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藍勇

    我國古代內河的救生撈浮主要是一種公益性質的事業。不過，對于這種公益救生的開始時間，學術界的觀點并不統一。實際上，中國古代內河義渡船、官渡船及一般民船都時有救生之舉，或兼有救生功能，如果要追溯就很早了，而我們這里的公益救生是指專設的救生船、救生會社之始。以前傳說在唐代就有紅船之設，但缺乏文獻支撐。而宋乾道間興起的鎮江西津渡義渡，也還沒有明顯的救生功能。據元代《至順鎮江志·丹徒縣·西津渡條》記載：“宋乾道中，郡守蔡洸置巨艘五，以御風濤之患”，這是目前所見最早西津渡所謂救生的記載，但顯然這里的巨艘只是義渡渡船，并不具有專門的救生功能。后來乾隆《鎮江府志》卷18沿用了此條記載：“宋乾道中，郡守蔡洸置巨艘五，以御風濤之患……”也沒有談到有專門的救生功能。

    一般認為中國內河專門的公益救生撈浮最早見于文獻記載是在明代長江流域，只是上中下游的時間并不統一。據同治《歸州志》卷10引周昌期《修黃魔神廟記》記載：“（周昌期）乃捐造救生船二只，且建廟……本年五月有木筏行船先陷于漩，已救活二十余人，六月復有船陷漩中，一船五十余人盡行救活。”周昌期為明天啟年間歸州知州。再據天啟《成都府志》記載，當時成都府遞運所設有12只救生船。據研究，康熙乾隆年間，長江上游普遍設立了救生船。對于長江下游，以前曾有明崇禎年間李長科在玉山設立避風館募造12艘救生紅船和明末清初金山寺僧人義救的事例，但文獻出處不明。據乾隆《鎮江府志》卷18記載：“明正統間，巡撫侍郎周忱作船二，僉水工三十余以濟渡。”但這里只是濟渡，即使有救生功能，也不是專門的救生船。長江下游有確切文獻記載的救生船設立可能應在清初康熙年間。據民國《續丹徒縣志》卷14附義舉記載：“康熙四十一年，蔣豫與同志十八人創辦……除各船撈獲犒賞外，被溺之人無家可歸者，會中留養，亦可量程給資俾歸鄉里。”這可能是長江下游最早的專業救生船和救生會社的記載了。長江中游的救生船設立應該是在清代乾隆初年，據《岳州救生局志》序談道“乾隆二年，先是制軍高公奏于沿湖設立紅船16艘”，后又于舵桿洲設立紅船12艘，據其稱“實為救生船之始”。《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939《工部》記載：“（乾隆）三年，諭湖廣地方三湘七澤水勢汪洋，自有應設救生船之處，著該督委官確勘，照江南一例辦理。”顯然，中國內河專業公益救生體系的正式建立應該是始于明末天啟年間的長江上游，明末長江下游也可能建立了，后在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年間普及到整個長江流域。所以《清實錄》在雍正和乾隆朝有大量長江流域設立救生船的奏章示諭。乾隆年間，黃河流域也開始有設立救生船的記載。

    明清時期內河公益救生主要有官辦、民辦和官民合辦三種形式。清代初年大多數救生紅船都是由州縣官吏直接管理。如乾隆年間，洞庭湖救生船便由岳州府同知和巴陵縣知縣分別管理。光緒年間，奉節縣、巫山縣、宜昌縣專門設立經管局管理，由省上指派州縣官員充任，稱為委員。乾隆年間設立的岳州府救生局和同治年間設立的辰州府救生局完全是由官府控制，委派人員管理。但咸豐年間，宜昌東湖縣忠恕堂救生船則完全由民間紳士來負責管理。光緒年間，巴縣官辦救生船仍由巴縣衙門管理，水手為衙役，而拯溺堂則主要是由鄉紳管理。民國初年衡山縣救生公局與同善堂合并辦公，救生船打造由民間捐資興辦，但運行費由政府厘金中開支。安徽桐城三江口義渡救生運營由同仁堂負責，但救生船修補則由官府厘局開支，可稱為官民共管或官督民辦。

    不論哪種管理性質，救生紅船的打造、運營經費都主要由民間官商捐資和政府正項開支兩大來源，并沒有民間商業性質的救生撈浮出現。如長江上最早的紅船便是明末歸州官員周昌期捐俸打造，乾隆年間江蘇雇民船救生，由民間捐資經營。咸豐和同治時，東湖縣商民捐資打造救生船。光緒時丁寶楨曾捐養廉銀打造救生船。光緒末年，甚至出現西方人捐資打造救生紅船的事情。但是，政府一直努力從各種渠道對救生事業給予支持，這成為紅船打造費、工食銀、賞錢經費的重要來源。乾隆皇帝多次下詔要求設立救生紅船動用正項開支，所謂“準于正項內報銷”“酌動存公銀兩”。研究表明地方官員往往多從司庫鹽茶羨余、地丁銀、厘金、驛站銀、平銀生息、丁稅并生息、土局罰款等公項經費開支，也有的專門在厘金中征收救生銀的。救生局或救生堂一般都有一些地產、房產，產谷和租金用于補充日常經營。一般救生局委員、司事、雜役等都有相應的報酬。對于救生水手，一般由官府或善堂發給號褂，每月工食銀3~6錢，而且每一次救生、撈浮、收瘞都另有賞銀。有的救生會社在中秋、端午、年終時還發給水手賞錢，冬臘二月還有發炭火錢的。有的救生局對于一次救護人多的還賞給酒食一席。所以，當時救生水手是一個較為艱苦但收入相對穩定的職業。

