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歲的“武漢伢”黃新元一到晚上就容易思前想后，困擾于這次突襲的新冠肺炎疫情。

    他后悔自己沒學醫，否則就可以去離病毒最近的地方做志愿者。一邊是被醫院公告上25歲的年齡限制“拒之門外”，一邊是父母覺得“這孩子瘋了”，他不想再坐以待斃了。

    這是00后出生以來真正面對的第一次重大公共事件，因為對于17年前的“非典”，他們幾乎沒有留下什么記憶。而這次，他們用各自不同的方式，成為了這場全民戰“疫”的親歷者。

    身處疫區

    和父母各退一步后達成“只要不去醫院干啥都行”的約定，1月25日，黃新元買了一大包口罩，和老吳一起在街頭免費發放。

    黃新元是湖北第二師范學院的大一學生，老吳是他高中的藝考老師，得知還能買到口罩和藥品，兩人一拍即合，送完口罩又開始送藥。才一個晚上，他們在微博上收到的求助信息就超過500條。沒做好規劃，沒安排行程，只有兩個人。一個“跑腿”志愿團隊就這樣組建起來了。

    黃新元住在勞動街，家附近的五六家藥店，成了他之后20天定時定點的去處。可有時候，這五六家藥店都不頂用，他要來回騎上近十公里，去三眼橋那邊藥品更便宜、更齊全的藥店買藥。

    莫西沙星、奧司他韋、連花清瘟是他最常買的藥品，加上其它的藥品，他幾乎每天都要買上七八十盒，全都掛在自行車把手上。騎行的時候會“礙事”，他只能雙腿呈“八字”姿勢，“詭異又滑稽”。趕上不認路的時候，他一手把著車把，一手還要拿著手機，不看地圖生怕自己走錯路耽誤了時間。

    武漢的路網被江河湖泊不規則分割，就算是本地人，黃新元也是個“路癡”。不過，才三五天，他就把常去的江岸區、江漢區和硚口區跑熟了。

    每天這么一圈，黃新元要花20塊錢左右的共享單車車費。跑得多了，他能感覺出哪條街道疫情更嚴峻，也能安排好按哪條路線走的效率更高。最忙的一天，他給10戶人送了藥，騎行了將近50公里，最遠到了東西湖，是開車都要花上小半個小時的單程距離。那天晚上他到家已經11點多了，父母睡了，晚飯也沒了著落。黃新元累得沒什么知覺，但餓得記憶猶新，那一整天他只吃了一個三明治。

    他不是不怕死，“畢竟才19歲，還是想活著嘛”。但他就是奔著疑似和已確診的病人去的。“萬一真被感染了，有心理準備。”他每天都吃連花清瘟膠囊，還向在醫院工作的同學媽媽請教了防護措施。

    面對面不到兩米的距離，“怕也沒有用，不能改變什么，與其躲起來，不如做點有用的事情”。黃新元第一次感到害怕，是晚上8點多去定點隔離酒店給病人送藥。街道空無一人，幾乎拉到馬路牙子的隔離帶，全副武裝的工作人員，森嚴的架勢讓這個一直不怎么害怕的19歲男孩突然有了恐懼感，“走出酒店還能聽到心在怦怦跳”。

    黃新元總共給這個病人送過3次藥，但一次都沒見過面。倒是在微信上，兩人聊了好一陣子。從“沒有醫生，連吃什么藥都不知道”的無助，到“不用等到用新過檢的藥，我已經出院了”的信心，黃新元經常鼓勵她，也見證了她的轉變。

    在網上受到質疑，總被人評價早熟的黃新元也像個孩子似的有脾氣。但他后來想明白了，“不是武漢人，不在武漢城，體會不到我們這種感情，沒必要在意”。他的微信上，新增的100多個好友就是他的“志愿證明”。“得到一次認可比100次質疑都有意義。”他用魯迅先生的話鞭策自己，“愿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

    一線頂崗

    面對新冠病毒的高速傳播，江南大學的大一學生潘子翯是真的害怕了。疫情來得突然又毫無章法，打斷了她這個寒假原有的所有計劃。朋友圈被疫情地圖刷了屏，滿是觸目驚心的紅色和橙色。作為軍醫的父母已經上了“戰場”，她卻焦慮得找不到存在感。

    彼時，潘子翯父母所在的醫院已收治確診患者，但全院上下僅有15個N95口罩。負責籌集物資的母親沒日沒夜地蹲點、打電話、跑工廠，一家人連吃飯時間都湊不到一起。愁緒不僅寫在母親的臉上，也痛在潘子翯心里。身不在武漢，心有余而力不足，她問自己，能做點什么？

