協調，但社會工作者卻在社會治理領域中，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專業性和使命感，讓其他組織人員無法比及。”

    “‘社會工作’一詞雖未入政府工作報告，但報告其他多處實際上已經有較多的工作內容的展現。”徐家良補充道。

    社會治理向基層推進 

    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中關于“社會治理”的表述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會治理格局。完善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加強社區治理。”

    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中關于“社會治理”的表述則變為，“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推廣促進社會和諧的‘楓橋經驗’，構建城鄉社區治理新格局。”

    對于這一變化，徐家良表示：“第一，社會治理一詞由‘打造’變為‘加強和創新’，證明社會治理提高到新的高度；第二，社會治理前幾年的提出大多聚焦社會建設的民生領域，今年特別強調社會事業領域，在社會事業領域里談民生是一種升級；第三，社會治理的重心向下推移，關注到城鄉農村，這是社會治理的‘共治共享’格局已經變為‘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基層是整個社會的末端，這是社會治理最大的變化。”

    徐家良表示：“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非常系統全面地把社會組織在國家治理、社會治理、社區治理過程中發揮的作用，通過具體或籠統的方式進行了展現，一些段落還是非常多地提到了社會組織的發展。”

    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中關于社會組織提出“促進社會組織、專業社會工作、志愿服務健康發展。”

    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中關于社會組織表述為“引導支持社會組織、人道救助、志愿服務和慈善事業健康發展。”

    徐家良表示：“今年社會組織發展表述為‘引導支持’實則內涵豐富。引導，就是要首先確保政治方向，規范社會組織活動，規范志愿服務行為。同時，支持社會組織的戰略轉變，包括各類服務和人才培養。另外，社會組織，特別是行業協會與行政機關脫鉤，社會組織登記管理制度的建立也將成為健康發展的有機組成部分。”

    2015年7月8日，中國政府網公布《行業協會商會與行政機關脫鉤總體方案》。要求各級行政機關與其主辦、主管、聯系、掛靠的行業協會商會脫鉤。

    來自民政部社會組織管理局的數據顯示，截至2月9日，全國社會組織數據系統顯示全國登記社會組織已超過81.6萬個，已成為脫貧攻堅的重要力量。

    徐家良指出：“與過去幾年相比，中國社會組織從數量和質量上已取得非常大的進步。官辦與民辦社會組織相比，民辦社會組織數量已大幅提升，機構從業者從商業機構中引入，折射出的問題是機構從業者對運作不熟悉，信息透明、政府監管、行業監管均有滯后，時常還會遭遇行政處罰，致使機構公信力下滑，這需要一個逐步成長的過程。”

    “官辦社會組織雖說歷史較久，但機構從業者大多從政府機構退休后任職，對于公益慈善領域并不熟悉，均為跨界，發展中仍以行政化的姿態從事公益，這會出現一些問題，需要從理念上加以調整，但只要機構堅持正確的方向，后面的工作就可慢慢走上正規。”

    當前，信息透明、機構運行、制度規范、人才建設、行業發展等都是社會組織健康發展的基礎。

    “社會組織發展過程中，不要怕出事，有問題可以指出來，引起高度重視，這都是成長過程中必須經歷的過程。但機構的發展更多需要從業者扎實地做好本職工作，不宜高調，這也是健康發展中很重要的一環。”徐家良表示。

    社會力量進入養老領域空間大

    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要大力發展養老特別是社區養老服務業，對在社區提供日間照料、康復護理、助餐助行等服務的機構給予稅費減免、資金支持、水電氣熱價格優惠等扶持。

    徐家良表示，近幾年政府工作報告多次提及養老事業，說明社會養老需求很大。原先事業單位提供養老服務遠遠沒法滿足要求，需要居家養老、社區養老、機構養老聯合提供服務，這一過程中，社區養老和機構養老就需要社會力量介入。養老事業全部依仗政府出錢顯然不現實，應該將政府、企業、社會和家庭幾方面資源優勢互補。

    另外，養老領域涉及專業知識較多，機構運作、人才培養、服務專業、科學發展，這里面都有社會組織參與的空間，讓社會組織在實踐中成長，成為養老領域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關于養老領域的社會化，不僅僅只是機構參與，還應引入社會資本，但資本需要盈利，怎樣能夠留的住資本，這需要養老企業提供更好的服務，讓消費群體能夠更好買單。讓政府、企業、社會組織、消費者進行有機組合，良性發展，從而形成可持續性養老機制。

    2019年，民政部發布文件稱，各級民政部門不再受理養老機構設立許可申請，不得再實施許可或者以其他名目變相審批。

    徐家良表示：“贊同政府部門取消養老機構注冊審批。原來把太多精力放到事前監管，不利于養老機構的發展，很多創新型的養老機構很可能胎死腹中，變事前監管為事中和事后監管，這有利于養老機構的成長和發展。”

    徐家良指出：“過去的養老機構都是小打小鬧，規模比較小，大家做各自的機構。現在做品牌，上百個機構形成連鎖養老品牌，這樣質量上去了還有利于監管。我們更應強調社會力量參與養老事業，品牌化、規模化、商業化運作發展。另外，養老中介機構、行業組織也應發揮積極作用，制定行業標準，做好行業規范。過去，我們都是由政府直接與養老機構打交道，這樣溝通成本很高，通過中介組織、行業組織進行監管，制定養老行業規范、建立行業標準，形成有機的養老體系，讓社會滿意是養老事業的發展方向。”

    “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社會資本，社會資本不僅僅指錢，還需要有平臺、資源、模式、理念的建立，這是一整套商業化機制，效率很高，全社會都有機會參與，共同發揮整體優勢。”徐家良說。

    健全社會信用體系

    近幾年，與引導支持社會組織、人道救助、志愿服務和慈善事業健康發展一道，“健全社會信用體系”也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

    徐家良表示：“這表明政府提倡不光是做事情，更要建立相互間的信任關系理念，通過信用制度減少交易成本。大家不熟悉時，總是猜來猜去，很多時候由于不信任導致事情無法有效進行。通過信用制度的建立，讓大家減少交易成本，相互信任，共同做事，這對整個社會事業可持續發展有利。”

    2018年1月30日，民政部對外發布《社會組織信用信息管理辦法》，要求全國社會組織信用信息登記管理機關依據社會組織未依法履行義務或者存在違法違規行為的有關信用信息，建立社會組織活動異常名錄和嚴重違法失信名單制度。

    徐家良表示：“社會組織活動異常名錄是個很好的社會組織誠信建設標本，通過約談、改正、處罰等一系列行政監管手段，讓社會組織健康成長。對于進入異常活動名錄的組織，公眾知道該組織有哪些問題，通過異常名錄公布引起社會重視，讓社會組織盡快完善機構內部治理、重視國家法律法規制度。另外，這也是對社會組織的鼓勵和促進，讓更多優秀的社會組織為社會所認識和認可。”

    “在全社會建立人與人、人與社會組織之間的可信任制度，這是一個多層次、多內涵的信用體系建設，對構建中國特色的現代社會組織體制起到推動作用。”徐家良補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