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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6日上午，《公益時報》記者就目前疫情發展態勢，以及如何更好地開展社區聯動、群防群治等問題對話中國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楊功煥。楊功煥表示，綜合全國而言，雖然不乏小型暴發，但整體還是在可控范圍內。在此過程中，由于診斷試劑基本普及，很多疑似病例在向確診病例過渡，接下來這段時間，湖北特別是武漢的情況確實會更嚴峻一些。這期間，流行病學的持續跟蹤調查十分重要。 楊功煥對公益組織和社工機構積極參與抗疫表示贊賞，但她建議相關志愿者最好是在社區的統一安排下，接受基本專業培訓，以免自身感染，造成不必要的損傷和遺憾。 整體還是在可控范圍內 《公益時報》：從目前的公開數據來看，疫情發展的態勢和你近期的觀察預判出入大嗎？是否樂觀？ 楊功煥：我個人認為，因為這個疫情在1月20日之前就已經在武漢逐漸傳開，再加上很多人流入全國各地，目前疫情的范圍已經很廣，所以我們在1月下旬就有一個預判，即使是控制措施得當，在未來的兩三周之內它還是會呈現上升趨勢，雖然當下表現出來的上升趨勢還是很猛的，但還是符合預判的趨勢。同時，我確實也沒有想到，病例數據增加得那么快，確診患者那么多，這一點帶給我們的震撼還是比較大的。但我仍然覺得，如果我們在觀察這個疫情的時候，把湖北省內和省外兩者分開來看的話，目前發展態勢基本上還是在我們預測的范圍內。 我們看湖北省外的其他省份，比如浙江、河南、安徽、湖南及廣東等地，目前病例數也蠻高的，浙江甚至已經接近上千人。但同時我們觀察它的發展曲線，其新增病例數還是相對比較平緩的，雖然每天都在增加，但并非像湖北那樣比較迅猛地上升。 所以綜合全國而言，雖然其中不乏小型暴發，而這些小型暴發也是基于感染率比較高的前提下，尚需進一步關注，但整體還是在可控范圍內。 湖北省的疫情確實不容樂觀，直到現在，我們都不能準確地說湖北省究竟感染了多少人，真的很難判定。前幾天也有人用外國撤僑期間的感染人數的比率，來推算湖北省特別是武漢市的感染人數，都比我們現在估算的人數要多很多，前幾天估算的人數就達到7萬。現在湖北省疑似加確診病例達到5萬多。在這個過程中，由于診斷試劑基本普及了以后，很多疑似病例在向確診病例過渡，這段時間，湖北特別是武漢面臨的情況確實會更加嚴峻。 《公益時報》：除了火神山醫院，現在我們又啟動了方艙醫院接收病患，但醫療資源畢竟有限，不可能無休止地蓋醫院、增加病床。如何在現有的基礎上有效控制疫情的進一步蔓延？ 楊功煥：我個人覺得，因為截至目前我們都很難判定湖北省究竟有多少患者，所以我覺得在此期間，流行病學調查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包括我們提到的感染率的估算，這個估算是在人群中做抽樣調查，以此了解整體的感染者大概有多少。用核酸PCR來檢測病人，血清學檢測可以幫助我們對感染率有一個估算，有益于助力我們做到心中有數。方艙醫院的啟動，說明武漢市政府部門已經認識到當下情況的緊迫性，感染的患者確實很多，他們征集一些酒店、賓館等場所，都是為了安排病患隔離和治療。值得警醒的是，現在我們看到的比如居家隔離、社區隔離，以及重癥患者送進醫療系統等這些措施啟動之后，我們也必須隨時監測和評估這些隔離的方式是否安全有效，通過流行病學的觀察來適時調整，使之更有效。 《公益時報》：現在居家隔離的方法是否足夠安全？我們看到有些病例，比如老人疑似染病，全家照顧，盡管也有基本的防范措施，但老人確診入院之后，其他家庭成員又疑似染病。這種情況下到底應該怎么辦？ 楊功煥：首先基礎的自我安全保障很重要，比如最近一直在跟大家科普的一些基本常識：戴口罩、勤洗手，少出門等。