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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1年1月15日，潘達微出生于廣州沙河東圃鎮的一個官宦之家。潘達微的雙親都是虔誠的佛教徒，因而在他的體內從小就埋下了“慈善為懷”的基因。

    潘達微的父親潘文卿曾任清朝一品武官，辭官后以慈善事業聞名，是慈善機構兩粵廣仁善堂的創始人之一。據記載，兩粵廣仁善堂是清末民國聞名一時的“廣州九善堂”之一，在水災、時疫頻發的清末民初，多次組織社會力量竭力救濟。

    兄弟姐妹7人，潘達微排行第五，少時勤奮讀書，十五六歲時，便能模仿古詩作畫。他自幼多病，求醫中認識了孫中山，并得其治愈。在孫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影響下，他立志救國，提倡社會改革。后來，他加入興中會，此后為革命不惜攜妻出走、散盡家產。

    潘達微是一名社會活動家。他當過記者，辦過報紙，經營過慈善事業，當時廣州的許多社會活動他都參與其中。

    在他的奔走下，在黃花崗起義中犧牲的72名烈士被安葬到黃花崗。有人說，如果沒有潘達微，就沒有黃花崗。

    安葬黃花崗72烈士

    1905年，孫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會，潘達微成為孫中山在香港、廣州的得力助手。這年8月，孫中山囑托他舉辦宣傳刊物，鼓吹革命，推動反美拒約斗爭的開展。潘達微遂以贊育善社的名義，籌款數千元在廣州創辦石印《拒約畫報》，后改名為《時事畫報》。

    他在創辦畫報之時，就明確地提出了“以革命思想入畫”的口號，這在中國美術史上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針對當時國人文化程度低下的特點，畫報圖文并重，針砭時弊，鼓吹改革。這份畫報出版一年左右，就被清政府查禁，在海內外起了積極影響。

    1911年，同盟會計劃再在廣州發動起義，潘達微等人利用河南歧興里培淑女校作為轉運儲存武器彈藥的地方。3月29日，起義爆發，義軍奮戰一夜，終因力量懸殊而失敗。次日從越秀山麓至雙門底各街道上，殉難烈士遺骸枕藉，暴尸街頭。

    此時，清政府只顧調兵遣將，搜捕革命黨人，沒有顧及收殮遺骸之事。潘達微關心死難烈士的情況，設法謀求營葬烈士之事。

    黃花崗起義失敗之時，潘達微的公開身份是《平民報》的一名記者，實際上是秘密的革命黨人。當時，要為這一批“造反者”收葬異常艱難。當局本來打算將這些遺體交給善堂收殮，與被處決的罪犯一樣亂葬在“臭崗”，潘達微“肝腸欲裂”，馬上冒險去跟善堂的善董們陳情，并請動江孔殷在當局面前擔待。江孔殷是當時很有勢力的巨紳，與兩廣總督張鳴岐的交情很不一般。而潘達微父親潘文卿是廣仁善堂的創始人之一，潘家與江家素來交好。

    接著潘達微又去找地。先是找到東門外沙河一地，地主是一名醫生，本已經答允出讓，很快又因怕被牽連而變卦。他最后用父親的老關系，聲淚俱下地說服廣仁善堂之善董徐樹堂將一塊義地拿出來作為墓地，且棺殮營葬各事，統由廣仁善堂負擔。

    第二天，潘達微來到現場，協同100多名忤工從上午11時一直忙到下午4時，總共殮葬了72位死難烈士。

    潘達微對殮葬之事本不想宣揚，不過當時保皇派的《國事報》登載了這條消息，并故意在措詞上渲染潘達微奔走呼號的情況。后來，潘達微索性在《平民報》上發表詳細消息，標題是《咨議局前新鬼錄，黃花崗上黨人碑》。

    這條標題一時傳誦街頭。其時，墓地所在地并非種有菊花，崗名原是紅花崗，只因為潘達微平生最愛菊花，特別欣賞古人“菊殘猶有傲霜枝”之句，特意改名為“黃花崗”，并沿用至今。潘達微也因收葬72烈士，被知友稱為“俠士”。

    致力解決民眾貧困問題

    在武昌起義后不久，潘達微接受了當時的警察廳長陳景華的邀請，在廣州花地黃大仙祠創辦孤兒教養院并出任院長。當時，政府無法解決經費，他就變賣母親遺下之房產，以自己分內所得之款作為孤兒院經費。這所孤兒院先后辦了50多班，畢業孤兒達千余人。

    1912年，潘達微與友人化裝到各地行乞，一方面是為演出而體驗生活，另一方面是希望“深入調查乞丐組織情況”。在深入了解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乞丐和貧民的情況后，他創立了“乞兒救濟會”，致力于幫助貧困的人們。

    后來，潘達微又參考外國經驗，結合中國實際，起草了關于成立“廣州市慈善公會”的建議，涉及的項目達二十多個。其中包括：開設平民飯店，一方面作為調查乞眾、苦力、貧民的機構，另一方面“作短期的演說，以鼓勵其自新既省回頭”；建立為貧民謀生計的“平民工藝院”；設立為失學人士謀教育的“半夜學堂”，讓白天工作的平民謀一學業，為將來謀生打下基礎；建立平民醫院，“推廣方使，收納病者”；設立洗衣、縫衣隊，安置乞丐中的婦女，發揮其所長，將孤兒院擴充為“男女教育院；建立平民寄宿處，讓無家可歸者白天謀生，晚上就學，夜有歸宿……

    這些措施，不僅僅為了解決貧苦民眾的生活問題，更重要的是希望通過這些系統工程，能改變平民大眾生活的陋習，建立一個“恭讓、和煦、約己、徹人”的大家庭，樹立新社會的新風尚。

    陳景華對潘達微的熱忱甚為感動，覺得建議對于改善社會治安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與潘達微相議，先擇易行者辦理，先擴充、完善女子教養院事。陳景華在警察廳召見院中同人商議，大家表示支持，并議定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于是，女子教養院得以擴大，初辦時僅收得四十余人，及后發展至八百人，全為奴婢、孤兒、妓女及無告女子，后來還增設孤兒院，引起中外人士及輿論關注，被視為中國“破天荒之偉舉”。

    后來，袁世凱竊取了國民政府的大權，令通緝孫中山、廖仲愷、朱執信等人，潘達微得到消息后，連夜前往香港、上海等地避難。

    在香港南洋煙草公司任職期間，他巧妙地把實業的發展和慈善事業緊密結合起來，把煙草公司每年賺得的利潤，提成用于社會福利救濟事業，肩負起廣東的賑災、醫院建設、發展孤兒院等慈善活動的角色。

    大革命期間，潘達微曾一度出任廣州市公益局長，但因他的個性不喜從事行政工作，任職時間沒多長便辭職了，從此專心致志于藝術工作，以誦經、攝影、寫畫消耗余生。1929年8月27日，潘達微病逝于香港寓所，終年48歲。（據《善城》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