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 李慶

    【災民基本權利和尊嚴】

    據成都授漁公益發展中心秘書長王海波介紹，成都授漁公益發展中心（以下簡稱“授漁公益”）與環球計劃的淵源始于雅安地震。

    2013年的雅安災區，部分災民被迫離開原居住地而安置在較安全的地方，飲水和廁所等需求尤為突出，為了確保生活在安置點的災民有衛生安全的飲用水和應急廁所使用，授漁公益和樂施會在雅安災區為村民實施多個與WASH（水、環境衛生與個人衛生）相關的項目。

    據王海波回憶，當時樂施會想做飲水及環保廁所項目，于是找到一直在做相關項目的“授漁公益”。“當被問及環保廁所的具體標準時，我們非常自信地回答了1:1。”王海波說。

    王海波坦言，當時沒有設定具體標準，只是覺得“有廁所總比沒廁所強，做了比不做強”。于是，樂施會的同事向他們展示了《環球計劃手冊》，那是“授漁公益”第一次接觸環球計劃。

    后來，基于環球計劃的標準，“授漁公益”和樂施會一起在雅安做了凈水和環保廁所項目。王海波說：“除了遵循內部制定的項目質量要求，我們把環球計劃人道救援響應的最低標準作為其中一個項目規范。內部項目質量標準方面，樂施會有專業的WASH團隊，為項目制定指引和要求，確保WASH項目的質量。”

    “在災后協助村民解決應急供水方面，‘授漁公益’以前是就近原則，沒有標準。”王海波表示，“而環球計劃清楚列出了飲水的最低標準，讓我們的工作能確保災民應有的基本權利和應得的尊嚴。”

    在建立臨時環保廁所方面，工作原理是把尿便分離，讓尿液在廁所外儲存，而糞便則讓其封干，兩者可作為肥料使用，也減少了臭味產生和病媒的滋生。在環保旱廁的背面配有浴室、洗漱池，部分安置點條件許可，則用上熱水器，災民都可以有洗澡設施，改善個人衛生。

    在設計廁所的過程中，根據環球計劃和機構內部所定的標準，考慮到女性用廁所的時間相對男性較長，因而在所設計的廁所中，女性蹲便器的數量比男性的多，而蹲便器與服務人口比例也基于客觀因素按1:20至1:50的幅度設計。另外，也考慮到夜間上廁所的安全問題，廁所與居民區的距離不超過50米，并必須設有燈光照明。為了讓村民建立如廁后洗手的習慣，廁所外也建有洗手的地方，方便村民洗手。

    以上的凈水和廁所項目都需注重村民的參與，一起討論糞便處理、排水等一系列問題。基于對本地的尊重原則，村民不但參與到選址、設計和前期的需求評估，還參與到項目的實施，無論男女都一起動手建造。村民的參與,一方面令項目進展順利，另一方面也提高了村民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主人翁的意識讓村民主動承擔了日后的維護工作，也更愛惜自己勞動的成果。

    【糧食保障及營養】

    除了解決飲水和旱廁外，在環球計劃的標準中，食品保障與營養更加強調標準以外行動的指標。

    世界宣明會高級緊急救援主任張進告訴《公益時報》記者，在食品救助方面，環球計劃總結了四項標準，每項標準中包含各項指標，指標中又包含各種行動和準則，為此，世界宣明會結合環球計劃總結了四項救災標準：

    第一，到災區發放物資需符合宗教和文化傳統；

    第二，多提供無炊具時可開袋即食的食品；

    第三，糧食的發放標準為每袋15公斤，按照每個災民1天1斤的標準發放1到3個月的口糧；食用油的發放標準為5L，按照1家3到4口人、1個月的量為標準進行發放，從而保證每人每天攝入2100千卡熱量；

    第四，面向當地采購，食品保質期保障至少六個月，食品的包裝需適合發放。奶粉或液態奶不能單獨列入一般的食品發放計劃，因為不當發放容易導致細菌感染，對兒童造成極大的危險。

    據張進介紹，由于災區水資源的緊缺，因此會避免發放需大量清洗或漂洗的食品。對食品的儲存地，要求干燥、衛生、不受天氣影響、不受化學和雜物的污染，這些都是除標準以外行動的一些指標。

