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 張明敏

    日前，德云社相聲演員吳帥（藝名“吳鶴臣”）突發腦出血，其家人在“水滴籌”平臺發起上限為100萬元的籌款項目，后被網友曝光其在北京擁有房產、車輛及大病醫保，引發輿論關注。

    截至5月3日下午，根據“水滴籌”平臺顯示，該項目共籌得14.8萬元，5269人次參與贈與，暫未申請提現，發起人與水滴籌溝通已停止籌款。

    5月4日，德云社在官方微博發布聲明稱，籌款行為系其私人行為，將繼續向其提供一定程度的經濟援助。募款將按照平臺規則由平臺方直接劃入醫院賬戶，用于后續治療，相關花費明細將由家屬自行公開。5月5日晚間，水滴籌官方微博做出說明稱，如發起人申請提現，水滴籌平臺將進行公示。5月7日，民政部對此回應稱，個人求助不屬于慈善募捐，將引導公開募捐平臺自律公約的修訂，回應群眾關切持續完善自律機制。

    看似密集的多方回應正在逐漸消解社會輿論的質疑，但一個長久以來因募款信息披露程度引發的募捐“難題”卻仍未遠離。

    2016年，慈善領域極具爭議性質的“羅爾事件”與其類似。彼時，羅爾事件被貼上了“騙捐”的標簽，面對網友的紛紛質疑，政府、籌款平臺、募款人、捐款人應如何應對？公開籌款平臺的責任邊界在哪？救助者公布財產狀況是否應該入“法”？網絡募捐如何健康發展？

    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慈善研究中心副主任黃浠鳴認為：“求助者在發布相關信息的時候，首先應思考基于何種立足點，進而調整自己所發布的信息，應主動告知相關原因及財產狀況以取得公眾幫助。”

    【平臺的責任邊界在哪？】

    當前，德云社聲明表示該事件屬于當事人的個人行為，而公眾則聚焦于發布籌款信息的平臺，認為公眾的捐贈是基于對平臺的信任，平臺理應盡到相應的義務。但任何機構承擔責任都有著邊界，那籌款平臺的邊界在哪？

    黃浠鳴認為：“眾籌平臺承擔的角色并非信息生產者或行業監管者，只是一個信息的發布渠道。不能將募款平臺和慈善組織的角色等同，平臺難以實現嚴格的實質審核。為完善審核所產生的人力成本、資金投入誰來承擔？因嚴格審核致可能造成的延誤治療，又該由誰來承擔？這都是值得考量的問題。”

    黃浠鳴表示：“法律、行業標準層面《公開募捐平臺服務管理辦法》規定，平臺在發布信息時進行風險防范提示；《慈善組織互聯網公開募捐信息平臺基本管理規范》也要求，平臺應明確告知互聯網公開募捐信息平臺用戶及社會公眾，個人求助、網絡互助不屬于慈善募捐，真實性由信息提供方負責。就這個案例而言，眾籌平臺在發布的時候已經盡到義務。”

    “平臺只是一個發布信息的渠道，在盡到了事前形式審核，事中風險提示，事后（若有人發現虛假信息進行投訴舉報）斷開鏈接、撤下項目等責任的前提下，平臺可以不承擔法律責任。”黃浠鳴補充道。

    【行業自律公約如何應對？】

    2018年，輕松籌、水滴籌、愛心籌等平臺發布《個人大病求助互聯網服務平臺自律公約》（以下簡稱《自律公約》），約定加強求助信息前置審核，審查方面包括疾病情況、治療花費情況、家庭經濟狀況（主要是工資收入、房產、車輛、金融資產等信息）、預期款項用途、基本醫療保障情況、商業保險情況、是否享受低保、獲得政府醫療救助等情況。

    5月7日，民政部對此回應稱，個人求助不屬于慈善募捐，不在民政部法定監管職責范圍內，但由于影響到慈善領域秩序規范，下一步，將引導平臺修訂自律公約，針對群眾關切持續完善自律機制，也將動員其他平臺加入自律。

    5月11日，水滴籌創始人兼CEO沈鵬參加“中國益公司”活動時回應上述事情：“這是一個社會性的問題，比較復雜，并非一個公司或一個行業能單獨解決。平臺在審核上一直在迭代，會更嚴謹、更多維度進行風控，聯合公司、友商和行業，共同把這個自律公約進行迭代，把流程進行升級。”

    黃浠鳴表示：“對于求助人實際經濟狀況、病例信息是否造假等問題，平臺方面很難辨認，或者說核實成本較高，需要借助相關慈善組織、醫療機構、居（村）委會及醫護人員等第三方機構或人員的協助。眾籌平臺本身除起到傳遞信息的作用外，還要在能力范圍之內完善事前信息核實與事后信息公開，但是責任的承擔應與相關行業的發展階段和現實的情況相匹配。一味地要求眾籌平臺承擔過多的責任，可能會對整個行業生態的發展產生不利影響。”