但要防止感染，最好不接觸或者少接觸病患是肯定的。可是對于家庭成員疑似感染的這種情況，在沒有及時就醫診治的前提下，你要說讓他們的親人不去管他、不去理他、不去接觸他，這確實是很難的，這怎么可能？說到這個問題，我自己也確實有這個疑問，就是居家隔離是不是很好的一種方式？如果是一個年輕人，不需要人照顧，可以居家自行封閉，食物等物品放在家門口也沒有問題，因為他可以自己安排好一切。但如果是需要照顧的老人，是不是需要到社區或者社區醫院去安排隔離會更好一些？但我畢竟不在現場，這些話不可以想當然地說，是需要一些流行病學的調查證據來支持的。 所以判斷目前這些措施是否得當，還是要緊密追蹤，隨時觀察，根據現實狀況，及時作出調整相應的防控措施才行。 社工和志愿者要經過專業培訓 《公益時報》：現在疫情防控已經下沉到了社區，目前擔當相關任務的主要是大量的社工、公益組織的志愿者等。從疾控的角度來看，你覺得他們怎么做才是幫忙不添亂、真正起到良好的輔助作用？ 楊功煥：我覺得當下這種情況，疾控部門能夠指導社區做的，就是需要為這些社工機構、公益組織和大量的志愿者做一個專業方面的基礎培訓，告訴他們怎樣照顧病患、怎樣隔離，怎樣保護自己。在當下來說，這些基礎但又非常重要的知識點，可能是需要社區通過某種短平快的方式，完成快速又相對完整的培訓。同時，疾控人員也可以在此過程中，用同樣短平快的方式對當地的病患和疫情發展情況進行一個小的調查，這樣有利于疾控人員有針對性的指導志愿者開展工作，因為他們畢竟不是專業人員，如果滿懷熱情都跑來當志愿者幫助別人，結果自己也感染了，這個結果絕不是大家想看到的。 推動公共衛生防疫機制改革 《公益時報》：據了解，近年來國家疾控系統的人才流失比較嚴重，現在一線真正疾控專業出身的人員占比并不高。長此以往，會有哪些問題？ 楊功煥：這個問題歷來在疾控體系都會有影響，坦率地說，疾控行業的待遇確實普遍不高。特別是在基層的疾控工作者，可能工作經費也不是很充足，橫向地與醫院的人比，他們的收入都是非常低的。這個問題，其實從SARS以后就在提，可能也比之前有所改善和進步。但在大的社會環境下，疾控部門作為一個事業單位運作機制其實比較復雜。在我國南方沿海地區，有些疾控機構有些功能可能有和市場行為掛鉤的，待遇就相對好一些，但在西部欠發達地區，沒有市場機制來貼補，待遇就會差一些。而且有些所謂的“市場機制”也屬于灰色地帶，究竟算不算違規或者違法，也說不清楚。這其中，有些疾控人員就是屬于明確地觸犯了法律法規被抓的。究其根本原因，就是他們覺得自己的待遇太低，他們要想辦法去改善。 《公益時報》：這些人做了什么？ 楊功煥：他們最大的問題就是倒賣疫苗。 《公益時報》：對目前疾控工作者整體待遇偏低的現狀，你有什么建言嗎？ 楊功煥：這個問題很復雜，也不是一兩句話能說清楚的。泛泛地講，可以說要去關注疾控體系的機制、經費、人員待遇等，這種話這些年也說的太多了，而且我不認為這么呼吁就有效果。也許現在疫情期間，大家還能聽進去一點，疫情過后可能聽都沒有太多人聽。最近也有人跟我說，對疾控體系會有改革動作和調整。如果真要對疾控體系進行改革的話，我覺得疾控工作必須要分類，其中哪些是需要政府部門作為公共產品進行管理和投入的，哪些是可以進入市場的，這里面勢必有很多很復雜的關于機制的討論。 但是話又說回來，從事公共衛生這個行業的人，必須要有一些待遇之外的情懷，愿意投身于社會公共事業服務的行列。在國際上從事國際衛生工作的人，這些人的待遇與本國從事醫療行業的人比較，待遇也都不是很高，但總是有一批人，還是樂此不疲地愿意做這項工作。 目前確實有很多現狀堪憂。比如兒科醫生的缺失，一線醫生的流失等現象。如果國家愿意在這方面多一些考量，可能需要投入比較大的力量來推動公共衛生防疫機制的改革問題。 ■ 本報記者 文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