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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報記者 文梅

    國際著名慈善工作者特蕾莎修女曾說：“我們所做的，不過是汪洋大海中的一滴水，但若沒有這滴水，那大海就總是少了一滴水。”

    上述這段倡導個人奉獻、體現公益價值的經典語錄后來也成為許多支教志愿者的座右銘，在他們看來，“支教”身體力行的諸多工作均是以志愿、公益為第一引領，只問耕耘、不求收獲，其表現形式與這段話凝聚的主旨不謀而合。

    始自2003年的“全國大學生志愿服務西部計劃”，被行業人士視作“國家層面支教行動的緣起”。該計劃由當時的共青團中央、教育部、財政部、人事部共同組織實施，按照公開招募、自愿報名、組織選拔、集中派遣的方式，每年招募一定數量的普通高校應屆畢業生，到西部貧困縣的鄉鎮從事為期1~2年的教育、衛生、農技、扶貧以及青年中心建設和管理等方面的志愿服務工作。

    時至今日，我國的“支教”行動已從昔日的政府主導發展到了以民間社會組織為主要參與力量，不過，因大多數參與支教的志愿者渠道豐富、期限不定、流動性大，至今尚無相對穩定和完整的統計數據。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互聯網教育資源的日益完善、AI教育的嘗試性邁進，支教活動面對新的可能，也可能迎來更多挑戰。

    目前國內支教活動發展現狀如何、存在哪些問題？傳統支教模式與新興互聯網支教是此消彼長的競爭對手，還是互相促進的有機結合體？“支教”這種特殊的教育支持形態在未來中國社會的演進中會否一直延續下去？就此，《公益時報》記者走訪多名業內人士，試圖對以上問題找到答案。

    【支教長短的孰優孰劣】

    早在2016年8月，《公益時報》就曾以《暑期支教是不是無效公益？》為題發起調查，共有1060名網友參與。結果顯示，近三分之二的網友認為“暑期支教不一定是無效公益”，即，從支教效果和意義而言，多數網友對包括寒暑假期在內的多種短期支教予以了正面肯定。

    自2016年就參與創始“杉樹支教”的上海諾亞公益基金會秘書長史麗對短期支教也并不排斥，但她告訴《公益時報》記者：就精神層面的實際需求來說，長期支教過程中老師與學生自然建立起來的情感連續性十分重要，且對支教效果的優劣影響深遠。

    “有些支教老師到當地不過兩周或一個月就走了，這使得孩子們剛剛對老師建立的信任和依賴馬上就被割裂和打破，對孩子的心理建設會有很大負面影響。同時，如果派駐的支教老師剛熟悉工作流程，初步建構起相對契合的教學模式，時間一到，就得抽身離開，這對項目的可持續發展也非常不利。”史麗說。

    北京百仁慈愛公益基金會項目總監柳旭與史麗的觀點十分相似——長期支教無論從知識的傳授還是師生相處方面更具優勢。2012年大學本科畢業之后，她曾加入國內知名支教志愿組織“為中國而教”，并在支教一線工作過一年。

    柳旭告訴《公益時報》記者，她2013年時在河北青龍縣支教帶過的三年級“小屁孩們”，現在已經是馬上面臨中考的少男少女了。就因為她和同學們相處時間長達一年，才使得彼此的了解不斷加深，并結下了深厚的情誼。盡管分開多年，他們依然保持著密切的聯系，并相約中考結束后再度重聚，暢敘別后離情。

    趙星是高思“愛學習雙師課堂”聯合創始人、學科運營總監。作為一名“90后”互聯網教師，趙星因其授課方式新穎活潑、課堂互動性強，很受學生們歡迎，被大家開玩笑地稱作“網紅老師”。他也堅定地站在長期支教的支持者陣營中。

    “從情感認知和訴求來說，如果每次都是短期支教，周而復始，肯定是弊大于利，因為這些老師永遠都只是孩子們生命中的匆匆過客，到最后無論是知識和情感，對孩子們都不會有太大的實際收獲，而且失落感很重。”趙星認為。

    在接受《公益時報》記者采訪的四位行業人士中，唯一一位持不同看法的，是國內較早的支教志愿組織“愛心螞蟻”創始人陳詞。

    據了解，陳詞的“愛心螞蟻”志愿支教組織創始于2008年，且成立后的前幾年也一直采用長期支教的模式運行。一位超過10年一線經驗的支教組織負責人，從最初長期支教的探索者轉向了如今短期支教的實踐者，這其中必有緣由。

