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飛龍

    編者按：  今年是新中國建國70周年。站在這個節點，回望這70年的歷史，我們看到，慈善事業在很長時間內經歷了曲折的發展過程，直至上世紀80年代后才慢慢向當代公益慈善事業轉型。我們希望，通過回顧建國后慈善事業的發展史，能有助于我們充分吸取歷史的經驗教訓，進而推動我國公益慈善事業的現代化進程。

    由于連年戰爭，國家工農業生產遭到嚴重破壞，人民生活極端困苦，加之1949年嚴重的自然災害，全國受災面積達12787萬畝，受災人口約4555萬人，糧食減產114億斤，災情分布在全國16個省區、498個縣市的部分地區。因而，在新中國成立之時，如何解決社會救濟問題，成為剛剛執掌政權的中國共產黨及人民政府所必須面臨的問題。毛澤東在七屆三中全會上曾指出，“必須認真地進行對于失業工人和失業知識分子的救濟工作，有步驟地幫助失業者就業。必須繼續認真地進行對于災民的救濟工作”。為了更好地團結并領導全國從事救濟福利事業的團體和個人，協助政府組織群眾進行生產節約、勞動互助，推進人民大眾的救濟福利事業，并擔負相應的國際工作，中國人民救濟總會孕育而生。建國初期，“救總”以當時最緊急的災荒救濟和失業救濟為重點開展工作，在社會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救總”的成立

    1950年4月24日至29日，在北京召開了中國社會救濟代表會議。經過中國救濟代表的協商，會議通過了中國人民救濟總會會章，正式成立了中國人民救濟總會，并選出了宋慶齡、董必武、吳耀宗、沈體蘭、陳維博、伍云甫、謝覺哉、李德全等49人為中國人民救濟總會執行委員會委員，陳其瑗、熊瑾酊、司徒美堂等9人為中國人民救助監察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救濟總會會章規定：“救總”是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下的群眾性的救濟組織，其宗旨是團結并領導全國從事救濟福利事業之團體及個人，協助政府組織群眾進行生產節約、勞動互助，以推進人民大眾的救濟福利事業。“救總”的社會救濟工作以動員和組織人民群眾實行自救助人為方針，其救濟福利款物由政府補助和在群眾中募集共同組成，同時接受國際友人的援助。國內救濟福利團體接受國外救濟福利款物，事先須取得“救總”批準，在“救總”的通盤計劃下分配使用。中國人民救濟代表會議為最高機關。設執行委員會，在救濟代表會議閉會期間為最高領導機關。宋慶齡為“救總”主席，董必武、謝覺哉、李德全、吳耀宗為副主席，伍云甫任秘書長。這樣“救總”就形成了一整套規章制度和體制，為指導以后全國救急工作打下了堅實基礎。

    “救總”社會救濟的實踐

    1.救助災區群眾。幫助災民募捐衣物和錢款是“救總”的重要職能。1950年，皖北、蘇北、河北、河南等地發生水災，受災農田達12795萬畝，災民約4000萬人，其中大塊重災區共有2800余萬畝，急需要救濟的重災民約700萬人。為了協助政府解決災區人民的寒衣問題，中國人民救濟總會與有關人民團體成立了“皖北、蘇北、河北、河南災民寒衣勸募總會”，發動了全國性的勸募寒衣運動，向全國發出了募集600萬套寒衣的號召。在全國人民和各級人民政府、各地救濟機關、群眾團體、民主黨派及各界熱心救濟人士的熱烈支持下，在極短的時間內，“救總”共募得寒衣6887561套，折合人民幣3400多億元（幣制改革前的人民幣，新幣1元等于舊幣10000元），超過原訂計劃600萬套的13%以上。募捐上來的寒衣用途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分配給上述地區災民，共計分配給災民寒衣5210750套；二是各地區利用救濟當地貧民及外地遷入的災民，共計寒衣1177895套；三是救濟朝鮮難民，共計寒衣1000套，同時中國人民救濟總會又救濟朝鮮難民200億元的現金。這不僅解決了皖北等地重災區災民及部分城市貧民缺乏寒衣的困難，還援助了朝鮮的難民，增強了中國國際上的交往能力。

