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日本韩国,国产浴室偷窥在线播放,先锋影音男人av资源,九九精品在线

    大約兩年前，挪威人霍思瑞（Siri Holmebakk，上海互濟基金會副秘書長）去云南省富寧縣一所幼兒園看望孩子們。他們缺乏自信，聽不懂老師在講什么。見到霍思瑞這個外國阿姨，有的甚至害怕得哭出聲來。

    一年后，霍思瑞再去探訪那所幼兒園，發現孩子們已經變得“非常不一樣”，他們在認真聽老師講課。她問孩子們能否表演一個節目，他們大方地給霍思瑞唱了幾首歌。

    霍思瑞還發現，這些當地招聘的非科班出身的老師們也開始“放松下來”，不僅敢帶孩子到室外玩，還習慣了游戲式教學和鼓勵孩子們自己解決問題。

    這是互濟基金會實施的“未來希望幼兒班一村一幼”項目的一個縮影。隨著時間的推移，孩子們和老師們的變化越來越大，霍思瑞和她的同事很想知道，這個項目對當地幼兒的影響、存在的問題以及未來的想象空間。

    “共同利益”

    2018年4月的一天，宋映泉（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副研究員，以下簡稱“北大財政所”）收到互濟基金會顧問邁克爾·海爾曼（Michael Hermann）（以下簡稱“邁克爾”）的一封郵件，郵件中，邁克爾提出希望宋映泉的研究團隊為互濟基金會的“未來希望幼兒班一村一幼”項目做一個“科學一點兒的評估”。

    “一村一幼”項目是近年來興起的一種兒童早期發展模式，項目幼兒園主要覆蓋偏遠農村地區的自然村寨兒童，為兒童就近提供低成本的、有質量的學前教育服務。此前，為了完成2020年學前3年毛入園率達到85%的目標，云南省教育廳制定了“一縣一示范”“一鄉一公辦”“一村一幼”的學前發展策略和目標。

    2017年起，互濟基金會整合社會資源，運用“未來希望幼兒班”（Preschool of the Future，POF）項目理念，為云南省富寧縣“一村一幼”提供教師培訓、督導和管理幼兒班，以及提供教學材料和工具支持等服務。

    宋映泉和他的團隊關注學前教育問題已經十多年，在教育公益項目評估領域頗有建樹。

    此前，宋映泉對邁克爾他們實施的“未來希望幼兒班”印象深刻，這是一個在中國村級社區做低成本幼兒園的公益項目，德國人邁克爾擔任首席代表的“互滿愛人與人”是發起方之一。值得一提的是，“未來希望幼兒班”是中國好公益平臺51個“優質公益產品”之一。

    2018年6月1日，邁克爾專程到北大找宋映泉，再次邀請宋映泉團隊為“未來希望幼兒班一村一幼”項目做評估。這一次，宋映泉答應了。

    宋映泉覺得這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據他觀察，學前教育領域的問題之一是一些重要研究問題被忽略，許多干預項目是否有效缺少科學評估。這個評估可以在這方面做一些探索。他說：“從教育財政的角度看，如果這個模式可行，將來可以考慮建議政府把它當作一種辦園模式來推廣。” 

    在與互濟基金會交流中，宋映泉建議他們向北京三一公益基金會（以下簡稱“三一基金會”）尋求評估經費支持。

    項目論證階段，三一基金會副秘書長沈丹璽覺得，“未來希望幼兒班一村一幼”項目評估符合三一基金會“推動科學公益”的使命，便有意進行資助。

    三一基金會秘書長李勁覺得這項評估資助符合參與各方的“共同利益”。“我們想給行業一個信號——很值得在項目效果驗證上花錢。”他對這筆“投資”還有更大期待。

    “目前，公益行業內捐贈方和好項目之間的落差、捐贈方對成效評估的投入程度遠低于關注程度等，都是亟待解決且有價值的議題。這些議題點如果放大，也許就會引發部分機構愿意投入、驅動改變。”李勁認為。