    “民間公益組織從事長期支教，使得本來已經日漸凸顯的鄉村教師資源不足的現象無意中被人為地掩蓋了，也使得這種弊端和弱勢無法在短時間內得到重視和解決。這顯然是好心沒有辦成好事。”陳詞說。

    陳詞告訴《公益時報》記者，就支教時間而言，他更傾向于短期。因為從民間公益的邏輯來講，目前的社會發展現狀下，短期支教更貼近教育本源，而類似“長期支教”這樣相當于基礎教育階段的資源性投入，比如說教師的配置，應該由國家來統籌解決，民間組織介入其中有越位之嫌。

    “從工作實質來看，長期支教老師的本質就是應試教育的代課老師，僅此而已。為了讓學生短期內提高分數，有些支教老師不知不覺也陷入了一種怪圈：成績上不來，就搞‘題海戰術’、拖堂留校，甚至體罰學生的現象也時有發生。如果學生有質疑或不滿，這些支教老師也會倍感委屈——我大老遠從城市跑到這窮鄉僻壤的農村支教，一呆就是一年半載，不求名不求利、不拿薪水沒有福利，如此吃苦受累地來教你們，你們不好好學習，對得起我嗎？”采訪中，陳詞不諱言自己也曾這樣做過。

    四位被采訪對象的這場關于支教期限長短的優劣之論，最終以三票贊成長期、一票贊成短期而收尾。但他們都對當下支教活動中比較流行的“鄉村夏令營”這類新型短期支教予以了肯定——時間大約兩周左右，主要通過游戲、分享和激發等多種寓教于樂的方式，幫助鄉村孩子認知外面的世界，了解自己、增強自信，助其綻放自然天性。

    “從現實狀況來看，那些偏遠地區和貧困山區最缺乏的就是音體美教師，而音體美的學習和感知恰恰是一個人從小建立自信，釋放天性與自由，發現美、感知美和創造美，全面塑造良好性格、培養人性的重要基礎。這種鄉村夏令營就很好地滿足了孩子們的這些內在需求。”史麗說。

    【支教訴求的喜憂參半】

    采訪中，受訪的四位行業人士都不約而同地指出了目前最為影響支教成效的關鍵因素——支教老師。他們也對當下有些支教組織因招募支教志愿者門檻過低、甄選流程不嚴而導致的各種隱患和弊端甚感憂慮。

    上海諾亞公益基金會秘書長史麗說，根據業界人士的觀察，目前參與支教的人主要有三大類：第一類是大學生和青年白領，他們想實實在在做點公益，便利用暑期或休假時間去支教；第二類是處在個人職業轉換的空當期，閑暇之余做些好事，選擇去支教；第三類則不乏職場失利、情場失意、生活遭遇挫折的人，在消沉頹廢的心態之下，想讓自己的情感有所寄托和釋放，于是想到了支教。

    史麗認為，前兩類人參與支教的發心比較純粹，即便支教過程中出現各種問題或矛盾，但因為心中有愛，便沒有什么不能克服和面對，最終總能得到妥善解決。第三類人因為初始參與支教的動機就不純粹，所以無法正確面對期間遇到的各種問題，不但可能給孩子們造成不應有的傷害，還會在當地留下負面的口碑和影響。

    采訪中，史麗向《公益時報》記者講了一個案例。一位青年教師失戀后跑去某地大山深處支教，當地群眾生活條件比較艱苦，物質方面較為匱乏。這位支教老師開始挨家挨戶家訪。每到一家，善良淳樸的孩子家長自然會把孩子的老師當作最尊貴的客人招待。支教三個月，這位老師竟然吃掉了當地60只雞……

    北京百仁慈愛公益基金會項目總監柳旭也向《公益時報》記者反映了她所了解的一些支教問題——有的支教老師與當地教師溝通不暢，相處不甚友好，以致產生各種摩擦和矛盾。還有一些支教老師因瑣事心生不快中途放棄，且事先沒有任何溝通，說走就走。就因為個別支教老師的行為不端，使得相關支教組織在當地的口碑急轉直下。

    除了對個別支教老師個人操守的擔憂，“愛心螞蟻”志愿支教組織創始人陳詞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有些支教老師總喜歡以城市學生的學習常態去對標當地的孩子。