    根據環球計劃的標準及行動指標，在發放糧油方面，會根據當地的文化，事先做好籌款需求的調研和評估工作。“今年江西石城發生水災，我們在為當地災民發放食用油時，經調研和評估發現，當地災民食用的油普遍為菜籽油，因此發放的都是菜籽油。在今年安徽發生水災時，經調研發現，淮河以南多食用大米，淮河以北多食用面粉，因此我們在安徽鳳臺縣為其發放了面粉，在壽縣發放了大米。”張進舉例說。

    “在糧食的包裝和質量方面需加以控制，現場發放時需配備電子秤，每袋米的包裝上須貼有合格證。除此外，我們還會進行抽樣送檢，對食品安全和質量制定要求。”張進補充道。

    【將兒童保護主流化】

    在水、糧食、廁所等基礎安置恢復后，亟需重建或恢復的是兒童的生活。

    “國際計劃”是一家以兒童為中心的人道主義發展機構，該機構主要的關注點為兒童。在緊急情況下，以兒童友好空間為平臺進行緊急狀態下的兒童保護工作。

    據國際計劃（美國）陜西代表處項目協調員王沉介紹，環球計劃非常詳盡地列出了人道主義行動中兒童保護的最低標準，其中將最低標準分成了四大類：

    第一，響應質量的標準；第二，回應兒童保護需求的標準；第三，制定兒童保護策略的標準；第四，在人道主義救援行動中將兒童保護主流化。

    以第四條為例，王沉參照標準進行了闡述，所有通過國際計劃跟兒童接觸的群體均需簽署由國際計劃制定的《保障兒童和青年人全球政策》，以保障機構以外的志愿者、當地合作伙伴、政府等群體不能以任何不當的行為對兒童造成傷害及剝削。

    “兒童保護主流化，不僅在緊急情況下，而且需貫徹到機構的日常運營中，比如人力資源、傳播、項目設計、項目實施環節都需進行兒童保護風險的評估，并作出一定的風險應對方案。此外，如果是國際計劃的員工或相關工作人員發現了對兒童或青年人有危害的行為，也會制定相應的介入措施。”王沉補充道。

    據王沉介紹，國際計劃每個辦公室里都貼有一份流程表，具體到兒童保護的聯絡人、電話、郵箱，以保障當發現有任何對兒童不適當的行為或兒童安全存在隱患時，可通過聯系“兒童保護聯絡員”，由聯絡員啟動調查和響應流程。還有一個途徑是國際計劃全球匿名熱線電話，在擔心身份的暴露對其生活或工作造成影響的情況下，可選擇通過這一電話匿名舉報。

    王沉告訴《公益時報》記者，在緊急情況下，國際計劃主要通過兒童幸福空間來開展工作，建立該空間的主要目的是在水、糧食等基礎安置恢復后，重建兒童的生活。

    毋庸置疑，兒童幸福空間的建立同樣需要響應在緊急情況下兒童保護的最低標準。“我們自己有一套兒童幸福空間的操作手冊，是依據環球計劃的最低標準制定的，是當災難發生時去設計或建立兒童幸福空間，評估一個地區是否適合建立兒童幸福空間最重要的標準是該區是否有安全飲用水、是否有可能的流行病或傳染病發生。”王沉說。

    除了重要的標準外，王沉強調，在空間的布局方面，要有適合室內和室外活動的區域，要有能夠讓殘疾類兒童進行活動的空間。空間的劃分要根據年齡和性別以及活動類型特殊的設置。在設備和材料方面，需選擇適合男孩、女孩及殘疾兒童使用的材料，且需保障在開展教育類、發展類游戲或活動時，要考慮少數民族語言、宗教信仰等因素是否影響對活動空間的使用。在人員配備方面，任何時間都不允許有單個的工作人員跟兒童單獨相處，在空間里要保障兩名及以上的成年人或工作人員在場。

    【在中國本土化面臨的挑戰】

    環球計劃在國內雖然已經有很多具體的實踐案例，但在中國進行本土化仍面臨一定的挑戰。

    卓明災害信息服務中心負責人、仁道標準工作組伙伴郝南表示：“我們需要思考的是環球計劃究竟培訓的是誰？”在學員的來源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是沒有相關背景或專業的。而在救災一線開展工作的人員里，接受過環球計劃培訓的人數遠不能滿足工作的需求。