    “把腳扎在泥土里”

    這是一筆為期兩年、“投資”高達130萬元的公益項目評估，其復雜度和資金額度在業內并不常見。三方一直磨合到2018年9月底，合同才最終定稿。

    更多的是理解與協商。

    2018年10月10日至19日，“一村一幼”項目評估基線調查在富寧縣展開。這次調查由61位來自云南文山學院學前教育專業的學生擔任調研員，北大財政所、云南文山學院教育科學學院兩個研究團隊10位教師負責帶隊，共完成了65所幼兒園、1300余名幼兒的發展測查和70個班級的學習環境評價，并完成了其他相關人群及所在社區和村委、鄉鎮的問卷回收工作。

    整個調查過程殊為不易，互濟基金會在云南富寧管理的48個項目幼兒班的孩子多為少數民族，溝通是個問題，很多時候，調研員需要找大一點兒的孩子或者老師幫助翻譯才能完成調研。大約90名孩子對調研測試沒有反應，這引起了宋映泉的警惕。社會情感缺失可能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留守對孩子們的社會情感發展有很大影響。社會情感發展得好，孩子們可以向社會正面地表達愛、關懷與責任，反之，則可能傷害自己或者別人。”宋映泉說。

    還有更多關聯方在推動這項評估。云南省教育廳派了一名學前教育專干陪同宋映泉團隊完成預調研，富寧縣教育局等相關部門為這個項目晝夜加班，云南師范大學的一名教師給調研團隊“支援”了兩名研究生，這兩名研究生后來還為富寧縣的幾所幼兒園帶來了培訓機會。

    當地合作伙伴的全心投入讓負責這次項目評估具體執行的北大財政所科研項目主任張眉印象深刻。富寧縣教育局一名幼教專干甚至為了協調這個評估項目放棄了國慶節休假。

    在李勁看來，無論是項目方、評估方、資助方，還是其他關聯方，在“一村一幼”評估項目進行階段，都“把腳插到泥土里”。

    基線調查期間，沈丹璽和三一基金會項目官員嚴釬也到現場走訪。難能可貴的是，互濟基金會一線團隊對項目評估有較為充分的認識，過程中一直與評估團隊學習問卷制作、數據采集、數據分析。“這對公益伙伴而言，是一次內部能力建設的過程。”沈丹璽說。

    對于三一基金會而言，這也是資助官員培養中的一次練兵機會。在資助型基金會項目官員的培養上，三一基金會發起人梁在中是有“野心”的，他認為“好的項目官員是磨出來的”，并且希望三一基金會的項目官員“要成為其所在領域的絕對權威”。

    “這就要求我們的項目官員有眼界、耐心、恒心和信心，項目官員只有到復雜項目里‘打滾’碰得滿頭是包，身上有一些東西‘洗不干凈’了，就沉淀下來成為能力了。”李勁說。

    “連接者”和“促成者”

    2018年11月4日，富寧縣教育局告知互濟基金會，在上級政府的引薦下，富寧縣教育局獲得一個新項目的支持。

    新項目進入富寧縣，可能影響“一村一幼”評估項目的實驗組、對照組，幼兒園教師薪酬、學生來源、教師培訓等或將受到“干擾”。一場決定“一村一幼”評估項目“生死”的論證開始了。李勁給出的態度是：三一基金會對項目評估不預設任何結果，萬一因為外部因素“干擾”導致評估無法進行，三一基金會可以選擇離場。

    “科學的態度是開放的，項目評估本來就需要客觀。”李勁一直這樣認為。

    彼時，沈丹璽認為各方需要回到“科學公益”的邏輯里，“該怎么樣就怎么樣，實事求是，把問題剖析清楚”。

    最終，宋映泉團隊經過慎重考慮，建議互濟基金會、三一基金會將評估項目繼續做下去。其間，互濟基金會提供了很多證據，認為新項目進入富寧縣對“一村一幼”項目的影響并不太大。