    【求助者公布財產信息是否應該入“法”？】

    現階段，規范發布個人求助信息的互聯網籌資渠道，要著重發揮行業自律、公眾監督、內部規則的作用，同時應做到“公平和效率，自由和秩序”兩點。從《自律公約》來看，求助者在發布信息的時候提供車、房、金融資產等信息作為發起信息的必要要素，但是從法律層面來講，將上述要求“入法”其實很難。

    黃浠鳴認為：“個人求助是個人天然的權利。在個人年老、遭受疾病或喪失勞動能力等情況時，個人有權利向親友或公眾求助，這個權利不可剝奪。如要求發布者提供所有信息，這在某種意義上將被理解為‘惡意推定’，即建立在懷疑發布者是潛在欺騙者的角度。實際上，大部分求助者都是在自己當下的資產無法滿足相應救治條件的前提下，才被迫尋求公眾救助，這多少令求助者已經顯得難堪。因此，在進行法律規范或者行業自律時，如果僅僅因為出現‘騙捐’個例就強制要求求助者提供全部信息，這雖保證了公眾的知情權，但對于救助者和平臺來施行強制政策有些用力過猛。”

    “在當前的法律環境下，個人求助不在《慈善法》的調整范圍之內，但這不意味著此種活動是法外之地。除《慈善法》以外，還有很多其他法律進行相關監管。現階段所出現的問題，如欺詐、騙捐，可以依據《民法》《合同法》《刑法》等法律追究相應法律責任。事實上，在盡到事前、事中、事后進行及時跟進和信息公開等義務，遵守法律法規、行業規范和內部規則的前提下，平臺已經在現有的體制環境中充分地發揮了其作用，并且其功能發揮大于負面影響。肩負社會期待，平臺已經有意識地征求并聽取多方意見制定管理規范，盡管存在一些不到位的地方，但希望公眾給予其一些自身改善的余地。社會自律是有一定彈性空間的，如果法律等其他外力強行介入可以自我調節的社會空間，可能會打破原有的平衡。”

    黃浠鳴表示：“合理的狀況是個人可以主動去提供相關信息，行業也可以發布相關指引進行引導，這相當于二者達成合意。在此基礎上，個人享有選擇消息發布渠道的權利。求助者在發布相關信息的時候，首先就應思考基于何種立足點，進而調整自己所發布的信息，應主動告知相關原因及財產狀況以取得公眾幫助。”

    【公眾如何理性捐贈？】

    公眾獲知相關救助信息時，如何做到理性捐贈？

    針對此類事件，公眾認為的“慈善”和《慈善法》界定的“慈善”不是一個等同的概念。公眾認為，個人對他人的贈與就是一種慈善活動；法律則規定，慈善活動需要面向不特定公眾開展。個人為了解決自己或者家庭的困難，通過眾籌平臺發布信息，該信息不屬于慈善公開募捐信息，真實性由信息發布個人負責，屬于個人求助，二者所考慮的范圍不在同一維度。

    黃浠鳴認為：“首先，應該有一個基本判斷，即辨別該信息是屬于個人求助還是慈善募捐；其次，基于自我判斷，如該信息屬于個人求助，公眾應繼續查看該發布者是否列出相關治療情況證明、資產狀況證明、醫療或商業保險證明、后續治療需求等基本信息，在信息得到充分了解的情況下，公眾可自行捐助。可以說，這就是在公民享有知情權的前提下進行的理性捐贈。”

    “如果公眾認為該信息存在一定虛假情況，可依民法或其他法律追究相應行為。”黃浠鳴補充道。

    【網絡募款如何健康發展？】

    “網絡籌款”這個概念在法律上沒有明確定義，一般來講指的是“通過網絡渠道籌集資金，滿足個人、公司等其他方面的需求”；法律層面所指的“互聯網公開募捐”通常是有一定限定范圍的，涉及不同的對象、目標和環節。因此，網絡募款的健康發展不應單單只從公益一個角度來講，還應該由商業等其他領域共同來引領和推動。

    黃浠鳴表示：“從‘慈善募捐’領域講，現階段的監管整體還是比較不錯的，只是在個人求助方面是否需要政府監管介入存在爭議。政府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只是其一，但是求助發起人、捐款人、公眾、平臺也承擔著其他的角色，他們也要在不同的側重點發揮相應作用。政府目前還是應從鼓勵的角度來進行有效監管，做到適時、有效、有理有據地介入。而更多的，還是需要發起人的自我監督，做到提供有效個人信息、公開后續財產使用；捐贈人及時進行信息識別，做到個人求助和慈善募捐信息的區分和識別；平臺盡到形式審核等相關義務，只有這樣才能共同建設起慈善領域的健康發展體系。”

