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垃圾圍城”現象備受關注，在政府部門積極治理和引導的同時，以垃圾治理為核心業務的NGO逐漸涌現，進行了如源頭減量、分類投放、焚燒監督等諸多開創性努力。

    2011年底，分散各地的NGO集結為網絡型組織“零廢棄聯盟”，致力于整合政府、企業、公眾等多方力量，協同推動垃圾危機化解。截至2019年6月，聯盟已經鏈接了覆蓋大部分省市的公益機構80余家，并通過戰略性配合，打造了“一體多面”的民間垃圾治理體系。“一體”為零盟秘書處。作為聯盟核心，其專注于網絡建設、成員賦能、政策倡導等。“多面”則是指聯盟成員依據自身特征，在垃圾治理全生命鏈條中扮演多元化角色，實現戰略性配合。

    角色一，宣導員。此類機構以宣傳教育為主業，致力于培育公眾環境意識。比如深圳市綠寶寶垃圾分類指導中心依托其強大的志愿者團隊，推出如“零污染”“有害垃圾回收”等宣傳項目，并在政府支持下運營“零廢棄體驗基地”，做垃圾分類的傳播使者。

    角色二，先行軍。此類機構利用NGO行動力強、體量小、試錯成本低的特征，因地制宜開展垃圾分類試驗，從而推動公眾行為變化。如上海愛芬環保多年扎根社區，首創濕垃圾除袋法和垃圾廂房改造標準，打造了普適于街鎮的“社區垃圾分類工作模式”。

    角色三，監督方。此類機構旨在推動垃圾末端處置設施的運行安全無污染。如安徽蕪湖生態中心基于信息公開申請和實地調研考察，搭建了生活垃圾焚燒信息平臺，確保公眾能便利、直觀地監督焚燒廠運營。

    角色四，倡導者。此類機構政治資源較為豐富，善于提煉實踐經驗、進行政策倡導，嘗試推動法制進程、優化垃圾治理環境。

    2017年，隨著政策向好，越來越多的公益力量進入垃圾領域，與零廢棄聯盟銜接為一條完整的公益鏈。鏈條上游是諸如壹基金、阿拉善SEE基金會、萬科基金會等支持型組織，其通過“壹起分”“創綠家”“社區廢棄物管理”等公益項目為草根組織的垃圾治理行動提供資源；鏈條中游是零盟秘書處，聚焦成員網絡發展以及政策研究與倡導；鏈條下游則是分布于各個城市的運作型NGO，其扎根一線，切實推動環保意識建立、垃圾減量分類、垃圾資源化處置、安全清潔焚燒等關鍵議題。

    “社會組織對垃圾問題了解更充分，也更擅長社區動員，可以作為政府和公眾之間的橋梁，讓分類更有效推進。”“這些（NGO的）小姑娘很不容易的，天天待在這個院子里，和我們這些老頭老太太一塊兒管垃圾。”筆者在一線走訪時，政府和居民無不對NGO的努力表示認可。

    雖然成績不俗，但垃圾議題NGO也面臨諸多亟待回應的挑戰：

    首先，NGO如何拓展網絡，與更廣泛利益相關方建立協同關系？現階段，僅有少部分城市實現了垃圾的多元主體共治，更多區域的NGO仍然處于單打獨斗狀態。政府、企業、社會組織之間因缺乏互動而導致資源耗散，削弱了行動績效。對此，需要政府營造良好政策環境，放權賦能，激勵社會組織進入垃圾治理領域。也期待政府在購買服務時分別考慮企業與社會組織的長項，不僅依托前者的垃圾分類新技術，也重視后者的社區工作經驗，推動社企合作，整合先進科技與人文關懷，共同打通垃圾分類的“最后一公里”。

    其次，NGO如何基于垃圾分類撬動社區自治，實現“進得去”也“出得來”？當前，以商品房小區為主的“陌生人社區”占據主流，這給垃圾分類帶來很大挑戰。NGO進駐雖然成功營造了垃圾分類的良好氛圍，但隨著其工作人員撤出社區，因缺乏人情、面子、禮俗等紐帶作為聯結和約束，居民的分類意識與行動則會逐漸回退。為解此困局，NGO需要與物業、居委會、業委會等社區力量密切配合，將垃圾分類嵌入社區自治框架，也即以分類為契機開展社區營造、鏈接社區關系、發掘社區能人，從而打造社區自身的互助、互督、互利機制，確保此前積累的綠色資本得以持續運轉。

    最后，NGO如何更好地生存發展，有效服務于垃圾治理？筆者對垃圾議題社會組織的問卷調查顯示，其工作困境主要包括人財物等資源匱乏、在部分領域受干預較多等。

    有鑒于此，一方面NGO需要自我增能，爭取社會信任，提升造血能力，贏得更廣闊的生存空間。另一方面，政府也應從多方面給予其理解和支持。不僅以客觀、包容之心重塑對社會組織的認知，將其視作公共服務與社會監督的親密伙伴。同時，也需避免將垃圾分類視為政績跑步機，大干快干，片面追求效率。應樹立真正的可持續發展理念，與NGO共同討論與探索，以繡花針精神著眼細節、滴水石穿。

    （據新華每日電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