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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報記者 于俊如

    7月12日，由中國社會科學大學（研究生院）和社科文獻出版社共同主辦的《中國社會組織報告》（2019）藍皮書（以下簡稱《報告》）發布會暨研討會在京舉行。

    《報告》指出，2018年社會組織增速下滑，并出現發展階段的變化。根據民政部發布的社會組織數量信息，截至2018年底，全國共有社會組織81.6萬個，與2017年的76.2萬個相比，總量增長了5.4萬個，增速為7.1%，增速下降了約1.3%。

    另據公開報道，2018年2月6日以來，民政部社會組織管理局陸續公布曝光了六批共計339個涉嫌非法社會組織名單。2019年全國各地都已經行動起來，打擊非法社會組織，或取締，或解散，或勸散。

    一方面是社會組織數量增長的下降，一方面是政府部門對于社會組織的嚴管，如何看待監管與發展的關系則成了當下需要重視的議題。

    全國共有社會組織81.6萬個

    《報告》顯示，根據民政部發布的社會組織數量信息，截至2018年底，全國共有社會組織81.6萬個，與2017年的76.2萬個相比，總量增長了5.4萬個，增速為7.1%，增速下降了約1.3%。與十年前相比，全國社會組織數量增長了近一倍，即便是增速下降，一年來新增社會組織的總量并不少。

    從社會組織的三大類型來看，2018年社會團體總量為36.6萬個，2018年的增長率為3.1%。由于社會團體連續多年增長率均低于社會組織整體增長率，社會團體總量占社會組織總量也呈逐步下降態勢，2018年占比僅為社會組織總量的44.9%。

    2018年民辦非企業單位（社會服務機構）總量為44.3萬個，年度增長率為10.8%。民辦非企業單位的增長率連續多年高于社會組織的整體增長率，占比數量已超過社會組織總量的一半，2018年已占社會組織總量的54.3%。

    2018年基金會總量已達7027個，年度增長率為11.4%，占社會組織總量的0.9%?；饡鏊匐m然連續多年走低，但在社會組織總量占中一直穩步小幅提升，而且從規范性、影響力等方面來看，基金會在社會組織所有類型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促進作用。

    《中國社會組織報告》（2019）藍皮書指出，自2012年以來全國各地加大社會組織改革探索力度以來，社會組織整體上保持較高增長速度，2018年增速略微下滑，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

    一是我國社會組織開始從高速增長階段邁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從重視數量擴張到更重視質量提升，注重社會組織的規范性、活躍度以及作用發揮等“質”的提升；

    二是我國社會組織開始步入嚴登記、嚴監管時代，對社會組織的審核把關更加嚴格；

    三是打擊整治合法社會組織違法違規活動的力度進一步加大，長期以來不開展活動、不進行年檢、不正常換屆的大量僵尸型、休眠型社會組織受到撤銷登記的行政處罰，大量社會組織受到撤銷登記處罰導致數量減少。

    其中，政策基調和政策環境從嚴是社會組織增速下滑的一個重要原因。

    政策基調和政策環境從嚴，并不意味著社會組織得到的支持減少和發展環境惡化。在政策從嚴的同時，政府針對社會組織的各類支持持續增強，社會組織正進一步制度性、結構性地參與國家戰略和治理體系。

    尤為難得的是，社會組織內部生態系統和支持體系逐步形成，來自社會組織系統的內生驅動和支持力量越來越大。從嚴管理的政策環境，以及來自政府與社會組織內部的兩種支持驅動力量，正在推動我國社會組織步入一個高質量發展的轉型之路：我國社會組織正在從一個追求數量擴張的高速度發展階段，轉型邁入一個追求內在品質的高質量發展階段;正在從管理手段單一、管理方式落后的粗放式管理階段，邁入一個管理手段多樣、管理方式先進的精細化管理轉變。

    研究發現，2018年以來我國針對社會組織的打擊整治、清理規范、審核處罰、登記把關以及綜合監管等方面的力度之大為近年來所罕見，登記從嚴、監管從嚴、處罰從嚴已經成為當前社會組織管理的政策主基調。在嚴格管理的政策基調下，我國社會組織增速明顯下滑，開始從追求數量增長的高速度發展階段向追求質量和效益的高質量發展階段轉型。

