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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陸陽

    1930年前后，河南遭遇到了歷史罕見的旱災，連續數月滴雨未降，田畝荒枯，赤地千里。天災未去，人禍又至。從1930年5月起，蔣介石與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之間又爆發了中原大戰，作為主戰場的河南更是雪上加霜。“汝洛陜靈，軍匪屯集，劃區征發，搜刮如洗。衣被釜甑，悉供軍用；升米勺粟，毫不留遺；門窗梁柱，咸充軍柴。軍隊40萬，土匪20萬，僉仰災民供給。”河南大地哀鴻遍野，萬千民眾生活在生死邊緣。

    遠在千里之外的無錫實業界聽聞消息后，緊急組織賑災隊伍，奔赴豫西的重災區陜縣、靈寶等地開展賑災，上演了一出出殊為感人的故事。

    這些故事，雖經歷80余年歲月的洗滌，但時至今日仍閃爍著動人的人性光芒。

    無錫對豫西的賑災，從旱災起始之時的1929年初夏即已啟動，由無錫中國銀行堆棧經理施襄臣主持。當時，他大病初愈，身體虛弱，但仍然前往，調查災情，統籌策劃賑災方案，同時向無錫各界募集資金，組織力量分赴在陜州、靈寶等地分設了數十所粥廠，救濟饑民，還在災民逃難的中轉地徐州也設立了粥廠。當時，過路的軍隊經常借“施粥”的名義強拉壯丁，使得百姓聽到賑災的消息都不敢前來。于是，他們先挨家挨戶地贈予食物，廣而告之，后來領粥的饑民越來越多。每天施完粥，他們還會再施予一小碗大米，保證不讓見到的人餓死一個。隨著災荒的蔓延，開始發生搶劫物資的事件。為了保證賑災糧食的安全，無錫的賑災隊伍把糧食集中到當地的土地廟中，集中看管，婉言謝絕了村民勸其住進家里的邀請。很快，冬天到了，大家就在地上鋪滿稻草，席地而眠，度過了一個個寒冷難涯的日子。

    第二年，也就是1930年的秋冬，旱災稍有舒緩，蝗災卻又肆虐，田間莊稼被啃食一盡。無錫各界又一次來到陜縣、靈寶等地分設粥廠，直至中原大戰戰火逼近，才被迫撤回。冬天，戰事稍稍緩和，無錫的賑災隊伍未等過年，再次前往賑災。施襄臣因事而未能同行，吩咐其他人先行。不料，賑災之事因為一件小小的事故而不得不停止。災民惶急不安，急急向無錫發出函電，懇求施襄臣親自前往。

    1931年正月，春節剛過，施襄臣親自來到賑災一線。他發現“迫饑寒者近五萬人”需要救濟，粥廠必須延續至麥熟之后。這大大超出了原先的預料。于是，施襄臣向無錫方面發去急電，追加募集錢款和糧食。無錫方面也給予以了大力支援，很快錢款和糧食如期運到。災民一片歡欣，有些災民當場感動得流下了眼淚。對此，《陜縣志》有著詳細的記載：“民國二十年三月，無錫紅卍字會，溥仁慈善會、公濟會三團體，派過子怡、華博臣、李世德及曾在縣施賑之何維周來縣調查災情，先申匯來賑洋一萬元。在縣境南關設粥廠一處，無錫各慈善團體派施襄臣、惠子剛攜款增加縣南關粥廠小米195包，并陸續施洋三百余元。此外，七區觀音堂、二區會興鎮、四區張茅鎮、五區菜園鎮，復以萬五千元，就近購買小米，分設粥廠四處。”