    2.收容社會弱勢群體。新中國成立初期，由于歷史上的諸多因素，導致城市里產生了大量的游民、乞丐、小偷、妓女、殘老和孤兒，這是一個急需解決的民生問題。經過“救總”多方面努力，從1949年到1952年，全國各主要城市對社會弱勢群體進行了收容，建立起無數個不同性質的生產教養院，上述群體大量地被收容進去，并施以適當的思想和文化教育，使他們學會了各種生產技能，變成了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據統計，中國人民救濟總會各地分會辦理的收容教養機構有98個，其中收容兒童的有55個。同時，中國人民救濟總會各地分會協助政府辦理災難民的臨時收容、緊急救濟和遣送回鄉生產的工作，減少了自然災害所帶來的消極影響，兩年半就收容遣送災難民達13萬余人。此外，中國人民救濟總會各地分會結合當地具體情況做了大量城市貧民救濟和臨時救濟工作，如貧病補助、貧嬰補助、產婦補助、貧民生活補助和城市火災、風災救濟等，據初步統計，救濟分會所辦理的貧民救濟和臨時救濟受益人數有七萬余人。在工作中，“救總”依照“社會互助”的方針發動群眾，杭州市分會救濟江干區火災災民時，群眾自動捐款8億余元；武漢市分會救濟重劃區火災災民，群眾自動捐款達12億余元，并捐助了大批衣服糧食。

    3.整頓歷史遺留的社會救濟組織。全國政權建立以后，如何解決民國時期遺留的數千個救濟福利社團是整合已有社會救濟力量的重要方面。為此，從1950年開始，中國人民救濟總會對國際與國內規模較大的團體進行了調查研究，用協商的方式對國內規模最大的紅十字會總會進行了調整，經過思想、領導、組織、制度、人員等多方面的調整，新的中國紅十字總會以嶄新的面貌得以出現，在治淮工程的醫療工作、朝鮮前后方的救護工作、老根據地和少數民族地區的醫療防疫工作，以及國際反對侵略保衛和平的斗爭中，都起了積極的作用。“救總”還對國際性救濟團體進行了改造，解放前國際性救濟團體有40多個，解放后大部分已撤退或解散，剩余的9個接受美國津貼，從1951年4月底召開的處理接受美國津貼救濟機關會議開始，“救總”對這些團體已進行了處理與改造。除了對部分反動的、名存實亡的和假冒為善的團體予以處理外，一般的斟酌情況予以團結性改造，并通過各種適當的組織形式，使它們積極地參加當地的救濟福利事業，發揮其服務的自覺性與積極性。建國初期，在中國人民救濟總會領導下，各地分會總計已對800多個遺留的救濟福利團體組織進行了整頓。

    4.進行對外國際援助。在國內救濟的同時，“救總”廣泛地開展各種形式的國際援助。1951年，中國人民救濟總會將中國人民為援助“松川事件”中被迫害的日本人民的捐款寄到日本，援助了“松川事件”的受難人士。次年日本北海道地震，日本人民遭受嚴重災害，中國人民救濟總會及時匯去了救濟地震災民的款項。這兩次援助增進了建國初期中日兩國的民間交往，加深了兩國人民之間的友誼。“救總”還曾聯合有關人民團體對遭受嚴重旱災的印度人民進行了一些必要的救濟；組織了“中國人民救濟馬來亞難僑委員會”，對受英帝國主義殖民當局壓迫的馬來亞華僑作了正義聲援。這些國際援助為新生的人民政權贏得了國際民眾的認同。

    此外，“救總”地方分會還辦理了一些救濟性質的福利事業，如產院、診所、托兒所、保育員訓練班、平民宿舍、勞動人民服務站、義倉、夏令飲水等。這些努力，都是新中國社會保障事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新中國成立初期，“救總”在中國社會救濟體系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是政府主導下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并且代表人民政府積極參與到社會保障事業建設的活動中，這與民國政府的社會保障政策大多停留在文件上面、廣大民眾很難得到政府的救濟形成明顯的對比。在社會救濟中，中國人民救濟總會注重社會救濟的覆蓋面和公平性，使得社會弱勢和困難群體得到了應有的救助，從而在根本上鞏固了新生人民政權的合法地位。（據《蘭臺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