    沈鵬首次回應德云社演員籌款風波：水滴籌會積極推動自律公約的完善

    5月11日下午，騰訊新聞發起的“中國益公司”愿景演講在北京舉行，著名企業家及公益人士就“創變：商業思維再造”主題展開討論。水滴公司創始人沈鵬出席活動，并針對此前為德云社相聲演員吳鶴臣籌款一事引發的輿論風波，公開表示：“在水滴籌平臺發起項目時，通過了前置審核并不代表完全通過了審核。作為‘救急難’的個人大病求助互聯網服務平臺，水滴籌借助熟人社交網絡驗證，在籌款的整個過程進行風險控制。求助人在提交身份證明材料、病情證明材料等相關材料，通過平臺初步審核之后，還需要經過社交網絡的監督驗證、提現公式驗證等環節，才能最終完成提現。”

    沈鵬表示，水滴不想因為大眾認知的不匹配產生不必要的輿論，作為行業的領軍者，作為行業第一梯隊的平臺，水滴會積極承擔相應的責任，快速和友商們共同建立更大的自律組織，更好地來迭代個人大病求助互聯網服務平臺自律公約，讓這個公約變得更完善。

    在演講中，沈鵬還提到：“我的投資人之一李開復老師說過的一句話，決定人類命運方向的不是科技本身，而是科技所承載的人性溫度。最近馬化騰老師也在推科技向善，把科技向善作為騰訊的使命和愿景之一，我相信也是因為這個原因。”（王勇）

    其他觀點：  根在平臺“風險提示”未盡責

    據媒體報道，4月8日，德云社相聲演員吳鶴臣突發腦出血而住院救治，其家人為其在眾籌平臺“水滴籌”上發起籌款，金額為100萬元。據家屬表示，目前籌款已停止，截至5月3日晚共籌得14.8萬元。然而，網友發現，吳家經濟狀況沒那么差，在北京有兩套房產、一輛車，卻在眾籌時勾選了“貧困戶”標簽。這些信息疊加起來，引發了網友的廣泛質疑。吳鶴臣妻子張泓藝先后發出三條關于吳鶴臣財產方面的證明和解釋，但爭議仍在持續。5月3日，“水滴籌”平臺將該項目關閉。從法律意義上來講，吳鶴臣家庭的網絡眾籌，盡管信息發布不全面，卻并無違法之處。這個爭議的根子，還是在于網絡眾籌平臺對個人求助信息的風險提示責任落實不到位。按照社會大眾的一般理解，網絡上發布的求助信息，屬于慈善性質的求助。在網上發布求助信息，意味著該家庭已經面臨非常迫切的狀況，處于困境之中。而在平臺上發布出來，意味著相關困境的描述內容在真實性方面有平臺作為背書。

    然而，這個一般性的認為，與法律規定和實踐操作有著相當的偏差。根據《慈善法》的精神，慈善活動和個人求助有所區別。基于生活的復雜性，個人基于生活中的需要發出的求助信息，數量龐大，情況復雜，法律對此沒有一刀切的硬性禁止。個人求助的一部分，有慈善組織的對接參與，慈善組織也承接了對求助信息核實與評估的責任，這部分劃歸為系統的慈善活動。而更多的沒有慈善組織介入的部分，都屬于個人求助。個人求助在民事行為中屬于贈予行為。一個人有權對外發布希望無償獲得幫助的請求，其他人根據自己的判斷決定是否給錢。現有的面對個人提供信息發布服務的網絡籌款平臺，僅僅是一個求助者和幫助者之間的紐帶。如果不是出現偽造信息，或者盜用他人身份發布虛假信息等違法行為，是否求助和是否幫助，完全是雙方你情我愿的行為。吳鶴臣求助案例中遇到的爭議，最大問題就在于他們勾選了平臺提供的選項——“貧困戶”，但許多人不認為他們的家庭情況屬于這一類別。如果平臺方對吳鶴臣家庭條件進行了摸底，并在眾籌信息中加以說明，或許爭議能盡早消弭。但在該事件中，眾籌平臺提供了便捷選項，方便了求助者填報，也方便了捐贈者甄別，卻沒有核實求助者的信息，還沒有特別提醒網友：“貧困戶”標簽只是發起人自己標注，并非官方認定，也沒經過核實。對于大眾認知和網絡募捐平臺本質之間的問題，《公開募捐平臺服務管理辦法》第十條規定，（平臺）應當在顯著位置向公眾進行風險防范提示，告知其信息不屬于慈善公開募捐信息，真實性由發布信息的個人負責。這一條款的規定就是明確責任的邊界。在個人求助的領域內，平臺不提供信息核實與評估服務，需要對參與者做好充分的提示。在發布者的責任之外，參與者也需要對自己的判斷和選擇負責。令人遺憾的是，目前平臺在個人求助信息的風險提示上面，責任并未完全落實到位。因此，捐助的一方往往容易被故事和畫面打動，忽略了捐助者個人也需要負擔信息核實的責任，從而面臨信息不確切的風險。一旦事后發現信息有出入，就釀成矛盾沖突。所以說，網絡募捐平臺對于個人求助的信息，必須落實法律規定，進行充分的風險提示。否則，類似事件還會不斷上演。（據《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