    《中國社會組織報告》執行主編、社會組織與公共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蔡禮強在報告中指出：社會組織向高質量轉型發展一方面是因為持續嚴格的監管和處罰逼著社會組織只能走高質量發展之路，另一方面來自政府和來自社會組織系統自身的支持力量都變得越來越大，這兩股力量成為社會組織走上高質量發展轉型之路的雙輪驅動。邁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的社會組織，既需要在使命愿景指引下不斷提升自身專業能力，也需要政府在從嚴管理的同時給予更加積極有力的支持。

    互聯網公益構建公益新生態

    《報告》指出，中國互聯網公益發展迅猛，無論是網絡公益活躍度、網絡公益活動的創新性、社會公眾的網絡參與度等方面，在全球范圍內都處于領先位置?；ヂ摼W公益的興起突破了傳統公益的局限，極大地改善了公益資源的配置方式。公眾參與公益的形式更加多元化，常態化和專門化、常規化與個性化、線上與線下一體化等多種方式，構建了中國公益的新生態、形成了公益參與的新模式，極大地拓展了整個社會組織領域的資金來源。

    由民政部指定的20家互聯網募捐信息平臺在2018年共募集善款總額超過31.7億元，比上年增長26.8%，超過84.6億人次網民點擊、關注和參與。

    騰訊的99公益日、阿里的95公益周等大型互聯網募捐活動產生巨大影響力，募捐場景多元化、表現形式多樣化、參與形式便捷化，“互聯網+慈善”深度融合，已經初步形成了一個鮮活的互聯網慈善的“中國樣本”。

    2018年騰訊的99公益日已經辦了第四屆，阿里也舉辦了第二屆95公益周。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2018年拿出的配捐金額達到2.99億元，并新增1億元作為公益慈善組織的成長基金。阿里電商+公益的方式把公益組織、用戶、愛心企業很好地聯系在一起，籌集了巨額資源，形成公益合力。

    阿里巴巴公益和支付寶公益兩大平臺，累計捐贈筆數超300億筆，阿里巴巴2019財年為公益機構籌款達12.7億元。除了直接捐贈和籌集的大量資金，阿里巴巴利用自身平臺把數億用戶、上千萬商家、過千家公益機構連接起來形成各方共同參與公益，提供豐富多樣的多種公益參與方式，構建了一個阿里經濟體公益生態。

    互聯網公益的興起，在改變公益慈善組織資源狀況的同時，也極大地改變了很多社會組織的資源狀況。參與互聯網籌款的很多社會組織通過互聯網籌款平臺，極大地改變了資金來源渠道、籌資能力和公開水平?；ヂ摼W公益平臺通過一系列技術和管理創新，在幫助社會組織募集大量資源的同時，也為中小型組織能力建設提供支撐，提升了參與其中的社會組織的規范化、透明化和專業籌資能力。不少希望利用互聯網籌款平臺的公益組織因為財務披露、年報審核不合格被擋在了門外，由此可知互聯網平臺發揮著重要的監督管理和規范提升作用。

    社會組織與“一帶一路”建設

    《報告》建議，應把社會組織制度性、結構性納入“一帶一路”建設整體規劃。

    《報告》中指出，我國“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六年來，已經取得巨大的成就和廣泛的共識，但民心相通不足是當前“一帶一路”建設中的薄弱環節，圍繞共建“一帶一路”開展卓有成效的民生援助，推動教育、科技、文化等領域交流，是當前和今后“一帶一路”走深走實的重點。在“一帶一路”建設中許多政府、企業不能解決或不好解決的問題，多樣化的民間社會組織可以發揮積極作用，不僅可以促進彼此民心互通，也能為“一帶一路”奠定堅實的民意基礎和社會根基。目前我國參與“一帶一路”和國際活動的民間社會組織數量少、規模小，與發達國家民間社會組織參與的數量和影響力相比有極大的差距。

    民間社會組織深度參與“一帶一路”中的民生援助，可以發揮靈活性強、專業度高、精細扎實的優勢，在弱勢群體幫扶、人道主義救助、醫療衛生健康等多個領域的交流與合作，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和優勢。

    我國應在認真研究發達國家通行做法的基礎上，消化吸收其經驗，把本國的民間社會組織納入“一帶一路”以及對外援助制度體系，給予資金和制度保障。中小型社會福利性項目和緊急人道主義援助中的一些民生項目，可以主要由民間社會組織深入受援國落地實施，政府發揮支持、監督和評估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