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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趙冠軍

    我們正在經歷一個財富巨大增長帶來行為、市場和政策急劇變化的新時代。如何在這個時代站得更高看得更遠，需要更為尊重歷史、向歷史學習，但需要新的眼光，傳統運行框架已經不適合新的社會結構，只有放在更大跨度的時間和空間中反思，才會對社會進步有實際作用。

    在這個文明通過技術和信息不斷交匯時代里，人類自私貪婪的本性得到彰顯和完全暴露，如何定義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人與社會的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如何提升生命的尊嚴和質量，正在成為當下有識之士的普遍認同。

    一部《紅樓夢》帶給我們的不僅是故事的描寫，更給我們帶來許多現實的意義。賈母這位看似云淡風輕、喜歡說笑、愛好游玩、不諳世事的深宅老太太，才是賈府中真正的政治家，按部就班地分配著各位主角的命運。特別是在人事布局上，她從詩詞才情、為人處世、管理能力等三個方面綜合分析了薛寶釵和林黛玉，最終確認薛寶釵作為接班人，放棄嫡親外孫女林黛玉，任人唯賢而不任人唯親。

    作為中國傳統權謀史血淋淋的文學表現，貫穿整部小說，賈母都在享受著權力和財富帶來的快感，這是中國自秦創造帝國時代以來，人與人關系的真實寫照，從上到下都是人治，只是在不斷地改朝換代。

    西周構建了井田、封建、宗法、禮樂等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制度，產生了貴族精神，強調高貴、責任、擔當，強調有底線、有尊嚴、有氣節，強調寧可殺身成仁也絕不茍且偷生，這種精神促成了農耕文明時代的士大夫精神和文人氣節，卻并不能催生現代意義上的集體主義和公民意識。

    在幾千年家國同構的傳統社會，產生的集體主義是由強權驅使和道德捆綁造成的，一旦遇到需要抉擇時，絕大多數人都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個人利益而犧牲集體利益。傳統文化中強調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看似是一種統一的士大夫精神，在嚴格意義上卻是分裂的，修的是自己的身，齊的是老板的家，治理的是老板的家之國，為的是天子的天下。這是一種典型的分裂式社會價值觀，適合農耕社會，但并不適合工業社會，更不適合今天的信息與技術社會。

    特別是，在帝國制度背景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環境中，對于財富的權屬認知也是矛盾的——從大的方面來講，一切都是天子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從小的方面講，都是家族的，沒有法律意義上私人財產的定義，宗族田莊算是一個特例。

    以社會意義上來看，《紅樓夢》的與現實的關聯是多方面的，她不但以精湛的敘事藝術給后人以啟迪，而且以深刻銳利的現實批判精神，拷問社會制度的弊端和人類靈魂的深處。秦可卿托夢給王熙鳳，希望能夠通過置田地、辦私塾、建宗廟等措施給賈氏家族留條后路，保護即將處于危難時刻的家族，特別是在祖墳旁邊多安置田莊房舍和土地，即便未來家族有所不測，也可以用這些收入做祭祀和補貼家屬的費用。在當時大環境下，抄家的時候祖墳旁邊的田地是不可以沒收的，祭祀是為了保全祖宗，而在祖墳旁邊安置家塾是為了保全賈家的未來。

    王熙鳳沒有做到，即便是聽取了秦可卿的建議，家族財富的帝國時代傳承方式也將隨著社會變革而蕩然無存。在《紅樓夢》出版不久的年代，世界對于財富的認知已經在發生變化，一些影響全人類的財富管理方式開始出現：

    1863年，瑞士人亨利·杜南倡議成立“傷兵救護國際委員會”，1880年改為紅十字國際委員會，致力于改進和傳播人道主義公約，在國際上廣受尊重并獲得了巨大的發展；

    1895年，瑞典化學家諾貝爾寫下遺囑創辦諾貝爾基金會，激勵科學家進行發明創造，今天，諾貝爾獎是全球科技領域最高的榮譽獎項，長期推動和影響著人類科學的發展；

    1913年，美國企業家約翰·洛克菲勒做出決定，在當時的北平籌建一所最好的醫學院和附屬醫院，他決定不惜成本，并指派兒子小洛克菲勒執行。今天，這所機構仍然是中國最好的醫學院……

    一百多年過去了，影響還在繼續，行為令全世界尊敬。

    中國人雖早有義利之辨，但并不代表中國人排斥財富。2019年6月5日，貝恩公司和招商銀行在深圳聯合發布的《2019中國私人財富報告》指出，2018年中國個人可投資資產1000萬元人民幣以上的高凈值人群規模達到197萬人，全國個人持有的可投資資產總體規模達到190萬億元人民幣，中國私人財富市場增速較往年放緩，但仍具增長潛力，預計到2019年底將突破200萬億元人民幣。

    財富的軌跡走向何方？我們為什么要利用私人資源去完成社會目標？捐贈的動機是多元的，無論是基于宗教信仰意義上的價值觀認可，還是作為理想主義者改變他人命運的美好愿望，或是基于同理心、親戚及周邊朋友因為某種社會救助類的問題受到影響等，包括基于一種社會價值的交換，捐贈提高個人或者企業的社會地位，都是我們在理性狀態下對于公益行為動機的分析，而人性往往是非理性的，社會進步的創造更是非理性的。

    讓財富發揮出更大的價值，是擁有者的責任。榜樣是看得見的力量，分享成功與財富的意義，一批人已經在路上：

    2005年，牛根生宣布，通過股權和信托方式將所擁有的蒙牛集團資產捐贈給老牛基金會，該基金會控制、管理和受益資產超過45億元；

    2011年，曹德旺宣布，向河仁慈善基金會捐贈所持有的福耀玻璃股份有限公司3億股股票，中國股權第一捐終告成功，河仁基金會持有股權市值超過80億元；

    2017年，何享健公布60億元慈善捐贈計劃，包含美的集團股權捐贈和現金捐贈；

    2019年，黨彥寶帶領的寶豐能源上市，其時，寶豐集團·燕寶慈善基金會累計捐贈超過16.53億元，黨彥寶則個人投資100億元用公益理念打造醫養教融合產業模式；

    2019年，魯偉鼎宣布，將萬向集團截至2018年度審計報告的資產，全部捐贈用于設立魯冠球萬向事業基金，市值超過49.6億元，全部收益將用于研發技術、人才教育、理工類應用型科研機構……

    新中國成立70周年，改革開放40余年，從富豪榜到慈善榜，從企業家到慈善家，財富上長出了精神。

    力量已經蓄積，未來已來！

    （本文作者系《公益時報》社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