    得知醫院缺人，潘子翯主動提出去做志愿者。起初，她很猶豫，覺得自己什么都不會，還可能“幫倒忙”。父母感到驚喜，一句話便讓她定了心：“你們這一代是社會的后備力量，總有一天輪到你們沖上一線。現在不去鍛煉，以后需要你的時候該怎么辦？”

    當天下午，潘子翯就和父母一起去了醫院，她的工作是在機動車入口測量體溫。頭發全部包進帽子，護目鏡壓在口罩上，“沒有透氣的空間就對了”。冷空氣中，她能感受到自己呼出的水汽溫熱潮濕，霧氣凝結在鏡片上，一片模糊。她只知道有車來了，里面坐了幾個人，看不清。

    潘子翯從未有過這樣的體驗，壓抑感從家里延續到崗位上。每個人都小心翼翼，能少說一句就少說一句，她被問到最多的是“多少度？高不高？”疫情之下，那種怕死的焦慮和不放過一根頭發絲的警惕，壓得她更加喘不過氣來。

    第一天“上崗”，她就遇到了高燒39度9的嬰兒。搖下車窗，孩子的父母才剛拿出口罩。副駕駛上的母親頭發一看就沒梳整，駕駛位上的父親也穿戴凌亂，衣服扣子沒系好，領口大敞著，眉宇間滿是不耐煩。他聽不進潘子翯勸他戴好口罩，只是一個勁兒嚷嚷孩子生病了。

    “我一下就想到我爸了。”潘子翯一點也不怪那位父親，反而特別能理解這位父親的“不耐煩”。她仿佛看到自己的爸爸，那個平時溫和、樂觀、淡然，只有對女兒的事才上心到焦頭爛額的爸爸。“如果不是迫不得已，這種特殊時期誰會來醫院？”那天之后，潘子翯更加理解天下父母的苦心了。

    現在她有了信心，也一點都不怕了。在她的同齡人中，有人徒步“逆行”向疫區守護人民，有人穿上防護服和病毒作戰，還有人和自己一樣，主動申請成為志愿者，在不同的角落發光發熱。

    守護小家

    “孩子，不能因為危險就打‘退堂鼓’了。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希望你能夠知道并做到，當國家需要你的時候、當職業需要你的時候，你可以勇敢地站出來，說我可以。”這是昆明市延安醫院支援武漢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醫生王輝送給女兒的一句話。

    李潛就是被這句話打動的。他是南京審計大學法學專業的大一學生，在杭州參與余杭綠碼的填報和檢查志愿工作。

    余杭區是杭州市確診人數最多的區。李潛的母親收到上崗執勤通知，要從下午4點工作到凌晨12點。特殊時期，說不擔心安危是不可能的。但李潛最擔心的，是母親有夜盲癥。為了照顧母親，守護小家，他決定自己“上場”。

    余杭區通過“掃碼檢查+體溫測量+上報信息”的模式，按“紅、綠、黃、灰”四種顏色分類，簡單快速識別市民的身份信息。每個卡口有2到3名相關人員負責檢查，一人測體溫，一人掃碼檢查。李潛就是負責卡口檢查的志愿者。

    和李潛一樣，武漢交通職業學院的劉鵬程也是一位卡口志愿者。但不同的是，他身處疫情高風險區——湖北黃石陽新縣三溪鎮。村委會第一次征集疫情防控志愿者的時候，他就站了出來。那件“青年志愿者”的紅馬甲直到現在也沒脫下。

    朝八晚九，他每天堅守在入村卡點10個多小時，換了崗也不讓自己閑下來，又主動入戶宣傳，挨家挨戶摸底排查、運送物資。

    這個“風里雨里路口等你”的20歲少年，有時候“冷酷”得不留情面。

    “就出去前面100米買菜。”“不行，村里統一采購。”溝通勸導是劉鵬程工作中最大的難點。守卡處附近的村莊，大多數村民以種菜、賣菜維持生計。設卡之后，村民們出不去，要強行“沖卡”。

    “我是個武漢的大學生，我也很想去武漢，但既然我們都只能留在這里，那就為家鄉做點貢獻吧。”僵持了一個多小時，劉鵬程終于把村民“勸退”了。

    一個月以來，他見證了兩批人從對面的隔離酒店進去又出來。就在幾天前，最后一批村民隔離結束，平安無事地回了家。而劉鵬程還繼續守在路口，等待真正“清零”的那一天。

    （據《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