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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桂琰

    我國自古就有扶弱濟殘的文化傳統，有關殘疾人保障方面的思想根基深厚且傳承不殆，隨著歷史推移不斷豐富和發展，更在歷朝歷代指導著殘疾人保障的相關實踐，發揮著能動作用。鑒于思想文化的傳承影響及受其制約的制度實踐所具有的因循慣性，《中國古代殘疾人保障思想探析》一文對我國古代殘疾人保障思想進行挖掘和梳理，探究其發展脈絡與主要內容，以期據史為鑒，去糟取精，助力于當前殘疾人社會保障體系的改革與建設。

    《中國古代殘疾人保障思想探析（上）》梳理了包括儒家、墨家思想中的大同思想、民本與仁政思想、兼愛思想在內的我國殘疾人保障的思想淵源，以及養恤、優撫、賑濟與蠲免等思想或主張。本期推出的《中國古代殘疾人保障思想探析（下）》將對、互助思想與殘疾人保障的關系進行介紹，并對我國古代殘疾人保障思想的歷史價值進行辯證分析。

    宗法思想 

    宗法思想發源于遠古氏族社會的祖先崇拜，與中國以血緣為基礎的古代社會結構緊密聯系。《禮記 禮運》中規范“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這是宗法思想的基本倫理元素，體現了以血緣為紐帶，以等級制為表觀的宗法關系。宗法制度起于夏商時代，夏朝的建立開始了政治組織與原始社會家族組織的合而為一，開創了“家天下”的政治局面。西周時期，宗法思想開始完備，支持了以血緣為基礎，與宗教緊密結合，父家長擁有絕對統治權的宗法制度。在之后的整個封建王朝，宗法思想一直處于最基本也最堅固的社會思想層面，是中國古代社會保障一直以家庭為基礎單位的主要原因。

    宗法思想在對政府保障不能覆蓋的殘疾人救助上起到重要作用，它強調的是家庭成員對殘疾人應當擔當起照顧生活起居的責任。在我國古代，國家收養的主要對象是“鰥寡孤獨疲癃殘疾之窮民”，地方對殘疾人的救助亦有明確的限制性規定。因此，大量生活貧困的殘疾人并不可能得到國家與社會的幫助，只能以“講好和禮，以篤恩紀”為宗旨，以血緣關系為基礎，以民間自我救助為主要形式的家庭和宗族來保障。同一家庭和宗族內部扶危濟困、互幫互助，保證了家人和族人不因殘因病因災而難以生存，維護了家庭、宗族小團體的穩固與延續；同時，在宗族救助的基礎上，由內及外，自近而遠，推己及人，視國如家，也奠定了全社會一體的保障理念，有利于推動更高層次的社會保障。

    當然，宗法思想的負面影響在于，殘疾人自古以來便被視為家庭問題，殘疾人由家庭成員照顧一直被認為天經地義，甚至殘疾人的出生還被看成是上天對其家庭的懲罰，這一傳統觀念時至今天還在影響著一些人的思想，這不能不說是過時的糟粕。

    互助思想

    互助思想是得到儒家、墨家等共同認同的傳統思想。孔子宣揚“仁德”，強調推己及人、助人為善的道德責任和義務。孟子在《滕文公》中主張：“出入相友，守望相互，疾病相扶持”（《孟子·騰文公上》）。與儒家思想相對的墨子也提出：“有利者疾以助人”和“有力以勞人”（《墨子·兼愛下》），主張全社會組織起來，依靠社會的力量，有余力余財的人扶助貧困弱勢的人免于生存危機。漢代于吉竭力勸人互助，認為智者養愚者，力強者養力弱者，后生養老者，此乃天經地義。宋代學者張載則主張“救災恤患，敦本養末”，同時提出敬老、慈幼、扶困和濟貧的愿望；同時代思想家程頤提出的“虧者盈之”的觀點也同樣包含互助思想因素在內。作為道家源頭的老子也主張“損有余而補不足”。可見，互助是中華民族歷史上得到公認的思想主張。正因為此，中華民族自古以來被認為是樂善好施的民族。

    互助思想包含著樸素而偉大的人道主義精神，即人人互愛、互助，符合社會需要和人類發展規律。這種思想深刻地影響了古代殘疾人保障，既包括經濟層面，富裕者應該給予貧困者救濟；也包括人力方面，對殘疾人實施養恤、照料和幫助；同時還涉及精神層面的憐憫、同情與慰藉。互助思想使殘疾人保障跳出家庭和宗族，擺脫血緣束縛，促進了鄰里、同鄉甚至整個地區的民間保障。

    在我國農村地區，就不乏鄰居照顧殘疾人的傳統，甚至農村五保戶在晚年即使沒有國家救援也能夠在鄰里互助中度過晚年。在城市，北京地區的四合院結構，便集中展示了鄰里之間的相互照顧，這種照顧很自然地包括對殘疾人的照顧。因此，互助思想不僅是一種偉大的思想，而且是一種可以付諸行動的思想，它甚至可以視為今天志愿者活動的源頭，并且是相對固定、持久的志愿行為。

    啟發與思考

    我國殘疾保障思想發端較早且體系比較完整。大同思想、民本與仁政思想、兼愛思想作為殘疾人保障思想的淵源，為其產生與發展提供了肥沃的政治、文化和倫理土壤。西周時期既已出現有關殘疾人保障的相關論述，思想之早實屬罕見。具體的殘疾人保障思想可按照政府、家庭與社會三條線索進行梳理。養恤、優撫、賑濟與蠲免均是基于政府責任的保障思想，強調國家在殘疾人保障中所起的作用，提倡給予物質、經濟、政策等多方面保障；宗法思想深刻影響了家庭與宗族對殘疾人的救助與保障，奠定了我國古代社會保障以家庭為基礎的特點；互助思想則對整個民間行為起到催化作用，使殘疾人保障有可能擺脫血緣限制，發展至鄰里、相親甚至整個社會。受上述思想影響，我國古代殘疾人保障具有國家扶助和家庭保障的特點，并形成了以家庭和宗族為保障單位，以民間行為與政府扶助為補充的保障形式。這一點伴隨著社會的發展變化，當然難以為繼，即國家與社會對殘疾人保障的責任較之家庭與鄰里而言，顯得更為必要且重要。

    對我國古代殘疾人保障思想的歷史價值應該辯證分析。一方面，古代殘疾人保障思想兼具理想性與現實性。既包涵美好愿望，蘊含著人道主義光輝和人文關懷，又能夠部分地被統治階級所采納，從而轉化為實際政策、法律和措施，但畢竟保障有限，從而更多的仍然是家庭的責任。另一方面，古代殘疾人保障思想同時體現了先進性和歷史局限性。雖然思想出現很早且不斷傳承豐富，具有前瞻性和實踐性，但其目的始終是維護封建秩序，包括封建統治秩序與宗法制度，對殘疾人也普遍存在著偏見與歧視，且讓殘疾人一直停留在被動救助和保障上。這一點顯然并非現代社會所能夠接受。

    我國古代殘疾人保障實踐活動內容豐富，對殘疾人保障對象、保障內容、保障水平和運作方式等都有過相應的規范，這對于界定和構架我國現代社會殘疾人保障基本概念、范疇與體系可以起到參考作用。但也應該看到古代殘疾人保障思想受到時代環境影響的歷史局限，我們需要做的就是去糟取精，正確認識其中的積極部分，予以發揚廣大。

    （《殘疾人研究》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