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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據顯示，目前中國的器官捐獻數量已位居世界第二，僅2018年就完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獻6302例。那些無法用現有醫療手段救治的病人，最終以另一種方式讓生命得到了延續。

    一邊是逝去，一邊是重生，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是這場生命接力的“擺渡人”。

    奔走在生與死之間的

    “擺渡人”

    2019年12月16日下午1點半，北京佑安醫院內，一位56歲的男性患者被從ICU推入手術室。因為腦干出血嚴重，患者已經沒有救治希望，家屬最終做出了艱難的抉擇：捐出親人的器官。

    一個小時以后，患者的肝臟、腎臟被從身體中取出，隨后按照計算機系統的分配，提供給了不同的受體。此后，他的生命將在兩個未曾謀面的陌生人身上得到延續。

    這是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劉源成功協調的第184例捐獻者。

    發現潛在捐獻者、聯系捐獻者家屬、宣講捐獻政策和法規、協助完成捐獻……生與死，是劉源和他的團隊每天都在面臨的話題。

    “我當過11年的臨床醫生，這期間看過太多肝硬化晚期、肝癌的患者，因為沒有等到合適的肝源，不得不面臨死亡的結局，作為醫生很無奈。”

    40歲的劉源曾是北京佑安醫院的一名肝膽外科醫生，現在的身份是北京佑安醫院器官捐獻辦公室(OPO)的負責人。

    2007年《人體器官移植條例》頒布實施，標志著中國人體器官捐獻與移植工作進一步走上了法制化和規范化的軌道。

    2010年3月，中國正式啟動人體器官捐獻試點工作，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這一職業隨之產生。

    2014年，在肝膽外科干了11年的劉源，放下手術刀，成為了一名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

    當時，很多人都還沒有聽說過這個職業，甚至劉源的父母一開始都不太能理解他的選擇。家里好不容易培養出一位受人尊敬的醫生，為什么不干了？

    但劉源知道，雖然不再做臨床醫生，他的這個選擇卻能讓更多生命得到延續。

    近年來，中國器官捐獻的相關法律法規在不斷完善。如今，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獻是中國器官移植供體的唯一合法來源，這就需要有像劉源這樣的專人來進行協調工作。

    5年多的時間，他和自己的團隊先后接觸了超過500例患者的家屬，成功協調了180余例器官捐獻。

    每一次協調都是在和時間賽跑

    談論死亡總是個沉重的話題，特別是對于失去親人的人來說，更是如此。

    “一開始，甚至不知道如何和他們開口談論這件事。”

    劉源回憶，他當年接觸的第一個捐獻者，是一位來自單親家庭的15歲男孩。男孩因為腦膠質瘤無法治愈導致腦死亡。面對痛苦的父親，劉源不知道該怎樣說出“捐獻”二字。

    “那天孩子的爸爸和我聊了三個多小時，一直在回憶過往的生活情景，后來我倆去醫院附近的小飯館吃了一頓飯，兩個人喝光了一瓶二鍋頭，他哭了，我也跟著哭……”

    最終，這位父親選擇捐出孩子的器官，男孩捐出了心臟、肝臟、腎臟、肺臟和角膜，挽救了5個人的生命，還讓盲人重獲了光明。

    當然，并不是每一次協調都會這樣成功。

    很多時候，尚在悲痛中的家屬不能理解，為什么劉源要和自己提出這樣“殘忍”的事。挨罵也就成了家常便飯。

    “家屬都有情緒激動期，接受親人即將離世的現實是需要時間的，但是另一方面，病情不等人，很多病人的生命最后是以分鐘進行倒計時的，我們不得不抓住每分鐘。和家屬談捐獻的時機其實很難把握。”

    劉源坦言，一開始他們都沒有太多經驗可循，只能摸著石頭過河。他甚至專門買了心理學書籍來讀，為的就是能更好地去理解和幫助家屬。在他辦公室的茶幾上，常年備有礦泉水、紙巾等物品，家屬有時會用得到。

    “其實很多人是出于情感上難以割舍，我們要做的就是傾聽家屬的訴說，這可能是最大的安慰。”劉源說。

    最大的困難是未知

    對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來說，工作中被拒絕是常有的事情，甚至不到最后一刻，都不知道結果會怎樣。

    “最大的困難就是未知。有些家屬會在同意捐獻后又反悔，而我們能做的就是和他們充分溝通，并尊重他們的決定，直到最后一刻，家屬都有權選擇捐與不捐。”劉源說。

    由于器官捐獻需要征得所有直系親屬的同意，有時候劉源不得不遠赴外地和家屬溝通。這些年他的手機一直是24小時開機，因為隨時可能有工作要做。

    有一次，為了征得一位病人父母的同意，劉源曾連夜從北京趕往陜西農村的一戶人家，為的就是和所有家屬說明情況。然而，那次奔走千里的協調最后并未成功。

    “失敗的時候更多，有時甚至在失敗的案例上付出的時間和精力也更多，但這項工作本身的意義不能單純從結果來看。我們要和所有家屬講清楚器官捐獻這件事，并尊重他們的選擇。”

    劉源說，每協調成功一次捐獻，他的心情也很復雜，不會有成功的喜悅，反而不是滋味。他說，這些捐獻者有著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職業、來自不同的家庭，每一次捐獻背后都會有一段故事。

    這些年，他更加感到身上的責任重大，讓每一位捐獻者有尊嚴地離開，讓家屬感到做出決定不后悔，這是他最大的職責所在。

    中國器官移植缺口仍然巨大

    在很多中國人的傳統觀念里，仍然認為“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因此器官捐獻是不少人心中的禁忌。

    不過，讓劉源欣慰的是，這幾年，他明顯感受到人們對于器官捐獻的認知度提高了。甚至有很多健康人群打電話找到他的辦公室，表示希望登記成為器官捐獻志愿者。

    2014年3月，“施予受”器官捐獻志愿者登記網站正式啟動。這也結束了長期以來公民身后捐獻器官“捐贈無門”的困境。任何公民均可自行登記成為器官捐獻者，并能隨時修改或取消其捐獻登記。

    目前，中國登記器官捐獻志愿者數量近170萬。

    與此同時，中國器官捐獻和移植數量大幅提升。來自國家衛健委的數據顯示，2018年中國器官捐獻數量位居世界第二位，同年，實施器官移植手術量突破2萬例，手術量同樣居世界第二位。

    不過，對于人口基數龐大的中國來說，還有大量的患者正在迫切等待著移植手術。

    “中國每年等待器官移植的病人大約有30萬人，和現有的手術量相比，缺口仍然十分巨大。”劉源說。

    從一個更專業的衡量指標——每百萬人口器官捐獻率(PMP)來看，2018年，中國每百萬人口器官捐獻率上升至4.53，但與一些發達國家相比仍有差距。

    目前，國際上公認的運轉器官捐獻體系所需的門檻是百萬人口捐獻率為10。西班牙百萬人口器官捐獻率在歐洲最高，接近50。

    “器官捐獻的發展涉及到配套法律法規、人文教育、文化背景等一系列問題，我們未來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劉源說，他和團隊里的所有人都已經登記成為了器官捐獻志愿者。在他看來，行勝于言。

    （據中新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