    據統計，從長江上游的成都、屏山開始，直到下游的鎮江、揚州、上海，都曾設立過大量的救生船，建立了大量官辦救生局和民間救生會，有些名稱不一的善堂也兼有水上救生之職能。其中清代長江上游曾設立的救生紅船多達100多艘，紅船水手曾有500多人。僅乾隆年間，湖北一省就設有104艘救生船。同時，從清乾隆年間開始，黃河流域的甘肅、山西、陜西等地也曾設有救生船。錢塘江上也曾設有救生船。清末上海黃浦江上還出現了專門的救生小火輪。政府和善堂也鼓勵民船主動參與救護，賞錢不僅照樣發給，有時甚至發得比專業紅船更高。

    總的來看，明清中國救生會社主要有救生、引洪、撈浮、收瘞、護航、撈物六項職能，但其中前四項都完全是公益性質，由官府、善堂向救生水手直接放工食錢和賞錢，不直接向受助者和家屬收取，而收瘞的所有費用也都是官府和善堂提供。其中護航主要針對官員和商人，對于商人租用要收取一定費用，同時在清代漕運、滇銅京運、川鹽外運中也承擔護航之責。但許多地方救生局或善堂章程中嚴禁官員租用救生船作其他用途。個別地方救生船也可以為商人撈取沉沒水中的財物，但要根據貨物價值按一定比例收取費用。

    水上救生是救生團體最主要的職能。據《清代巴縣檔案》統計，每年救起大量人員，“全活其甚眾”“多所救濟”“全獲上岸”等記載不絕于史。如湖北漢陽敦本堂十年間救活4132人，湖南岳州救生局僅同治十三年就救活361人。從《清代巴縣檔案》中的具體救護案例來看，救活人數往往是溺水者的85%以上，有時救活率甚至達100%。救生局、善堂一般都頒布有專門的章程，對具體人員救撈、報酬賞錢、收支運營、獎勵懲罰等項都有嚴格規定。如規定船上專門備有棉衣、生姜、皂角末等，對救起者給予醫護和生活關照。被救人員中無家可歸者留會中休養，免費給予伙食，并規定了具體的時間限制。據《峽江救生船志》記載：“各灘如救獲一人，視其行李蕩盡者，發給路費一串文”，有的地方則規定“量給路費”，或按里程遠近折算路費。按規定一般每救活一人，水手會得到官府或善堂的賞錢500文到2000文，一般以1000文最為普遍，如救助行為在黑夜或風暴時會有所增加。

    雖然獲救者很多，但仍有不少落水者不幸溺亡，所以清代長江沿線小甲和救生紅船水手都兼有打撈落水者尸身和上游漂來無名尸體的義務。按規定每撈尸身一具，可得賞錢1000文到300文不等。如漢陽敦本堂十年間收尸6955具。《清代巴縣檔案》記載了大量撈浮的具體案例，如光緒七年嘉陵江水手蕭興順撈得男浮尸一具，得抬埋錢800文；北碚梁紅船水手董含良等撈得浮尸一具，除立木牌100文外，得抬埋錢800文。當時救生水手還兼有打撈其他地區漂來浮尸的義務。如乾隆五十年遂寧縣正堂移文巴縣，“希即飭差沿河打撈賴崇德等尸身、貨物”，乾隆五十年南充縣正堂移文巴縣，“希即飭差沿河打撈蔡福保尸身”。這種官府間跨地區的協同說明清代撈浮收瘞的公益性在當時的認同度是較高的。

    這里要指出的是，撈浮之后的公益收瘞中對亡靈的敬重，反映了在傳統時代內河公益救生中以人為本的特色。據《峽江救生船志》記載如撈得死尸一具除賞給水手掩埋錢八百文外，每名施給棺木一具，約錢700文，并立石碑一塊，每塊約錢100文。據《岳州救生局志》記載，如撈得死尸一具除賞給水手賞錢外，另給抬埋費400文，在義山立磚碑，并對墳的深淺高低都有詳細的規定。《辰州府救生局總記》則記載除給賞錢外，給安埋錢500文。為此，官府購買了許多義地來收瘞。據《峽江救生船志》和《重興蕪湖大江救生局章程》記載，救生會社還規定救生會董事在清明、中元兩節還要親自祭掃。

    總的來看，明清時期中國內河水上救生撈浮收瘞制度體現的公益性十分明顯。但我們也知道，任何公開的制度與社會的具體實施之間都是有一定距離的。我們注意到當時官府一再強調“不得再向救起之人需索分文”“無論救生船、漁船均不得私向所救人索謝”，救撈者所執信票都注明“去役毋得藉票需索、遲延。如違重責”，可以想見制度運行中可能確實出現過這種違規的現象。而據《清代巴縣檔案》記載曾有紅船“袖手旁觀，任其沉溺，只圖撈撿貨物”的現象。《岳州救生局志》記載曾出現“有客船遭風尚未覆，該船不為救護到岸，輒先上船強分幾成貨物”的現象。這種完善的制度與實際運行的差異，提醒我們在史學研究中或許要對制度史與社會史研究之間的關系進行重新審視與反思。（據《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