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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桂琰

    我國自古就有扶弱濟殘的文化傳統，有關殘疾人保障方面的思想根基深厚且傳承不殆，隨著歷史推移不斷豐富和發展，更在歷朝歷代指導著殘疾人保障的相關實踐，發揮著能動作用。鑒于思想文化的傳承影響及受其制約的制度實踐所具有的因循慣性，本文對我國古代殘疾人保障思想進行挖掘和梳理，探究其發展脈絡與主要內容，以期據史為鑒，去糟取精，助力于當前殘疾人社會保障體系的改革與建設。

    殘疾人保障的思想淵源

    我國是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包含殘疾人保障在內的社會保障思想源遠流長，內容異常豐富。特別是儒家、墨家思想中的大同思想、民本與仁政思想、兼愛思想更是涵蓋了相應的殘疾人保障思想。

    大同：大同思想是我國古代思想體系中一種重要的社會思想，也是人們所追求的終極社會理想。在《禮記·禮運》篇中，記載了儒家創始人孔子這樣一段話：“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這段話描繪了一個理想社會的藍圖，也蘊含了現代社會保障的核心理念價值——公平、正義、共享，可說是我國社會保障思想的源頭。從總體上看，大同思想的理想主義成分太濃，但其提出的“矜、寡、孤、獨、廢疾皆有所養”的社會保障主張，卻對保障包括殘疾人在內的弱勢群體深具指導意義。

    民本與仁政：民本思想與仁政思想是我國古代思想體系中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前者的基本目的在于立君為民，立君為天下，“政在養民”、“養民裕民”；后者則旨在以德服人施“王道”，以民為本，愛民重民。二者在基本政治立意上均體現出國家或政府對民眾的保障態度，在實踐中也都把尊生重養的民生問題作為踐行的底線和標準。正是在民本與仁政思想的指導下，歷代統治者才會提醒自己為了維護政權注意關心人間疾苦，賑濟貧困弱勢階層并扶助缺乏生活能力的民眾。在中國歷史上，一些朝代的統治者對包括殘疾者在內的弱勢群體施以援助，其思想根源莫不在于受民本思想與仁政思想的影響。

    兼愛：兼愛是戰國時期大思想家墨子的主要思想。墨子以兼愛為其社會倫理思想的核心，認為當時社會動亂的原因就在于人們不能兼愛。他提倡“兼以易別”，反對儒家所強調的“愛有差等”的觀點。他提出“兼相愛，交相利”，把兼愛與實現人們物質利益方面的平等互利相聯系，他希望通過提倡兼愛來解決社會矛盾，并要求人們“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而統治者應對百姓

    “饑即食之，寒即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埋葬之”（《墨子·兼愛下》）。雖然墨家兼愛思想在秦漢以后漸漸式微，其本身也存在矛盾和理想成分，但仍舊深刻地反映出了社會保障的本質屬性——互愛互助。這種思想極大地影響了古代社會保障實踐，促進了政府與民間對殘疾人等社會困難群體的救助和關懷 

    綜上，大同思想、民本與仁政思想、兼愛思想雖然不是殘疾人保障思想的直接淵源，但確實是包括殘疾人保障在內的整個社會保障思想的直接淵源。時至今天，建設包括殘疾人群體在內的社會保障體系，依然可以從大同思想、民本與仁政思想、兼愛思想中吸取豐富的營養。

    古代殘疾人保障思想

    如果說前述思想只是為歷史上的殘疾人保障活動提供了思想背景，那么，在中國歷史長河中的殘疾人保障實踐又確實形成了相應的學說，這種學說既是相關實踐活動的總結，也是當時歷史條件下相關統治者采取措施的具體體現，值得今人重視。這方面主要有養恤、優撫、賑濟與蠲免等思想或主張，而歷史上的宗法思想與互助思想亦對殘疾人影響深遠。

    養恤：養恤主要指在國家或政府的主導下，對包括殘疾人、災民、流民、貧民在內的社會弱勢群體給予醫藥和食品等物質幫助，并且加以安置的思想。我國歷史上針對殘疾人的恤養方式主要有施粥、施藥、發放寒衣以及居養等，其中各種物質救助一般是臨時性政府行為，居養則是政府安置殘疾人的主要方式。養恤思想在我國歷史上可追溯至《周禮》，《周禮》有云“疾醫，凡民有疾病者分治之；司救，凡有天患民病，則以王命施惠”。可以看出，養恤從發生之始就是國家責任。《周禮·地官·司徒》提出“保息六政”，即“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此說與西周“尚德保民”思想一脈相承。

    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管子》從民本出發，提出了“興德六策”（《管子·五輔》）和“九惠之教”（《管子·入國》）。“興德六策”中“匡其急”包括“養長老，慈孤幼，恤鰥寡，問疾病，吊禍喪”，其中“問疾病”與“九惠之教”的“養疾”、“問疾”主張均是針對帶病有殘之人提出的。同時，管子還提出國家應該設置專門的“掌疾”之官，認為凡是不能依靠自身力量生存的殘疾人，都應該被安排在“疾館”中，由國家供給衣食，直至終老。這一國家收養的思想也代表了當時各家思想家針對殘疾人的普遍主張。

