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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徐鋒華

    中國福利會是一個歷史延續下來的特殊機構，它最早的前身是1938年6月宋慶齡在香港創立的保衛中國同盟，1941年底因香港淪陷而撤往重慶，抗戰勝利后遷到上海，1945年改名為中國福利基金會。其早期功能主要是宣傳抗戰、募捐支援邊區，救濟難民、資助文化界人士、開展婦女兒童福利工作，并致力于解放區的醫藥衛生建設。

    1950年8月，在周恩來的支持下，宋慶齡將中國福利基金會改組為中國福利會，經費來源由以往靠募捐維持改為政府財政統一撥款為主。相應地，其功能在延續的同時也發生了一些嬗變，婦女兒童和對外宣傳成為工作重點，角色定位由此基本確立，完成了從一個民間機構到建國初期的人民團體的轉型。

    中國福利基金會改名經過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中國福利基金會繼續存在，為解放和接管上海市也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1950年4月25日，宋慶齡率領吳耀宗、沈體蘭、趙樸初、陳維博、楊素蘭等中國福利基金會代表參加在北京召開的中國人民救濟代表會議。開幕會通過了宋慶齡為首的31人主席團。隨后通過了中國人民救濟總會會章，正式成立了中國人民救濟總會，并選出宋慶齡、董必武等49 人為執行委員會委員。宋慶齡做了《中國福利基金會工作報告》，指出：中國福利基金會是一個人民的團體，把中國人民為消滅封建勢力、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斗爭作為它的中心課題，并且一向設法使世界其他國家的人民的斗爭互相聯系起來……工作原則是配合政府的政策，并聯系有關機構共同進行工作。與會人員對保衛中國同盟和中福會的成績做了充分肯定，在5月5日召開的執行委員會及監察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宋慶齡被推選為執委會主席。

    會議期間，周恩來和宋慶齡根據已經變化了的客觀形勢、國家和人民的需要以及本身的基礎與條件，研究確定了中國福利基金會今后的方針和任務，即: 在婦幼保健衛生、兒童文化教育方面進行實驗性、示范性的工作，加強科學研究，同時進行國際宣傳。這就為該會的未來定下了基調。

    6月，宋慶齡在致友人函中說：“由于不再要求‘基金’，‘基金會’這個名稱已不適用，我們的機構將改名為中國福利會。我們再不能捐出款項，而必須接受資助。”

    7月25日，中國福利基金會正式開會，討論通過《中國福利會章程》，決定更改會名，改選領導機構。“本會宗旨系根據中國人民的需要，從事福利方面實驗性及示范性的工作，并為中國人民的建設工作進行國際宣傳。”工作范圍：“（一）婦女兒童福利保健工作：從事婦幼保健托兒醫藥衛生等工作，改善兒童生活環境，保護與增進婦幼身心健康。（二）少年兒童文化工作：舉辦圖書閱覽、休閑活動、戲劇活動和出版讀物等工作，以團結教育少年兒童，并以取得經驗達成示范目的。（三）國際宣傳：出版有關中國人民建設方面的宣傳資料，通過國外聯系，進行國際宣傳。”

    中國福利基金會還刊登啟事：“本會自八月十五日起，改名為中國福利會（China Welfare Institute）……前以中國福利基金會名義所訂之一切契約，仍然有效。”此啟事在《新聞日報》、《大公報》、《解放日報》、《文匯報》連載三天。《人民日報》也做了重要宣傳：“中國福利基金會創辦人及主持人——宋慶齡，鑒于中國已屬于人民所有，工作上可放手向著各方面提高標準地做去，可朝著有計劃有效率的方向做去，特宣布自八月十五日起中國福利基金會改名為中國福利會……將成為永久性之組織，任務為醫務、婦女兒童福利、文化教育方面。” 

    經費來源的解決

    最關鍵經費問題尚未落實。保衛中國同盟和基金會時都靠募捐維持，新章程規定，經費“以政府撥款為主，并得接受人民團體或個人的捐助。如果國際友好援助，經中國人民救濟總會的批準亦可接受。”并且，在改組過程中，“原有工作是不容間斷的; 應在改組手續進展之中，逐漸使它轉變為新的形式”。

    到1950年5月30日，經費還沒有著落，宋慶齡將中福會計劃及預算說明書寄給周恩來，后附有下屬各部門的詳細預算書綱要，計有開辦費222521、經常費1124030，共1346551個折實單位，建議他在核準以后通知上海市領導陳云、潘漢年，以便將經費照撥應用。6月份時，中福會財政上“仍靠前美國經濟合作總署供應。美國經濟合作總署現由上海物資供應管理委員會管轄，該委員會的主管是趙樸初”。

    8月下旬，宋慶齡派陳維博赴京，向救濟總會及政務院解釋該會工作計劃及預算。陳維博于9月11日、15日得到周恩來兩次接見。周提出以下意見：1.原則上同意中福會的工作計劃。2.國際宣傳工作等待最后決定。3.因為原計劃中工作是逐漸開展的，所以預算也應該分期按實際需要逐漸增加，最后達到原預算中的數字。

