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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甄雪燕

    民國時期，災害頻發，戰亂連年，傳染病肆虐，面對疫病的廣泛流行，國民政府雖然采取了必要措施，但由于政局不穩，政府為了維護統治，疲于應付各種事變，同時龐大的軍費開支也使政府的防疫工作顯得力不從心。與此同時，中國民間以地方紳商、社團組織和慈善機構為代表的民間社會團體逐漸興起，承擔起了向民眾宣傳傳染病防治知識的責任，并積極開展各項防疫工作，推動了民國時期公共衛生體系的發展。

    據國民黨中央社會部1946年年底的統計：全國29個省市總共有救濟機構3045個，其中私立的有1011個，約占1/3；1948年的《中國年鑒》統計：當時全國有4172個救濟機構，其中私立的1969個，占47%。可見，民國時期民間社會團體的發展逐漸達到鼎盛，這些團體在疫病防治工作中擔當了重要角色。

    防疫宣傳 

    民國期間，眾多社會團體開展，積極投入到防疫工作中。其中，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在預防傳染病知識的宣傳方面最具有代表性。該會于1920年5月12日邀請英倫皇家醫院醫官謝應瑞博士在上海四川路演講“上海五種流行病（霍亂、傷寒、喉痧、傷風、腦膜炎）之預防”；同年7月2和3日，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又舉行衛生展覽，以提高民眾的公共衛生意識。1925年5月8、9、10日三天，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舉行衛生運動大會，提倡公共衛生，并陳列癥狀圖書及各種關于衛生的模型，放映衛生影片，請名人演講。在這三天中，還有名醫到場為市民施種牛痘，并免費為市民檢查身體。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作為社會團體之一，在倡導衛生運動，宣傳公共衛生方面做出了很大貢獻。

    1933年10月，上海社會各界精英，尤其是醫學界同仁，共同發起組織了中國防癆協會，積極開展癆病防治工作。因唾液是該類疾病傳播的最主要原因之一，防癆協會自1934年開始，在上海每年都舉辦勸止隨地吐痰的宣傳活動，在民眾中影響很大。頗具聲勢的民間勸止亂吐痰運動大會一般為期四天。歷次運動大會上，協會均免費贈送大量防癆專著和健康畫報，刊印散發上萬份的《吐痰害人》等勸止隨地吐痰的傳單和標語。衛生展覽會上布滿精制的防癆衛生掛圖，參觀者甚眾。協會還面向社會，舉辦防癆和勸止隨地吐痰的征文，進行生動的衛生演講，贏得社會各界的廣泛參與。

    此外，上海女青年會、衛生教育會、青年協會演講部、商務印書館、青年會童子部、衛生運動團等團體也曾經在上海青年會舉行衛生展覽會，將所有關于衛生問題的書籍、圖片、燈彩、影片及各種儀器陳列于青年會童子部內游藝室，任人參觀。除了展覽，這些團體還精心安排了一些宣傳公共衛生的專題活動，內容有演唱衛生歌、衛生演講、演出衛生新劇、衛生滑稽影戲等，1920年，商務印書館就曾經拍攝《驅滅蚊蠅》的無聲電影發行全國。

    從某種意義上說，民國時期的社會團體已將開展防疫宣傳和進行防疫活動作為自身的重要職責和工作內容，這些防疫知識的宣傳對喚起民眾衛生意識，培養科學衛生觀念，普及醫學知識起到了推動作用。社會團體在防疫宣傳工作中的作用甚至超過了當時的國民政府。

    醫藥救助

    民國時期，施醫贈藥是社會團體在疫病防治方面最主要的方式之一。其中，既有傳統的善堂免費發放藥品，又有新式慈善醫院的成立與醫療救助。

    民國時期從事慈善活動的社會團體很多，有一些是從清代的慈善堂發展而來的，以上海為例，明清以來先后創設的善堂有22所，延續到民國初年的就有18所。據記載，上海的同仁濟善堂，為了防止疫病流行，1927年發放內科藥達121000次，外科藥達24000次，施舍棺材670個。由此可見，善堂的舉措對疫病的防控起到了積極作用。

    在眾多的社會團體中，對衛生事業影響最大的有中國紅十字會、中華慈幼協會、戰時兒童保育協會、香山慈幼院等，防疫活動是社會團體從事的主要醫療活動之一。民國初年，紅十字總會上海總辦事處所設的醫院中有徐家匯總醫院、吳淞防疫醫院、時疫醫院等，各地有條件的分會也設有固定醫院。紅十字總會依靠這些醫院，對當地居民進行醫療救助，一般只取藥費不取醫資，對貧困者則分文不取。遇到疫病流行則免費發放藥物，組織開展防疫工作。其中，時疫醫院每年夏至開辦，秋分停診，是專門針對秋季防疫而開設的醫院。時疫醫院是臨時組織，主要依靠借用寺院或借會館余屋，或租空屋等方式開診，以方便患疫病者就近投醫，不取分文。除瘟疫流行期間積極參與救助外，這些社會團體還積極參與到天花等各種傳染病的防疫工作中。例如，施種牛痘，1924年3月，上海普益社專門召開種牛痘的會議，并力求推廣，該會以滅除疾病為根本宗旨，種痘不取分文。在此以前，該團體已經布置了東南西北中和女子隊，以使種痘家喻戶曉。中國紅十字總會對此項工作也相當重視，每年的春秋兩季施種，不取分文，副會長沈敦和曾一連幾年在報上刊登啟事，宣傳用新法接種牛痘，以改善和增強人民體質。

