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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疫情，公益組織在這場突如其來的社會危機中沒有缺席。近幾天，從公益基金會發出行業倡議到積極部署各類救助工作，從網友自發組織的信息傳播小組到京鄂兩地組建的志愿者聯合行動小組，公益組織已經積極投入到信息整合、募集物資和社區動員等工作中。

    除了捐贈，

    公益組織還需要做什么？

    這次疫情使人們不得不回望17年前的那場SARS疫情，雖然當時中國的公益組織還在發展初期，但依舊在政府對疫情的救助體系之外發揮了巨大作用。那一時期，公益更多被等同于捐贈。北京暴發疫情后，全國出現了繼1998年抗洪救災捐贈后的又一次公益捐贈熱潮。

    有政府官員對“非典”防疫工作中的公益捐贈進行分析后認為，公益捐贈作為政府力量有益和必要的補充，應該成為現代社會危機治理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分，并在新的制度安排中予以足夠的重視。這意味著公益組織僅僅以捐贈來應對此類社會危機是不足夠的，而是要在社會危機中更加積極發揮公益的治理作用。

    我們知道，伴隨疫情而來的，不僅僅是對病毒的恐慌，還有對未知的恐懼和不安，這就需要大量的社區動員、社區教育、心理疏導，信息準確傳遞等工作，只有這樣才能夠降低個體的心理恐慌聚發后的社會恐慌，而這正是公益組織在捐贈之外發揮作用的地方，也就是公益參與危機治理的意義所在。

    這恰恰就是本次疫情防治中作為公益組織對自身角色的思考和認知：通過捐贈，鼓勵和動員更多公益力量參與到這次危機治理工作中，降低政府治理危機的成本，提高防治疫情的工作效率。

    如果這些捐贈能夠支持那些更有社區經驗的一線公益組織在保障自身安全的前提下，開展社區教育、心理撫慰疏導等微觀層面的干預，就不僅能夠增強社會凝聚力，有利于形成互助博愛的理念和萬眾一心、眾志成城的社會氛圍，還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穩定社會秩序，提升整個社會的道德水準，進而推動政府危機治理目標的實現。

    我們相信，這樣的做法在社會危急時刻往往能夠產生極其巨大的精神動力，其效果遠非金錢可以衡量。

    以科學精神和方法為基礎

    當恐慌情緒在社會蔓延時，各種令人眼花繚亂、難辨真偽的信息就無孔不入地出現在我們的生活中，雖然媒體在信息傳播中扮演著重要的作用，但公益組織更加靈活和本土化的工作方式可以使有科學依據的信息更有效地觸達不同人群，在疫情突如其來時，危機治理工作需要以科學精神和方法為基礎，這樣才能在社區層面幫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消除恐慌。

    不管是危機發生之時還是危機后的善后工作，公益組織參與危機治理的一個重要路徑就是策略性地和人們分享科學知識，防治措施，而對于那些已經感染的人群和他們的家人，還有那些奮戰在前線的各類工作者，公益組織還要有科學和專業的方法幫助他們度過心理激蕩期。這就需要參與危機治理的公益工作者們充分了掌握信息的準確度，應用科學方法進行危機干預。

    公益實踐者參與危機治理時首先需要通過權威信息源弄清發病機理，病毒特性、傳播方式等。這對于公益組織非常重要，因為作為信息的中介，需要以理性客觀的科學精神對待任何信息和數據，只有這樣才能防止各種偽知識和偽科學方法大行其道。

    另外，作為非醫學專業人員，公益從業者還需要清楚地認知到，病毒長期潛伏和目前沒有特效藥也是本次疫情防治工作的最大挑戰，這就需要在公益組織參與危機治理的過程中，準確傳達信息和坦誠分享當下的挑戰，如果有研究方面的最新進展，也需第一時間了解并準確傳達到服務的人群和社區。

    配合政府治理政策風險

    本次疫情來襲正值春節的出行高峰，政府一系列不斷升級的政策使人們越來越意識到病毒的嚴重性。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國家戰略與發展研究院研究員劉鵬撰文指出，公共政策的出臺必須基于充分的科學原則，在本次疫情防治工作中，對武漢進行“封城”的舉措就體現了風險治理中的預防原則：預防在先，防范在后。雖然“封城”的決定也使一些人擔心武漢市區內醫務工作者的出行以及當地人的生活受到影響等，但在劉鵬看來，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共政策中實施預防原則的緊迫性。

    在公共政策如此緊急和密集出臺的情況下，劉鵬指出要將公眾對政策的接受度作為社會風險考慮。在這一視角下，公益組織的參與就不僅僅是社區教育和心理疏導等危機治理層面，還要積極配合政府的政策風險防范工作，在社區層面開展更加直接和密集的溝通協調工作，使公眾更理解政策出臺的原因和決策依據，將治理風險中公眾對政策的不接受度降到最低。

    三一基金會 周鵬 孟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