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是教育問題發生率最高的三個國家之一。來自印度的薩菲娜·胡賽因（Safeena Husain）深知這一點，她的童年伴隨著困擾，受教育的機會十分有限。因此，她創立“女孩教育”（Educate Girls）這一慈善機構，旨在解決印度失學兒童的問題。今年6月，在新加坡舉行的AVPN會議上，她剖析了女童教育問題帶來的連鎖反應。

    問：你于何時成立“女孩教育”，為什么要成立這一機構？

    答：我自己的成長經歷是我創立“女孩教育”的起因。我在新德里長大，童年生活很艱難，親身經歷了貧困、暴力和虐待。后來，父親的一位朋友幫助我從一個屢受創傷的孩子成長為家里第一個大學生，考入倫敦政治經濟學院。

    我的生活因此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移居美國，在非營利部門展開我的職業生涯，于2005年回到印度。從那時起，我開始有了具體的想法。我意識到，我能夠取得一定的成就是因為我所受到的教育。我從印度的政府機構得到26個性別差距最大的地區的數據，其中9個位于拉賈斯坦邦（Rajasthan），因此我們從那里開始了工作。

    問：接受教育顯然是每一個發展中國家兒童共同面臨的問題，但你為什么認為女孩接受教育更為重要？

    答：需要說明的是，我們所做的工作不分性別，我們所關注的失學兒童，不僅有女孩，也有男孩。但是，在處理我們所有的工作時，需要有性別視角。目前，印度是世界上失學女童人數最多的國家之一，被販賣的幼童新娘、女孩和婦女人數也是最多的。糟糕的是，人們認為在印度女人比男人少，大量的女孩失蹤后導致了生育的不足，解開這個問題的關鍵是提供教育機會。從性別的角度來思考教育問題時，男孩和女孩確實存在很大的差距，而這正是我們能有所作為的地方。但是，包容和公平當然不僅對女孩，也包括男孩。

    問：女童失學的問題更為突出？

    答：是的，這不僅僅是教育的問題，這是一個更深層次的心態問題。在我們工作的地方，人們把山羊視為一種資產，卻把女孩視為一種債務，這種心態根深蒂固。我們幾代人都存在這種內在的父權制，而教育是打破這種父權制的一種方式。當你打破它，影響就會放大。世界銀行承認，教育女孩是我們能做出的最好投資之一；氣候科學家最近對80項扭轉全球變暖的行動進行了評分，排名第六的是對女孩的教育，這比電動汽車和太陽能電池板要高，這很令人驚訝——因為如果生育率下降，人口的自然減少會對碳排放產生巨大的影響。因此，當我們考慮任何有關兒童發展的問題，諸如營養不良、發育遲緩、童婚等，為女孩提供教育有助于解決所有這些問題。

    問：你具體是怎么做的呢？

    答：方法并不復雜。首先，我們看數據，找到女孩接受教育水平最差的地區。起初，我們使用的是來自政府的數據。目前，我們使用的是高級分析數據，能夠通過機器學習技術生成預測數據。一旦我們決定在哪里工作，我們就挨家挨戶地在那些熱點地區找到每一個失學女孩。我們對每一個目標村莊都有地理標記，我們在手機上收集這些數據，這是一個很有效的辦法，它是實時的，能夠幫助我們繪制出失學女孩的位置。她們聚集在哪里，哪里就是最大的風險所在。一旦我們知道這一情況，就會指派訓練有素的人員幫助她們回到學校。然后，通過村頭會議、鄰里會議、個人咨詢，改變人們的觀念，直至這些女孩重新入學。當她們進入學校以后，我們展開諸如基礎設施、學校改善等工作，確保學校對女童友好，因為這有助于提高學生的保有率。當我們開始工作時，大多數學校甚至沒有單獨的女廁所。因此，我們提出倡議，修建女廁所。最后，我們專注于學習，比如印地語、英語和數學，提高所有兒童的識字和算術能力。

