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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對于國人來講，是一個非凡的年份。

    今年，新中國喜迎70華誕。眼下，中國百業俱興、政通人和、生機盎然，中華民族以令人驚嘆的姿態屹立在世界東方。最具代表意義的是，夯實的經濟增長讓國人生活水平不斷攀升，一部分創業者更率先實現財富積累。

    前不久閉幕的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重要決定，更開天辟地的明確要求“重視發揮第三次分配作用”，這無疑成為對我們公益慈善事業發展的巨大推動力。

    談到“財富的第三次分配”這一話題，實際上，《公益時報》自2004年推出我國第一張慈善榜單之日起，就強調“從財富上長出精神”的重要性。我們秉承這一理念，多年來搭建跨行業平臺，推動以企業和企業家為主體的大額捐贈，并始終觀察和探討國人財富觀價值的演變。

    2004年至今，中國慈善榜共記錄和分析了2845名企業家和7223家企業的大額捐贈。我們感受到，16年來，我國大額捐贈隨財富同步增長，并始終推動著社會治理的步伐，捐贈者也越來越重視財富所產生的社會價值。

    本屆年會，我們再次回歸“從財富上長出精神”這一主題。

    那么，財富由何而來，財富的流向遵循什么樣的規律？據瑞信研究院今年的《全球財富報告》顯示，全球83.7%的財富聚集在不到11%的成功人士手中。他們收獲巨大財富，是因為他們提供的產品或服務滿足了社會的需求。在這個意義上，財富是商業設計、物理技術、社會技術三種力量共同進化的結果。在這個進化中，財富不斷地完成集中—分散—再集中的過程。

    在傳統意義上，集中來的財富是用于再投資的。

    據招商銀行發布的《2019中國私人財富報告》顯示，到今年底，中國個人可投資資產總規模將首次突破200萬億人民幣大關，可投資資產在1000萬元人民幣以上的高凈值人群數量將達到約220萬人。這些數字讓我們穩居可投資資產規模的世界第二，僅次于美國。

    而在再投資以外，公益事業成為財富流向的新去處。

    1895年，瑞典化學家諾貝爾寫下遺囑創辦諾貝爾基金會，激勵科學家進行發明創造，今天諾貝爾獎是全球科技領域最高的榮譽獎項，長期推動和影響著人類科學的發展；

    1913年，美國企業家約翰·洛克菲勒做出決定，不惜成本在當時的北平籌建一所最好的醫學院和附屬醫院，今天，這家機構仍然是中國最好的醫學院。

    百年后，中國也有一批人正在路上，分享成功與財富的意義：

    2005年，牛根生宣布，通過股權和信托方式將擁有蒙牛集團資產捐贈給老牛基金會，基金會控制、管理和受益資產超過45億元；

    2011年，曹德旺宣布，向河仁慈善基金會捐贈所持有的福耀玻璃股份有限公司3億股股票，中國股權第一捐達成，河仁基金會持有股權市值超過80億元；

    2017年，何享健公布60億元慈善捐贈計劃，包含美的集團股權捐贈和現金捐贈；

    2019年，黨彥寶帶領的寶豐能源上市，累計捐贈超過16.53億元，其個人更投資100億元用公益理念打造醫養教融合產業模式；

    2019年，魯偉鼎宣布，將萬向集團截至2018年度審計報告的資產，全部捐贈設立魯冠球萬向事業基金，市值超過49.6億元，全部收益將用于研發技術、人才教育、理工類應用型科研機構……

    無論是百年前的西方，還是今日中國，這些先行者都已成為財富上長出精神的最佳印證。

    而在眼下中國，財富精神又有了不同以往的新特征：

    第一，受宏觀政策引領明顯，大批企業和企業家積極響應國家號召，投身精準扶貧。

    第二，企業家開始關注基礎科學、基礎教育。去年底，華為在央視1套投放3分鐘的公益廣告片，聚焦基礎研究與基礎教育；今年，馬云從阿里巴巴退休后，將重心轉移到對鄉村基礎教育的關注上來；今年11月，騰訊首屆“科學探索獎”重獎9大領域的50名科學家，這是騰訊基金會投資10億啟動的獎項，針對基礎科學和前沿核心技術。

    第三，群體行為突出。通過社會集資創辦的西湖大學成立一年有余，已有超萬人為該大學籌集款項，其中有43名創始捐贈人以及眾多的企業家群體，在沒有組織的前提下，向一個社會議題進行大規模大額捐贈，這在中國還是首次。

    以上特征表明，無論在金額、方式和具體用途上，財富的流轉都在時下中國公益慈善領域得到了最好的體現。

    眼下，十九屆四中全會對公益事業提出了最新的指示，為財富第三次分配的具體方式、社會治理的具體手法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2019中國公益年會在總結70年來公益成果、為先行者鼓掌的同時，更集中地探討財富未來的流轉路徑，展望公益的未來圖景。

    我們寄希望中國的財富擁有者能夠發揮更大的社會價值，愿財富精神之光在今日中國綻放！

    （來自《公益時報》社社長劉京在2019中國公益年會上的致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