    到了夏天，“五月熏風大麥黃”，賑災終于可以告一段落。在豫西整整忙碌了大半年的賑災人員，終于陸續踏上了返程。然而，中原大戰戰火又起，豫西至鄭州的鐵路又一次阻斷，最后撤出的過智修和何維周兩人被迫滯留洛陽。過智修突患急病，由于災區缺醫少藥，不能及時治療調養，不幸去世，年僅37歲。離錫前，過智修妻子覺得農歷年關將近，家中上有年邁婆母，下有11歲的兒子和3歲的女兒，自己又身懷六甲，實難支撐。過智修安慰說：“救災如救火，早點去可以多救不少人命。此行大概到端午就能回家，家中只好辛苦你了！”過智修還為即將出生的寶寶起了名字：“生男叫瑞生，生女叫毓華。”不料，一別竟成永訣，義士客死他鄉，剛剛出生的小女兒從未見到這位大愛無疆的父親。

    當時，無錫各界不但拿出錢糧救助百姓，還盡力保護和修復當地有名的文化故跡。陜縣、靈寶一帶，在周代時是召公的主政區域。召公，本姓姬，是周文王的兒子、武王的兄弟，是西周初年有名的賢臣。召公勤于政事，經常到民間視察民情。相傳他每到一個村子，總是在田間地頭處理事務，累了就坐在甘棠樹下休息，渴了就摘甘棠樹上的果子吃。召公的故事，記載于《詩經》。后人為了紀念他，還特地建立了召公祠。施襄臣在賑災之余，慕名前去祭祀，發現該祠“墻傾棟摧，上無蓋障”，毀于戰火，于是“醵資鳩工”，重新修葺。事畢，請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校長唐文治撰寫《陜州召公甘棠廟碑》。文中不僅記敘了陜州賑災之事，而且倡導陜州人民發揚召公敬德保民精神，不貪財物，不作盜賊，努力耕作，再歌甘棠。

    施襄臣回到無錫后，畫家諸健秋被賑災義舉所感動，專門繪制了《函關秋賑圖》。黨政要人、社會名流紛紛題辭予以褒揚。宋子文題“函谷生春”；于右任以詩作題“河岳聲凄夜哭哀、遺黎百萬苦成災，雄關曉日迎秋爽，為報施翁放賑來。”國民政府河南省主席劉峙題的是“境稱慈父”。而時任華北慈善聯合會會長的朱慶瀾則題稱施襄臣為“愷悌君子”。

    豫西大賑災，前后持續三個年頭，是無錫各界跨地區賑災中規模最大、效果最顯著、影響最廣泛的一次，也在中國近代慈善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這次豫西大賑災，一個名叫“溥仁慈善會”團體在其間出力最多，作用最大，而“溥仁慈善會”是以唐保謙、唐申伯、孫鶴卿等為代表的近代實業家所倡導設立的。

    無錫的近代實業，自1896年創辦第一家近代企業業勤紗廠開始，至20世紀30年代之時已經初具規模，生產能力得到大幅度增長，并且形成了榮家、薛家、楊家、周家和唐蔡、唐程六大資本集團。唐保謙，正是唐蔡集團的創始人和主持者，他與蔡緘三及其弟唐申伯等人集資建設九豐面粉廠和慶豐紡織廠。孫鶴卿雖然沒有躋身六大資本集團行列，但也擁有數家繅絲廠，富甲一方，且兼無錫縣商會會長之職，權傾一時。

    正由于唐保謙、孫鶴卿等近代實業家的興起，并在物質資源方面給予鼎力支持，才使得這種跨區域的賑災救濟活動得以持續進行。除了豫西大賑災之外，搜索史料，唐氏的賑災活動從民國建立之初即已開始——

    1917年，直隸霸縣賑災，唐氏家族除撥濟棉衣、糧食之外，九豐面粉廠在上海的批發處則成為物資中轉站。同一年，蘇北二十余縣遭遇旱災、蝗災，繼遭水災，災情之重數十年來所未有。唐保謙的同門兄弟唐宗郭、唐郛鄭大部分時間都在蘇北忙于義賑。唐郛鄭冒雪走窮鄉，風餐露宿不說，還幾度遭遇土匪持槍搶糧，但他臨危不懼，最終把糧食送到了災民手中。

    1915年冬春之際，黑龍江發生水災。唐郛鄭親往施賑，天寒地凍，冰雪沒踝，朔風砭肌骨，突發中風，幾乎喪命。幸好兒子帶著糧食和藥劑，追蹤出關，在其悉心照料之下，才得以活著回到家鄉。