    這些社會團體在疫病防治工作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他們補充了政府醫療資源的不足，深入民間最底層開展醫療救助工作，有利于發現并早期上報疫情，防止疫病的傳播。

    災后救助

    民國時期的社會多災多難，各種不可抗拒的自然災害頻繁發生，如水災、旱災、風災、蟲災等，而且更有許多人為的社會災害發生，如戰爭、匪患等。這些自然災害與社會災害幾乎貫穿整個民國社會，大災過后必有大疫，民間社會團體積極參與災后防疫，為公共衛生事業的發展助一臂之力。

    民國時期，各地每遇災荒饑餓，難民云集，最常見的救助方式就是設粥廠救濟，僅以天津為例，1929年的天津各慈善團體設立了至少三處粥廠，僅其中一個粥廠就施粥83日，食粥人數就達到了30余萬人次。1930年冬賑時三處粥廠食粥人數合計達124萬余人次，用米47萬余斤。除施舍粥食以外，民間社會團體還組織發放衣物，以解決難民的實際困難。如果饑民增多，出現大量餓死者，就會存在傳染病出現的潛在危險，因此，溫飽問題是預防疫病流行最基本的要素之一。不僅如此，對于貧寒無依或過往商客等無人認領，或家屬無力殮葬的尸首，多由民間組織施贈棺槨，代為殮葬。上海市區西側的新興工業區曹家渡1927年成立了曹家渡永義善堂施材會，專門免費發放棺材，以及時收殮尸體，避免疫病出現。

    災難過后，民間各種社團積極參與到防疫工作中。以中國紅十字會為例，1931年，江淮發生大水災，波及23個省，災民達上億人，尤其武漢是重災區。紅十字會的防疫救護隊戰斗在漢口第一線，由于災民中患痢疾、瘧疾等傳染病者較多，救護隊每天醫治災民1000余人，有效控制了疫情的擴散。1935年，長江再次發生洪災，紅十字會積極為災區募捐，利用善款購買包括防疫藥水在內的大量醫藥物資發往災區。此外，中國華洋義賑救災總會是民國年間著名的中外合辦慈善救災團體，每臨大災，賑會及各分會先進行施粥、施衣、衛生防疫，以及移民就食等直接救濟，盡力解除災民的痛苦。

    災后防疫是災難救濟工作的重點，民間社會團體的積極響應與配合是防止災后疫情暴發的重要條件之一。民間組織的防疫行動作為政府防疫工作的輔助力量，為保障災后人民基本生活與醫療做出了貢獻。

    戰時防疫

    民國時期，戰爭不斷，先后經歷了軍閥混戰、二次革命、抗日戰爭、國內戰爭等，各個戰場都能見到來自民間社會團體的大量救助工作，其中也包括戰時防疫工作。

    華北地區的社會團體一直都非常活躍，且機構數量多，戰場救護是其重要活動。每遇戰事發生，這些機構會組織臨時救濟隊，奔赴戰區救護軍民，掩埋尸首。

    抗日戰爭期間，日軍在南京制造“南京大屠殺”，屠殺中國同胞30萬人以上，慘禍過后，南京城內尸橫遍野，中國紅十字會南京分會等民間組織始終堅持在城內工作，在1937年7月的一份報告中這樣寫道：“本分會掩埋隊自二十六年（1937年）十二月間起，即在下關沿江及和平門外附近一帶從事掩埋工作，綜統計在此六個月內，共掩埋軍民尸體22371具……南京下關一帶為受兵災最慘之地，故難民染病者無力就醫，本分會爰在下關設立施診送藥所一處……當此夏令疫癘將成盛行之際，有醫無藥，殊為可憂之事焉。”由于當時國民政府戰敗，政府無力組織大規模的醫療救助與防疫，面對大屠殺過后凄慘的南京城，各社會團體為疫病防控做出了最大努力。

    由此可見，社會團體的戰時防疫工作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尸體掩埋，一是醫療救助，以防止疫病流行。戰爭是慘烈的，然而這些民間組織的醫療救助與關懷為戰后百姓的生活帶來了慰藉與希望。

    資金支持

    民國期間各種社會團體為疫病防控做出了巨大貢獻，從戰爭防疫、醫療救助到賑濟災民，其所需經費浩繁無比，而且各慈善機構的救護皆屬志愿義務，不謀取任何私利，因此，其資金來源主要來自募捐，各社會團體在慈善機構資金來源方面給予了充足的保障。

    中國紅十字會經費的來源之一就是一些社會團體的常年捐助。如上海淮南四岸公所從1913年開始歷年都向紅十字會捐款，每年一萬元，分二次或四次交清。從1927年起又有上海跑馬場常年捐助。民國時期，同業公會不僅是同業互助的團體，也是行業商人協調與地方社會關系的橋梁。同業公會直接組織救濟活動比較少，往往通過支持慈善團體，向其捐資或捐物來進行社會救濟活動。不少同業團體還專門征收常捐作為慈善團體的固定經費，稱為“善捐”，如典業捐、花業捐、洋貨業捐、綢緞業捐、藥業捐、銀樓業捐等。上海新藥同業會1947年8月11日向防癆協會捐助防癆經費5000萬元；1949年5月30日，為紅十字會募捐藥品。可見，同業公會的捐助是防疫工作開展的重要資金來源之一。（據《光明中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