    “如果你非要搞這種對標，你會發現，鄉村的孩子一開始就輸了，絕大多數孩子都是犧牲品，只有大約10%的鄉村孩子有機會走出窮鄉僻壤，考上大學，走向外面的世界。所以這種基礎完全不對等的對標毫無意義。”陳詞強調。

    總結自己多年的支教工作，陳詞對“支教”究竟要“支”什么、“教”什么，已有了自己的評判標準——“支教的核心目標是學生。假如支教結束后，你所帶過的每一個學生都能對這個世界有了全新的認知，你在支教過程中帶給他們的總是蓬勃美好和積極向上的東西，你們之間有了更多親近和信任，那就可以說是一次不錯的支教。在這個過程中，支教老師更多傳導給孩子們的，應該包括掌握基本生活技能、自我悅納和學會認可自我，以及逐漸學會與周邊世界和諧共處的能力……這些東西遠比單純地知識傳授更為重要。”

    高思“愛學習雙師課堂”聯合創始人、學科運營總監趙星則表示，現下有些支教老師本身家庭情況就比較困難，沒有相對穩定的經濟來源和生活開支，如果單純為了滿足自己的某種理想和需求去支教，由此帶來的經濟負擔尚需家中幫助其解決，這種支教會給支教者本身及其家庭帶來不應有的生活壓力，對此他并不認同和支持。

    【支教體系的科學周全】

    在整個支教過程中，志愿者奉獻的是一至數年的青春，也是他生命中最好、最得到成長的一段寶貴年華，其貢獻的時間和機會成本也都非常高，這種付出當然值得稱頌和“點贊”。但與此同時，若支教組織若不能給予他們相應的回饋，實際上無形中是把社會負擔疊加到了支教志愿者一方身上，這對他們并不公平。另外，從長期來看，這種純粹依靠單方理想和熱情支持驅動的公益事業，若無法形成閉環，也不能保障其可持續健康發展。

    上海諾亞公益基金會秘書長史麗告訴《公益時報》記者，為了保證每位支教老師都能在完成支教任務的那一天，同時開啟人生自我發展的新起點，他們在項目伊始就已經有針對性地設計完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閉環。

    她說，他們的支教老師每一年一定要拿出1263個自我學習時間，每周六的早八點到晚八點，支教老師須結合不同職業需求進行不同維度的學習和提升。機構也會邀請各界專家從不同領域幫助這些支教老師做職業能力培訓。老師們在教學生的同時，也在不斷積累和沉淀自我修養，時間一點也沒浪費。

    “‘杉樹’的大多志愿者或是企業家，或是企業的HR。每半年，支教老師都要做線上的述職報告。這些企業家們都會在線上觀摩和打分。”

    “杉樹支教”經過系統設計，把支教老師像世界500強的管培生一樣培養，在兩年支教中提升鍛煉八大職場核心能力，完成支教以后輸送到志愿者企業。實踐證明，我們的支教體系運作三年多下來，目前發展格局和最初的設計基本契合。而我們的支教老師完成兩年的支教工作之后，完全不需要為找工作發愁，因為他們早已經被企業搶先預訂完了。”史麗不無自豪地說。

    “愛心螞蟻”志愿支教組織創始人陳詞則更注重在當前社會發展背景下，支教組織如何進行有效探索與轉型。他說，近年來國內一些知名的支教組織如“美麗中國”、“為中國而教”等機構已經意識到傳統支教模式的局限和被動，并開始嘗試創新。陳詞覺得這個過程不會那么順暢快捷，但若方向對了，未來的支教組織將會成為助力國內教育提升進步的重要補充。

    “現在有些支教組織已經提出了一種全新的支教理念——為生活而教。這就不是簡單的為成績、為走出大山而教。有限而寶貴的民間公益力量應該‘好鋼使在刀刃上’，著力于教育的開發與探索，尋找一條有別于傳統教育模式的創新之路。”陳詞認為。

    北京百仁慈愛公益基金會項目總監柳旭接受《公益時報》記者采訪時，多次表達了對“支教老師”這個群體的肯定和敬意。她表示，支教老師是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而衍生變化出的一支比較特殊的民間教育隊伍。他們因不同追求和想法投入其中，又帶著各自的收獲和成果回歸城市。這當中，一部分人帶著支教生活留給他們的獨特人生印記，開啟了全新的生活道路；還有一些人，因支教而愈加理解和熱愛公益，從此躋身為中國公益組織一線梯隊的“排頭兵”。