    1917年，直隸霸縣、滄縣等處慘遭水災，唐郛鄭主持這次義賑，接連幾個月，返回時面色黧黑，家人幾乎不敢相認。

    1919年，湖北火災，唐保謙長子唐肇農支持過冬棉衣六千余件。

    唐家的義賑，一直持續到抗戰全面爆發之時。此后，1928年溧陽水災、1934年溧陽旱災、1935年濟寧、崇明水災，都有無錫唐氏賑災人員的身影。對于唐家的義賑，時人如此總結：“施賑區域為省凡十有一，為縣凡百余，所全活以百。”

    唐保謙自奉簡約，60歲時特地把子孫叫到跟前，作出決定：“生勿稱慶，死勿靡喪，作為家箴”。70歲時，他把家中準備祝壽的錢全部捐出，用于賑災，并設立慈善基金，“將歲息之半永作義舉”。1936年底，唐保謙逝世，喪事極簡。雙目失明的唐文治親往吊唁，聽到“窮鄉茆屋、鰥寡煢獨、顛連無告之氓奔走巷哭”，唐文治不由感嘆：“君積德之厚，有以感人于無窮也”，“倘能人人取法，則世界自然大同”。

    今天，當我們回顧無錫實業界豫西賑災的往事時，不禁為這些前輩的善舉所深深折服，這是無錫這個城市數千年來深受仁義思想和慈善理念熏陶的結果。我國傳統慈善理念的核心在于“積善積德”，即通過幫助別人，積累功德，從而獲得冥冥之中的神明的肯定，護佑行善者本人及其后人的幸福，稱為“福蔭”、“福報”。而唐氏家族的慈善理念，已經超越傳統，更多的具有“公平”、“責任”等近代因素。在他們看來，“天地之大，人猶有憾，惟在善人有以弭之，為人生之天職”。造物生人本身應該是公平的，但因為社會人事的爭奪造成了種種錯動和分化，這就需要志士仁人挺身而出，加以彌合，還天地間一個公平。所以，他們特別強調“損己之有余，以彌人之不足”，每當各地發生水旱兇荒，他們就會“繞室彷徨，甚至兄弟對泣，相誓必盡心竭力而后已”。為了賑災救人，不僅捐款捐物，而且放棄舒適的生活，常年奔波在荒涼苦寒之地，乃至置生死于度外。這完全是出于一種自覺自為的責任感、使命感。

    當然，我們也不可否認，唐氏家族的善舉也有經濟利益驅動的因素在內。作為賑災的主要區域的陜縣種植棉花85000余畝，鄰近的閿鄉、靈寶也都分別在11萬畝左右。這些地區生產的棉花纖維色白有絲，特別適合紡細紗，是蘇滬地區棉紗廠的搶手貨。而且隨著隴海鐵路的開通，陜縣、靈寶更是成為當地棉花的重要集聚地，無錫的唐家、榮家常年在那里設莊采購棉花。事實上，陜縣民眾知恩圖報，災后很長一段時間內所產棉花優先供應無錫唐家的工廠，而且價格優惠。這樣一來，唐家基本壟斷了那里的棉花市場，取得了豐厚的經濟效益。承認慈善行為的經濟驅動，并不會因此讓慈善行為在人們的觀感中失去人性的光澤，反而更好地印證了無錫近代實業家身上透出的“義利兼顧”、“兼濟天下”的精神內涵。

    在近代，大江南北實業之發達，首推無錫、南通；“至于善舉，錫邑更不居人后，標光所至，屢傳口碑”，在當時國內城市中堪稱首屈一指。這一時期無錫工商實業家和慈善工作者、志愿者，以自己的理念和行為，培育了內涵豐富的慈善文化。這是前輩留下的一份寶貴的道德精神遺產，繼承并弘揚這份文化遺產，將為新時期實現社會的公平和諧樹立實在的標桿，同時也注入充盈的活力。

    （據《太湖》雜志，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