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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編譯/張菁

    當維賈伊·埃斯瓦蘭（Vijay Eswaran）在20世紀90年代與合伙人共同創立了QI集團時，其前提之一是其部分利潤應資助社會活動。后來，隨著QI發展成為跨國企業，這一原則又在RYTHM基金會中被制度化。RHYTHM基金會是總部設在馬來西亞的國際基金會，由維賈伊的妻子烏瑪亞爾（Umayal Eswaran）操持。在這次訪談中，夫妻二人解釋了基金會名稱與甘地的聯系，以及為何不將基金會的工作稱之為慈善。

    問：RYTHM基金會是如何創立的？

    答：當我們創辦公司時，合伙人的共同觀點是，要確保我們在其中融入一種方式，用以回報社區。由于我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全球性機構，所以這里所說的社區既包括公司的所在地，也延伸至全球。由此，從成立第一家公司到成長為集團之日，我們的理念都是，將收入的10%回流到慈善事業，即如今的CSR工作中。

    問：那么基金會能支出多少錢取決于公司的表現如何？

    答：是的。幸運的是，在過去的二十多年里，公司一直在穩步增長，所以基金會有不斷增長的預算可供使用。

    問：RYTHM精神似乎是指導公司和基金會工作的原則，它的來源是什么？

    答：RYTHM來自一個有關甘地的故事。由于我們的國際化程度很高，我們需要尋找能夠代表我們共同信仰的人，他/她應屬于全世界，而不僅是某一個國家的公民。

    當甘地在南非時，志愿者們會前來他的修行處提供服務。一天，甘地遇到了一個打掃院子的年輕人，便問他來自哪里。年輕人說，他從大學工程學專業輟學，來為甘地的事業服務。甘地告訴他，他有足夠的勞工，他更需要的是工程師、律師、醫生等具有專業教育背景的人。甘地說：“回去，提高自己，畢業后再回來，我們將幫助人類”。RHYTHM（Raise Yourself to Help Mankind，提高自己、幫助人類）就成為了我們的指導精神。

    問：基金會將教育、就業、兩性平等和可持續發展列為活動重點，這是從RYTHM的想法發展而來的嗎？

    答：是的，教育和賦權是我們的支柱業務，盡管這不是我們最開始的主業。經過十年的探索，我們認為，如果想要看到影響并帶來變化，我們必須集中我們精力。因此，去年，我們進行了戰略調整，并且與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保持一致，這就是我們所提出的教育、性別平等和社區發展。我們還有選擇地與基層組織建立智能合作伙伴關系。

    問：你對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達成持多少樂觀態度？

    答：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是崇高的，我們需要這樣的目標。就深度行動而言，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各個國家的意愿。

    在聯合國的一次首腦會議上，我很驚訝地聽到，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主要問題不是缺乏資金，而是由誰和在哪來實施這些偉大的想法？這一點，沒有人有答案。但我認為，我們所工作的社區需要，這就是為什么我們信任這些國家的基層組織。我認為可持續發展目標是看待工作內容的良好指標。

    問：“瑪哈拉尼倡議”是你們的主要工作之一，它是如何工作的嗎？

    答：我們在2010年發起“瑪哈拉尼”（Maharani，意為“你的公主”），這是幫助馬來西亞貧窮家庭女孩的項目。這些女孩沒有夢想或愿望，往往輟學，在工廠做低薪的工作，非常年幼就結婚生子。但我們看到，如果我們能賦予她們一整套不同的價值，她們會明白，她們不亞于其他人。最初，我們建立了一個三天的訓練營，鼓勵女孩探索自身獨特的身份，并質疑對自己信念的限制。我們和她們談論教育以及她們的未來，教導她們生活技能，并幫助她們建立基本的自信。

    第二年，我們得到馬來西亞教育部的批準，進入不同州的學校，每月運行訓練營。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接觸了約7000名女孩。2015年，我們建立了一個中心，即瑪哈拉尼學習實驗室，為這些女孩提供一個安全的課后空間，以便她們參加各種自我發展計劃和學術輔導，現在我們制定了該計劃的藍圖，以便組織可以運行自己的計劃版本。

    問：你已經談到了合作關系的重要性，那么如何找到合作伙伴并與他們合作？

    答：當你進入你不熟悉的國家時，你必須通過實地的伙伴關系開展工作，這對我們是有好處的。因為無論我們在馬來西亞以外有什么計劃，都必須通過伙伴關系開展，這意味著我們必須與這些組織建立信任。我們做了大量的工作，以確保他們了解當地的問題，多年過去，我們看到他們取得了成就。我認為，智能合作伙伴關系將產生正面影響，因為沒有任何一個組織能夠單獨完成眾多工作。例如，在馬來西亞，有許多小型組織在做同樣的事情。如果我們能把頭腦和資源集中起來，那將產生更大的影響。這就是伙伴關系帶給我們的東西。

    問：如何選擇在這些國家的服務領域？

    答：這更多地與合作伙伴組織有關。當我們找到一個合作伙伴，不僅希望其能夠完成工作，而且須符合我們所期望的誠信標準。在柬埔寨，我們建了一所學校，在緬甸，我們建立了一個計算機實驗室?；旧?，我們與公司所在的社區合作，因為我們認為需要在這些社區進行回饋，這是優先選擇，但我們也關注其他地區，只要項目是有價值的。

    問：是外界來找你們，還是你們主動尋找他們？

    答：有時候，他們會來找我們。例如，我們在世界經濟論壇上會見了一個小組，他們提出了為喜馬拉雅山離網村莊提供電力的概念。他們帶來了太陽能電池板，安裝并教村民如何維護它們，這些面板能在黑暗中提供6~8小時的電量，足以讓村莊運行照明和互聯網設備，這改變了整個村莊的狀況。我們喜歡這個項目，所以我們支持實施它的小組。

    因此，我們支持的項目，要么是在商業層面上與我們建立聯系，要么與我們的支柱業務相關——環境、教育、社區發展等。太陽能電池板項目與我們在很多層面相連，它教會村民一起工作，它有一個明確的環境關聯和教育關聯，因為現在孩子們可以使用筆記本電腦，那里已成為他們的學校。

    問：之前你提到CSR，這是你們最青睞的社會倡議嗎？

    答：實際上，我們現在稱之為QI社會影響倡議，我們不把它稱為CSR。

    問：你們不認為自己在從事慈善事業嗎？

    答：不，我們不是一個只會提供資金，然后坐下來說“好吧，這完成了”的組織，我們希望參與其中。

    對我們來說，這是慈善的衍生物。我們這樣做并不是為了安撫我們的良心或履行某種義務。我們這樣做是因為我們相信，每一個公司，特別是在這個時代，都需要有它存在的理由，即有能力為它所來自的社會作出貢獻。對我來說，政府不是伸出援手幫助人民的最佳選項，因為我們已經看到他們失敗的次數太多。作為一個公司，我們有效率更高的系統，因為為了盈利，我們需要精干而精明，這些技能的集合也適用于我們進入社會領域。我們比慈善組織能更有效地做到這一點的。我們把這看作是一種責任，事實上，這是我們公司理念的一部分。（據英國《聯盟》雜志，原作者：安德魯·米爾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