    “一村一幼”項目評估的每一個階段，都會冒出新的問題，好在三方始終采取互相尊重、友好協商的態度。

    項目遇到問題時，李勁的表態至關重要。即使項目經驗豐富如李勁，也不否認“一村一幼”評估資助是一個“復雜的case”。如何在“復雜”中協調各方利益，并且將“科學公益”理念貫穿始終，這很考驗三一基金會的智慧。

    三一基金會表現出了極強的邊界感。“我們雖然是出錢的一方，但我們不是最重要的關聯方。我們是積極的資助方，所處的位置要超脫于具體事物，我們主要的角色就是一個統籌者、協調者。”李勁說。

    沈丹璽把三一基金會在這個項目中的角色定義為“連接者”和“促成者”。“我們不會去設定合作伙伴的工作，而是去想如何滿足合作伙伴的需求，以及在合作伙伴的需求之上，挖掘更多的價值，讓每一份善意都能發揮更大的價值。”她說。

    此前，嚴釬做過幾個項目評估資助，她發現，項目方往往容易對專業評估團隊產生依賴心理，認為他們是“萬能的”，能夠診斷出所有問題。“實際上，評估所能達到的目標是有限的，項目方必須更主動地與評估方溝通，才能把評估做好。”嚴釬說。

    項目進程中，三一基金會“有意識地往后退”，推著項目方主動與評估方溝通。

    除了做好“連接者”和“促成者”，三一基金會還想在資助項目中做更多事。梁在中有個觀點，即“資助型基金會不僅要提供資金，還要提供知識、技術和人力資源支持”。

    從項目到工具、技術

    “我們不是通過評估去評價這個項目，而是讓項目方更科學地認識自己的價值，以及未來可能實現的價值。”沈丹璽說。

    2019年春節前后，宋映泉團隊撰寫的“一村一幼”基線調查報告出爐。

    基線調查報告之后，這個項目還有第一次跟蹤調研（2019年5月）、第二次跟蹤調研（2020年5月），以及對應的兩個調研報告。預計2020年9月，項目成果將對外分享。

    除了“一村一幼”項目評估資助，三一基金會還支持了“以縣帶村在線支教”、“壹基金聯合救災網絡”（部分資助）、“一個雞蛋”等項目評估。不過，這樣直接的資金支持，在三一基金會往后的評估資助版圖中占比會越來越少。

    這并非是錢的問題。此前，對于“一村一幼”這筆花費130萬元的評估資助，很多業內人士認為“很貴”。但這符合三一基金會一貫的資助風格——不限領域、不限金額，一切從項目需求出發。

    事實上，原因之一是這與三一基金會的部分價值觀不符。“相信科學賦能使公益活動簡單易行”，這是三一基金會“3E”價值觀之一“Easy”提出的要求。但類似“一村一幼”評估資助這樣的項目，關聯方眾多、環節復雜、周期漫長，且有較大的風險，很難在公益行業內推廣。

    這亦與梁在中對當下中國公益捐贈現狀的思考有關。他認為中國的捐贈缺乏一種人文關懷，“仿佛捐錢成了完善自身精神需求的一個動作，而沒有思考過自己的捐贈行為產生了什么社會影響，解決了什么社會問題”。“捐贈人、公益人不要再停留在‘苦情捐贈’，而要關注結果，關注對社會的真實影響力，讓捐贈更科學，讓公益更專業。”梁在中曾這樣表示。

    三一基金會的愿景之一是“成為中國公益最有力的支持者”，這要求它的資助效果必須具有更廣大的行業價值，起到“催化式的杠桿作用”。

    李勁透露了未來三一基金會可能的項目評估資助格局：少量資助公益項目做評估，把重心放到公益項目評估技術和工具的開發上。

    相關嘗試其實早已開始，并已陸續“開花結果”。2018年4月，三一基金會作為出資方之一參與發起了“公益行業評估支持平臺”。

    在很多人看來，項目資助就是“給錢”。李勁不這樣認為，資助不是誰都可以做的，“它首先是一門技術，同時還是一門藝術”。

    （徐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