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 文梅

    2017年7月，中國扶貧基金會、阿里巴巴公益、螞蟻金服保險平臺、支付寶公益共同發起“頂梁柱健康扶貧公益保險項目”（以下簡稱“頂梁柱公益保險項目”）。截至2019年10月底，該項目已簽約湖北省長陽縣、云南省鎮雄縣、四川省喜德縣、新疆自治區巴楚縣等12個省份的79縣，占全國832個貧困縣的十分之一，為789.15萬人次的建檔立卡貧困戶提供健康保障，項目規模22995.04萬元，累計理賠44014人次，理賠金額8497.78萬元。到2020年底，項目將為全國至少1000萬人次建檔立卡貧困戶提供健康保障。

    國務院扶貧辦社會扶貧司副巡視員王大洋指出，脫貧攻堅目前已經到了沖刺階段，面對的都是貧中之貧、困中之困的特殊貧困群體。頂梁柱公益保險項目精準度高，為建檔立卡貧困戶家庭量身設計，將公益與保險有效的結合，成功探索了健康扶貧的新路徑。

    作為該項目評估工作的負責人，清華大學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長、社會創新與鄉村振興研究中心主任鄧國勝告訴《公益時報》記者，作為一種新型的大病醫療保險，頂梁柱公益保險項目屬于“互聯網+公益+保險”三方聯動的一個公益項目，它區別于傳統的醫療救助，可為所有建檔立卡的貧困戶購買保險，這就從根本上解決了公平性問題。

    鄧國勝認為，頂梁柱公益保險項目的另一大特質就是它和螞蟻金服、支付寶等金融機構合作，整合多種資源，各方深度參與，各取所需，各有受益。例如，螞蟻金服在這個項目中提供豐富的技術支持，包括人工智能和區塊鏈的應用。比如上傳一整套用戶資料、圖片等，并非是人力完成，而是靠機器識別——運用許多新科技、新技術的手段去完成整個流程，這也是該項目有別于其他項目的重要元素。

    頂梁柱公益保險項目發起至今成績不俗。但目前該項目在具體推進層面還面臨著哪些實際困難？該項目被救助群體通過互聯網路徑執行全流程的個人信息保護是否安全到位？理賠工作跟進如何？在該項目啟動兩年后，《公益時報》記者帶著以上這些問題與中國扶貧基金會執行副理事長兼秘書長劉文奎對話。

    《公益時報》：頂梁柱公益保險項目發起至今的兩年多時間里遇到的最大困難是什么？

    劉文奎：該項目在設立之初，就得到了國務院扶貧辦和國家衛健委的支持指導，同時還有支付寶公益、阿里巴巴公益以及螞蟻金服的協同合作，基礎是很不錯的。但是在項目實施的時候我們遇到了很大的困難。我們想要通過支付寶這些網絡金融工具來實施理賠，目的是希望減少貧困戶的理賠難度。但是現實操作中發現并非想象中那么簡單——有些貧困戶根本沒有智能手機，即使有智能手機，也可能沒有支付寶。這種情況下，基層干部就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他們把當地貧困戶組織起來進行集中培訓，普及智能手機使用常識，以及如何通過支付寶流程進行理賠等。只有這些細節都真正做到位了，這個項目才能真正推廣落地。

    《公益時報》：作為項目發起方，對于用戶信息的安全問題，你們是否已經有了相對穩妥的處置方法？

    劉文奎：這個問題從項目設計伊始就做了慎重的通盤的考量。由于我們的項目執行全程采用區塊鏈技術，那么在合作過程中，我們就有可能要把用戶數據導給我們的合作方，以供他們對大病的成因、賠付的比率等元素進行綜合分析，在此過程中，我們勢必要考慮到用戶數據隱私的問題。所以在開始設計的時候，我們就跟合作方進行細致的溝通，對數據做篩選、加密之后，通過安全的的傳輸通道進行數據傳輸。比如用戶數據信息群的使用過程中，哪些字段是必要的，就可以提供給他們，分析過程中若非必要使用字段，我們就不予以提供導入。這樣的話，既能夠滿足項目的需求，又能夠保護用戶隱私。  