    “無論如何，我們都無法抹殺支教老師對這個時代的貢獻，和為孩子們的人生留下的富有色彩的美好記憶。那些真正熱愛公益并全身心投入其中的支教老師們，不應被社會所冷落和遺忘，也值得擁有更加精彩的未來。”柳旭感嘆道。

    【互聯網支教來了】

    采訪接近尾聲，四位接受采訪的行業人士均表示，互聯網教育資源的不斷涌入，已使傳統的支教格局逐漸發生裂變。

    “AI+雙師”的人工智能全場景教學模式、AI自主學習系統、答題器、個性化app……”一說起自己熟悉的互聯網授課系統，高思“愛學習雙師課堂”聯合創始人、學科運營總監趙星就滔滔不絕。在他看來，互聯網教育支持系統的普及是大勢所趨，全國覆蓋是遲早的事。到那個時候，傳統的支教老師可以不再進駐當地、四處辛苦奔忙，主要的課程內容基本上都可以通過互聯網完成，再加上當地老師做好相應輔助工作，一切堪稱“PERFECT”（完美）。

    趙星的樂觀似乎不無道理。據艾媒咨詢發布的《2018中國在線教育行業白皮書》顯示,在線教育的突出優勢在于靈活便捷、資源豐富，并且能結合人工智能、虛擬現實等技術滿足用戶多元化、個性化需求，彌補傳統線下教育存在的不足和缺陷。預計在2020年，中國在線教育用戶規模將達2.96億人，市場規模將達4330億元。

    再從國內互聯網教育產業來看，新東方、好未來、學大教育、高思等企業均已經嘗試用互聯網技術賦能教育資源。從較早的文本課程下載，到視頻課堂，到“互動雙師+直播”模式，再到全面人工智能功能嵌入，技術升級儼然成為在線教育產業發展的重要推動力之一。這也意味著，互聯網支教大軍向我國偏遠、貧困山區的“挺進”速度日趨加快。

    趙星告訴《公益時報》記者，互聯網支教模式的蓬勃生長固然是好事，但其良性發展離不開各地政府、教育主管部門、學校和老師們的理解支持，否則推動絕非易事。趙星說，自己的家鄉在甘肅農村，父母也都是資歷很深的鄉村教師，他們內心就并不認同外來支教，也不大能接受新事物新理念，總覺得憑借自己多年的教育經驗完全有能力干好本職工作。而這種思想轉變亦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

    “隨著5G時代的到來，互聯網教育模式會不斷更新換代，同時也會迫使傳統的教育模式發生改變，帶來更多元豐富的教育方式。“愛心螞蟻”志愿支教組織創始人陳詞建議，現有的這些支教組織應重新梳理一下自己的支教邏輯，盡可能使用當下先進的教育科技手段來豐富教學內容，“否則支教又有何意義？”

    在北京百仁慈愛公益基金會項目總監柳旭看來，傳統支教與互聯網支教并非不可同生，也非處于此消彼長的競爭狀態，兩者應各有特色、互為補充。“就支教本身的終極意義來講，要想更好地達成生命與生命之間的互動，老師與學生面對面的溝通和交流更為重要，這種細膩柔軟的情感溝通效果，遠非是一塊冰冷的屏幕能完全取代的。”柳旭表示。

    上海諾亞公益基金會秘書長史麗對互聯網支教既有期待，又不無憂慮：“據我了解，截止到2018年末的數據顯示，目前全國大約有9萬所鄉村小學，其中有30%的學校缺編，這其中80%以上的學校又都缺少音體美教師。如果互聯網支教資源可以就此問題進行助力覆蓋，可以很大程度上彌補這個空缺。但這是個很大的工程，據我所知，目前做得比較好、且活躍度較高的互聯網教育機構，年覆蓋也不超過1000所。”

    就數據顯示，互聯網教育資源的覆蓋惠及地區和學校可謂規模龐大，此項工程若能早日普及，可謂“功德無量”。但讓史麗擔心的，始終是“人”的問題。

    “近年我們在和各地教育部門對接溝通的過程中發現，當地教育局長的認知直接決定了相關項目的操作順利與否。教育局長支持，那就沒有問題；不支持，再好的項目你也落不進去。對接十個教育局，能有一個教育局支持我們，就已經很感恩了。”史麗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