    問：在你與政府和當地志愿者合作中，是否有特殊的困難？

    答：以前，如果你走進拉賈斯坦邦的一個村莊，敲門說“請送您的女兒來上學”，這是一件很難實現的事。我們發現了這樣的問題，為了改變心態，必須進行社區動員。為此，我們創建了一支性別保護者隊伍，在每個村都有一名以該村為基地的志愿者——我們的巴利卡團隊（Balika Team，由女性組成的團隊），她們年輕、受過教育、充滿激情，相信教育的重要性，并且能夠利用當地的關系。她們知道該和誰溝通，如何與之溝通，促使改變發生。目前，我們有13000名巴利卡團隊志愿者與我們合作。

    問：你如何找到和招募他們？

    答：我們竭盡所能，在報紙上做廣告、到村莊用擴音器發布消息、海報宣傳、發布廣播……然后我們舉辦招聘會，很多人都會來參加。當我們確定了人選以后，我們讓村委會和她們簽約，并要求村委會支持她們。

    問：與政府的合作是怎樣的呢？

    答：我們通過確定政府的優先領域來獲得支持，從而實現我們的目標。如果數據告訴我們，某一地區的性別差距很大，我們就會在這個地區尋求合作伙伴并獲得政府的許可開展工作。在我們進入一個新領域之前，我們與政府簽署一份諒解備忘錄，這意味著我們的志愿者不是只身一人上門詢問，她背后有一個系統，村長和校長都知道會發生什么，而我們則在體制框架內一步步地開展工作。建立這種工作框架確實需要付出很多努力，其中可能存在瓶頸，但我們一直在努力推動解決這些瓶頸。

    問：你是怎么得到資金的，來自國內還是海外？

    答：有來自國際的，也有來自國內的，包括基金會、企業基金、公司企業社會責任、高凈值個人資金等，《公司法》規定的強制性企業社會責任大大地推動了企業對我們的支持。

    問：你的機構率先推出了首個教育發展影響債券（Development Impact Bond），這是如何實現的呢？

    答：我們機構擴展的速度非常快，從50所學校到500所學校，然后到5000所學校。我一度非常擔心，即我們對參加該計劃的10000名女孩的影響，是否和對加入我們的第一個孩子的影響一樣？當時，我們申請了英國政府國際發展部（DFID）舉辦的女童教育挑戰賽，并按比賽結果領取了一筆付款——5%的資金被指定用于這一按結果的支付。我突然發現，如果我能建立一個基于結果的供資機制，并有足夠的紀律約束來維持這種機制，那么我們為第一名、第一百名和第一百萬名兒童帶來的影響就不會有問題。我們可以知道，不論對加入進來的最后一個孩子還是第一個孩子，我們取得的結果是相同的。

    為此，我們花了大約一年的時間與很多捐贈者進行“路演”，找人來和我們一起測試這個想法。最終，瑞銀慈善基金會（UBS Optimus Foundation）首席執行官菲利斯·科斯坦薩（Phyllis Costanza）和兒童投資基金會（Children’s Investment Fund Foundation）一起成為了發展影響債券的主要支持者。我們認為，我們現在有證據向捐助者表明，我們可以創造一定規模的影響力，使捐助者的供資更具成果性、更靈活，并且能夠多年運轉。

    問：最后，你想讓女孩們五年后在哪里生活、學習和工作呢？

    答：目前，我們的五年目標是35000個村莊，解決印度40%的失學女童問題，即160萬失學女童。我們的數據表明，40%的失學女童分布在5%的村莊，這些村莊是最需要幫助的，這里的女童最有可能出現童婚、童工、營養不良、發育遲緩等問題。而且，通過招收和教育女孩，我們將打破許多指標的惡性循環——收入、貧窮、營養、健康和氣候變化。如果我們能在五年內達到這個目標，那么從整體發展的角度來看，這將是一個很大的推動。

    （據英國《聯盟》雜志，原作者為安德魯·米爾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