    《公益時報》：項目執行過程中，區塊鏈技術的應用對你們的工作有何助力？

    劉文奎：鑒于區塊鏈去中心化的特質，其對公益、對扶貧的最大助力就是最大化的公開透明。所有信息一旦上鏈，就無法更改，而且社會公眾可追溯可跟蹤可查閱，這就在很大程度上幫助社會公眾對項目進行監督和關注，解決了項目的社會公信力問題。

    《公益時報》：頂梁柱公益保險項目兩年多籌了2.3個億，相應的賠付額度跟進情況如何？

    劉文奎：目前賠付進度還沒有達到我們的預期，這一塊工作我們一直覺得是個很大的問題。主要原因是我們的受益人群對互聯網不熟悉，對現下的金融工具使用太少。因為在具體理賠過程中都是對個人，需要上傳身份證、銀行卡以及結算單等，但我們服務的對象都是平常沒有信用卡的最底端人群，即便你再怎么培訓，依然會出現各種問題。比如保險公司說他們接觸到的最撓頭的問題，就是銀行卡和身份證經常不符，通常是身份證是自己的，可是銀行卡又往往是借親戚朋友的，一些需要理賠的群眾覺得這樣操作也并沒有什么問題。但實際上，賠付信息的準確率不高為保險公司理賠帶來了很大的障礙。

    這種情況下，我們各協作方也在不斷地探討，有沒有可能繼續優化簡便流程？我們與各項目縣一同組織設立項目縣辦公室，構建縣鄉村三級健康扶貧聯動體系，以確保項目快速落地執行；并且籌辦了7場省級培訓會、53場視頻培訓會，聯動5000多一線干部協助貧困地區老鄉申請理賠。為了更好地提高理賠組織率，比如，能否將全村理賠人數做個統計，然后將理賠費用打入該村指定的代理人銀行卡賬戶中，由這位指定人員將理賠款分發下去。這樣也許可以給一些確實在理賠操作上有困難的群眾解決了麻煩，但與此同時，或許又會帶來其他意想不到的問題，比如理賠費用被拖欠被占用等現象。所以，就此問題我們和合作方還在進行不斷地思考和探索，希望可以盡快拿出一個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

    不管怎么說，頂梁柱公益保險項目能在短短的兩年時間發展這么快，深入到貧困地區，贏得當地群眾的信任，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即便其間遇到了各種困難和障礙，那也恰恰說明——我們的項目真正碰觸到了扶貧工作最艱難的那部分，要真正拿下這塊扶貧攻堅的“陣地”，還需要下一番大力氣、大工夫。

    《公益時報》：鄧國勝教授提到，在評估調研的過程中，也聽到當地一些反映，有些群眾覺得理賠起付線有點高。對此，你掌握的具體情況是怎樣的？

    劉文奎：這其實關系到一個資源分配問題。起付線設置偏低，那么意味著可能覆蓋的人群就廣，受益的人數會增加，但人均受益額度顯然也會普遍偏低，投保群眾拿到手里的錢也就相應的少一些。起付線設置相對稍高，覆蓋人群有一定限制，每次受益人數也不會太多，但人均受益額度肯定是高得多的，對于投保群眾來說，拿到手里的錢也就會多一些。這不能說絕對的對錯，而是要根據不同的區縣和相應指標來做測算，爭取達到一定的覆蓋面，幫助群眾解決一些實際問題。按照目前的起付線來算，平均下來每個人賠付可達到上千元；反之，如果你降低起付線，每個人拿到手里也就幾百塊錢，對于那些貧困戶來說，幫助也就不那么明顯了，特別是當他們遇到大病的時候，過低的起付線就不具備太大的幫扶意義了。

    《公益時報》：如果頂梁柱公益保險項目的預期目標提前完成，還有什么新的打算嗎？

    劉文奎：我們希望這個項目能夠一直持續下去。2020脫貧攻堅任務完成之后，并不意味著貧困問題就此徹底消失，可能是絕對貧困問題得到了解決，而相對貧困問題還依然存在。也就是說，納入到建檔立卡戶的群眾得以脫貧；而之前沒有被納入建檔立卡戶的群眾，就可能成為相對貧困戶。對一個農村家庭來說，一旦家里的勞動力得了大病，可能導致整個家庭都會掉入貧困的大坑，他們的生活境況和現實困難其實是需要我們長期關注和扶持的。但頂梁柱公益保險項目能否持續地做下去，還需要各方深入探討，這其中，離不開企業的資金扶持，離不開政府的政策支持，更來自于社會公眾對此問題的價值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