    當時國家財政非常困難，毛澤東在三中全會的文告中指示，爭取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的三個主要條件之一便是國家機構所需經費的大量節儉。目前救濟福利工作的政策是以救濟為主的，而救災工作更是緊急任務，尤其是當年皖北災情嚴重，政府大力進行救災工作，以致救濟總會預算中的事業費都沒有批準，而集中力量于災區的救濟工作。

    周恩來對中福會的計劃基本照準，說明政府相當重視中福會的工作，認為它在救濟福利事業方面進行的實驗性及示范性的工作，對新中國的建設事業有其重要性。不過為了適應新中國的客觀情況，希望中福會的事業也能夠本著“在普及的基礎上逐步提高”的原則來開展工作。

    工作性質和內容的延續與變化

    宋慶齡致函執委會全體委員，解釋改名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研究機構”（Institute）這個字體現了組織的最終目的。這就是，要體現中福會是從事母親兒童文化福利工作的權威機構。

    事實上，兒童工作一直是宋慶齡所關心的。抗戰勝利后，宋慶齡和中國福利基金會將兒童福利工作作為主要任務之一，在上海工廠區設立3個兒童福利站，這些事業的舉辦，“正是為解放后中國福利會工作的發展作了良好的開端”。

    直到上海解放后，舉辦兒童事業才有了可能。1949年7月24日，宋慶齡在上海市西摩路（今陜西北路）369號宋氏老宅創辦了中國福利基金會托兒所。這是上海解放后第一所新型托兒所。1953年9月改名為幼兒園，主要招收革命軍人、機關干部、職業婦女和工人的子女。1950年8月，中國福利基金會改組為中國福利會，為了解除一些婦女參加工作的后顧之憂，在五原路205弄5號籌建嬰兒托兒所，收托對象是勞動模范、機關干部和軍烈屬的子女。1954年1月1日改名為中國福利會托兒所。

    1950年4月1日，中福會創辦了新中國最早出版的綜合性兒童雜志《兒童時代》。創刊號印數為2000份，7個月后增加到17000份。1955年，發行量在全國兒童刊物中最高。中國福利會還創辦了兒童劇團，演出兒童劇，很受孩子們歡迎，1953年還進京排練了一套節目，于10月赴朝進行為期近兩個月的慰問演出。宋慶齡認為：“在教育下一代的工作中，物質條件是重要的，應該毫無例外地把最好的東西留給孩子們。然而重要得多的是對他們進行思想上的教育，要使他們的生活有目的，這個目的應是把個人的前途和全人類的進步事業聯系起來。”

    中國福利會的宗旨，是“盡可能徹底地迅速地解放婦女和兒童”。宋慶齡榮獲“加強國際和平”斯大林國際獎金后，在10萬盧布的匯款單上批示：此款贈中國福利會作婦兒福利事業之用，后即建成了國際和平婦幼保健院。1956年時，中國福利會的婦幼保健工作進入一個新的與科學研究聯系起來的發展階段。當時，國內還沒有一個組織專門從事婦幼保健工作。在宋慶齡的不斷支持下，1958年，保健院的婦科以及許多輔助科室建立起來了。一批富有經驗的醫生被先后聘來。保健院從此擁有第一流的醫務力量和設備，在當時的上海乃至全國都居于婦幼保健的領先地位。

    行政機制確立和角色定位

    中福會改組初期，從表面上看來，它與中央下屬的一般事業單位似乎沒什么兩樣，不過機構性質卻有明顯不同。名義上它由中國人民救濟總會領導，但很多事情都還得向上請示國務院，實際上仍由周恩來為首的國務院直接負責。而且“救總”在北京，中福會在上海，地理條件的限制使“救總”不得不將一些具體事宜委托華東局和上海市政府代管，在事實上形成中央和地方的雙重領導。1952年，中國人民救濟總會致函華東民政部部長李步新，“暫時指定上海市民政局為中國福利會上級機關”。同時，由于宋慶齡與周恩來的長期合作關系，不少事情可以直接報告周恩來，交國務院再批復下去解決。當中福會內部組織機構建立、完善，并在實際工作中與上海市結成較密切的行政關系后，當然也由于“救總”撤銷不復存在，中福會總會轉由上海市政府直接領導。其下屬各單位除中國建設社的業務劃歸文化部外，也由上海市各職能科局對口管理，形成一種新的雙重領導，不過，一些重大事宜他們仍可以越級向周恩來直接請示。中福會的行政領導關系基本確立，不再是一個獨立的民間組織。

    1957年1月，中福會將建團10周年的兒童劇團命名為兒童藝術劇院，1958年，中福會建立了中國第一個兒童藝術劇場。至此，中國福利會形成為一個具有婦幼保健、兒童文化、校外教育、國際宣傳等8個分支的組織，完成了從抗日救亡組織到社會救濟機構、最后到人民群眾團體的轉變，其角色定位基本確立。

    （節選自《華東師范大學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