    養恤一說在《呂氏春秋》中也有所涉及，其中提出依據季節進行賑濟和安撫的思想，比以前臨時性、局部性的賑恤說有所進步，雖然存在許多理想成分和迷信成分，但部分被統治者采納后仍對殘疾人等弱勢群體的生存起到了保障作用。受養恤思想影響，漢代已有相對固定的政府機構收養并照料殘疾人等社會弱勢群體，保證其生存并施以醫療措施。南朝時期出現了固定收容殘疾人的機構。至唐宋養恤思想不斷完善和系統，對物質供給與實施居養的具體事項與運作方式給予了詳盡闡釋。唐朝有“悲田養病坊”實施救助，宋代更是集前代之大成，設立了多種形式的殘疾人居養機構，如安濟坊、居養院、福田院和慈幼局等。清代養恤思想突破傳統，取得很大進步。思想家們開始意識到變殘疾人被動為主動，不但要對其進行救濟和收養，給予物質與人力幫助，還要教其生產勞動，幫助其自食其力。

    優撫：優撫是國家針對軍人這一特殊群體實行政策上、物質上的優待和撫恤。由于戰爭必然產生軍人傷亡，統治階級為了鞏固軍隊并穩定社會，都很重視對軍隊中傷殘者與死亡者的處理以及對其家屬的安置。我國的優撫思想源遠流長，幾乎與人類早期軍事沖突同時出現，且歷代都對戰爭傷亡者采取了特別的處置措施。對于傷殘者本人，給予醫療、養老和物質幫助，授予獎勵和榮譽稱號；傷殘或死亡將士家屬，可以享受稅收和徭役優惠，獲得撫恤金、食物等物質賞賜。

    在西周時期的歷史文獻資料中，就出現過有關傷殘士兵優撫的記載，宮廷中也有專門醫治傷殘將士的醫療人員。春秋戰國時期征戰頻繁，各諸侯國積極加強軍事力量，重視傷殘將士的優撫工作，優撫內容更加多樣化，我國古代的優待撫恤思想也在此時基本形成。這一時期的優撫思想不僅針對傷殘將士，還包括對其家屬的保障；同時并不僅止于物質獎勵與幫助，還提出醫療康復和政策優惠。漢代優待撫恤思想已經日漸成熟和系統。對傷殘將士生活的保障由原來的幾人幾戶共同負擔勞作發展到賞賜田地，救死扶傷，減免賦稅與徭役，以及對其家屬予以優待等。唐朝是我國軍事力量最強大的時期，此時已經建立起較完善的優待撫恤制度，并有著極為豐富的優恤思想。不但規定了醫療傷殘和歸鄉后賦稅減免的各項事宜，還提出對傷殘將士醫療失職者給以懲處的規定。宋至明的撫恤思想承接前代基礎，更為具體和詳細。清朝入關前已經制定了八旗的撫恤定例，如分丁分地、發給糧餉和免除徭役等優惠措施。掌政后，對八旗和綠營的撫恤更作了系統的法律規定。

    賑濟與蠲免:自古殘疾就常常與貧困同時出現，由于生理和功能原因，殘疾人往往不能正常勞作以維持生活。在陷入貧困不能自拔時，賑濟就給殘疾人提供了生存救助與保障。與“入”相對應的是“出”，政府在給予殘疾人物質幫助的同時，也經常采取政策傾斜，在我國古代賦稅徭役沉重的背景下，對殘疾人的稅役予以蠲免。

    賑濟指用實物（主要是糧食和衣服布帛）和貨幣救濟遭受災害的百姓和生活極端困難無以生存的人們，以保障其最低限度生活需要的一種思想。這種思想對缺乏生存能力的殘疾人無疑是一種福音。賑濟作為我國古代一種重要的救荒思想，一開始只適用于災年的救濟，后來演變為每年青黃不接之時開倉賑濟，再后來又逐漸加入以工代賑的思想，形成賑物、賑款、工賑三大方略。宋代《救荒活民書》作者定義賑濟“用義倉米施及老、幼、殘疾、孤、貧等人，米不足，或散錢與之，即用庫銀糴豆、麥、菽、粟之類，亦可”（《康濟錄》）。可見賑濟主要是采取發放物質的形式，具有臨時性和不確定性，對殘疾人的保障僅限于特殊時期的生存救濟。

    蠲免指對災民和其他貧困人口減免賦稅和徭役的思想。由于中國古代災害頻繁，農業社會又靠天吃飯，自然災害極大地影響了糧食生產，加劇人民的生活困苦。遭災之年減免賦稅與徭役就是統治者的權宜之計。對殘疾人來說，蠲免主要體現在減、緩和免。蠲免發源于西周，《尚書·大誥》有言：“民若有疾，宗曷敢不于前寧人，受休畢。”周禮中記載的“寬疾”，其實就是對殘疾人放寬或減免稅賦徭役。春秋戰國時期思想活躍加之社會動亂，各諸侯國為保國家穩定紛紛采取對策，蠲免思想盛行。《管子》就主張對鰥寡孤獨疾病者加以調查，并在政策上予以照顧。漢后歷代思想家均根據時代需要對蠲免進行過改造和充實，宋朝出現了系統闡述。由蠲免定義可見，殘疾人是這一思想的直接受益者，他們可以得到持續且固定的政策傾斜和保障，由此減輕生存負擔，維持生活。

    （據《殘疾人研究》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