    “行業內的培訓對象已基本趨于飽和。近幾年培訓對象、報名人數、領域范圍等開始逐漸進入瓶頸期。”據郝南分析，究其原因主要是缺乏持續性的應用場景。中國幾乎從未承擔過重建項目，很少基金會在做重建和發展相結合的助推社區項目，因此對環球計劃的使用缺乏深度。此外，近幾年使用集中安置、搭建臨時帳篷的情況也大幅減少，使得環球計劃的很多內容無用武之地。

    在本地化方面存在的問題尤為突出。郝南指出，師資稀缺是本土化最為突出的問題。“我們能說中文的本地師資數量非常少，中文的教學資源僅限于課堂上能夠接觸的被中文化的教學資源，真正本土化仍屬于未開發狀態。”他說。

    郝南認為，本地化實施缺乏路徑和手段，也缺乏一定的理解，其理念在當前文化的背景下也不容易被理解和吸收。在國際標準中綜合為一體的“沖突和災害”，在中國更傾注的是災害，由此可以看出，很多標準在中國的實際情景中無法適用。

    “外在的挑戰包括災害管理能力，這幾年有影響力的災害數量不多，導致救災行業在整個公益行業呈現被邊緣化狀態，且從事災害的機構數量也偏少。”郝南補充道。

    公眾對環球計劃專業標準在中國的實踐情況了解甚微，勢必導致實踐的資源和推廣資源不穩定。郝南坦言，近年來，推廣環球計劃的籌款效果雖相對較好，但仍不穩定，每期培訓的出資方都在發生變化，有時候臨近培訓才找到資助方。

    針對環球計劃在中國本土化面臨的挑戰，郝南給出了以下五點建議：

    第一，強調需要行業人才的支持。一方面要重視人才培養和行業人力資源建設；另一方面要建立職業發展通道，提供工作崗位。

    第二，發揮集體影響力。一方面充分聯合各方力量，綜合利用現有資源；另一方面推動環球計劃友好機構形成網絡，推動人才結成社區。

    第三，發揮研究和評估機構的作用。完善第三方支持，加強能力建設、評估和案例庫建設，支持應用層面的循證研究。

    第四，影響公眾和媒體。與媒體合作，積極推廣、科普有關概念，影響公眾認知；積極影響政府政策，重視社會應急力量在救災與重建中的參與。與此同時，與地方政府在救災準備和災害響應等方面展開合作。

    第五，更國際化、本土化。一方面加入國際網絡，增進經驗交流和彼此了解；另一方面，鼓勵實踐，開發本土化標準，淡化國際色彩。

    延 伸

    “環球計劃”起源于1994年造成近百萬人死亡的盧旺達大屠殺，危機結束后，參與人道主義響應的國際救援機構對救援行動進行了評估與深刻的反思，發現人道主義響應的工作質量對卷入危機人群的基本生存影響甚大。

    1997年，眾多國際救援機構、國際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發起環球計劃，共同起草了《人道主義憲章》，制定了一套用于重要生命救援的最低標準，不僅適用于短期救濟，還涵蓋了備災、人道救援響應及早期恢復等活動。

    但環球計劃不屬于任何組織，沒有成為會員或資格認證等程序，沒有強制規定，它是關于救援質量和問責的自愿行為準則和自我規范工具。

    《環球計劃手冊》的前三章是人道主義憲章、保護原則和核心標準，是所有人道救援活動的基礎。后面四個技術章節涵蓋了項目規劃方法和四方面行動：水、環境衛生與個人衛生；糧食保障及營養；住所、安置及非糧食物品；衛生行動。每一個小章節中，都分列有“最低標準”、切實可行的“關鍵行動”、判斷是否達到標準的“關鍵指標”以及為解決實際困難提供的“指引”。

    這本手冊2000年首次出版，其后數次修訂，此后，2004年、2011年和2018年分別又推出了三個正式版本。其中，2000版和2004版由中國扶貧基金會翻譯出版，2011版由樂施會翻譯出版。此次2018版《環球計劃手冊》的中文翻譯是由樂施會牽頭，由國內眾多機構以及專家學者共同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