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 武勝男

    近期，“高管涉嫌性侵養女”事件引爆輿論。涉嫌兒童被性侵、猥褻、虐待等丑聞近幾年不斷被曝出，“韓國N號房事件”“湖南16歲少女被囚地洞24天”等。在全世界各個角落，都有兒童面臨著暴力、虐待、忽視和剝削問題。

    面對屢次出現在公眾視野中的兒童權益遭到侵害事件，作為重要的社會力量，公益組織可以做些什么？怎樣才能更好地保護兒童、避免類似事件的發生？事發后公益組織又應該如何及時、有效地介入？我國的兒童保護機制是怎樣的，政府部門做了哪些工作？國際上有哪些兒童保護的經驗有值得學習？

    公益組織做了什么？

    兒童保護一般是指確保兒童獲得適當的照顧和監護，保護其免受身體虐待、情感虐待、性虐待和忽視的威脅。

    目前，我國一些公益組織在兒童保護方面開展的工作集中在宣傳倡導上。比如“女童保護”項目、重慶兒童救助基金會“男生女生”兒童防性侵教育、“陽光童年”預防兒童欺凌和暴力教育等項目。

    “女童保護”項目，一方面制定了專業的防性侵教案，進入學校、社區宣講，宣傳普及傳播防性侵知識；一方面通過多方調研形成專業的調研報告，以推動立法保護和規章方面的改進。截至目前，為290多萬兒童普及了防性侵知識和青春期性健康知識。

    重慶兒童救助基金會在兒童保護方面的工作，包括困境兒童幫扶、留守兒童關愛、“男生女生”兒童防性侵教育、“陽光童年”預防兒童欺凌和暴力教育等多個項目。截至目前，“男生女生”兒童防性侵教育項目惠及重慶地區的2.5萬名困境兒童。

    作為“消除針對兒童的暴力全球合作伙伴”的一員，世界宣明會以“針對兒童的家庭暴力”為主題，開展“重享家，世界更美好”的倡導行動，期望中國的男孩和女孩在積極和關愛的環境里成長，免于家庭暴力的威脅。

    中華少年兒童慈善救助基金會通過開展兒童保護宣導計劃、社區兒童保護營造計劃、受虐兒童救助計劃等減少虐待兒童事件的發生。

    除了事前宣傳之外，也有部分機構在開展“事后介入”項目。

    救助兒童會在云南省試點建設了一站式未成年人性侵受害者取證與保護中心，加強警察、司法和社會工作者之間的合作，確保兒童獲得所需的醫療、法律和社會心理服務。

    救助兒童會是英國的兒童慈善機構，目前在60多個國家開展兒童救助工作。2016年在中國多個偏遠落后地區開展了兒童保護項目，受益兒童近3.3萬人。

    社區是開展兒童保護的重點區域，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在中國試點探索以社區為基礎的兒童保護創新模式，并把好的實踐經驗向更多地區推廣。

    世界宣明會支持以社區為基礎的132所兒童之家的運作，建立兒童及家庭友好的生活環境，支持社工、本地組織舉辦兒童保護的相關活動。

    兒童保護體系逐步完善

    公益組織的力量是有限的，在兒童保護方面，政府可以發揮的作用更大。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形成了以《憲法》為引領，以《未成年人保護法》和《預防青少年犯罪法》為主干，包括《民法通則》《婚姻法》《收養法》等在內的一系列有關兒童保護的法律，形成了相對完善的法律保障體系。

    20世紀90年代，我國簽署了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兒童福利保護制度體系建設逐步走上與國際接軌的規范化發展階段。

    經過兩輪《中國兒童發展綱要》的制定，兒童生存、健康、教育、保護和參與等多項兒童權利獲得保障。

    《中國兒童福利與保護政策報告2019》指出，2018年，國家層面出臺兒童福利與保護相關政策文件47份，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首次納入政策視野，以18歲以下兒童全年齡段發展為視角的政策設計路徑逐漸清晰，我國兒童福利與保護制度建設專業化和普惠型特征更加凸顯。

    民政部官網數據顯示，2018年國家層面提供的兒童福利和救助機構有651個，床位9.7萬張。2018年，全國各級支出兒童福利經費49.6億元，其中孤兒基本生活保障經費39.5億元，其他兒童福利經費10.1億元。

    2019年，根據《三定方案》，民政部新設兒童福利司。其主要職責是：負責擬訂兒童福利、孤棄兒童保障、兒童收養、兒童救助保護政策、標準，健全農村留守兒童關愛服務體系和困境兒童保障制度，指導兒童福利、收養登記、救助保護機構管理工作。

    民政部社會事務司司長王金華在民政部2019年第一季度例行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兒童福利司的成立，將進一步理順完善兒童福利工作體制，有利于進一步明確部門職責、強化主體責任，也有利于進一步形成完善政府負責、部門協作、分工配合的工作機制，對今后系統推進兒童福利相關政策，切實維護好廣大孤棄兒童、困境兒童、留守兒童等兒童的合法權益，落實兒童利益最大化的原則具有重要意義。

    要直面兒童福利短板

    兒童福利司已經運作一年多了，“政府負責、部門協作、分工配合的工作機制”有沒有形成呢？

    兒童福利司司長郭玉強在接受媒體采訪對2019年的兒童福利工作進行回顧時表示，2019年兒童福利司都干了些什么呢？全國孤兒基本生活費首次提標；農村留守兒童和困境兒童關愛服務體系建設取得重大突破；事實無人撫養兒童首次納入國家保障；既有政策的覆蓋面調整；農村留守婦女真正納入民政工作范疇。

    郭玉強也提到，兒童福利方面但仍有不少亟待打破的瓶頸和需要解決的問題：首當其沖的是概念多元；其次，法律法規缺失滯后；同時，專家理論指導不足；此外，基層隊伍專業能力不強。

    郭玉強表示，下一步，將吸取發達國家先進的兒童福利制度、兒童照料制度、家庭替代照料制度以及從過往工作乃至中國傳統文化中汲取有營養有價值的內容，更加完善兒童福利制度。

    在具體工作方面，要在地方建立兒童保護和福利指導中心，面向農村留守兒童和困境兒童做好指導、摸排、探訪、幫扶、照料服務等工作。

    “頂層設計離不開基層的落實，兒童福利司出臺的各項政策的落實落地，也同樣是下一步工作的重點。”郭玉強表示。

    保護兒童是全社會成年人的普遍責任，如何將責任落到實處？

    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花菊香曾撰文表示，未來需強化所有成年人的兒童保護意識，動員社會力量，擴大福利資源；提高兒童工作者專業化水平和職業化程度，滿足兒童多元化的專業服務需求。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研究員張雪梅曾建議，需加大對侵害兒童權益的違法犯罪行為的打擊力度，同時做好預防工作，建立兒童保護事件的跨部門多專業介入工作機制。

    作為一線的實踐者，湖北省荊州市四葉草社會工作服務中心的盧文博在媒體撰文提出，需要在服務機制、社會組織建設、人才隊伍等方面統籌推進。要落實市、縣、鄉、村四級聯動的關愛服務體系。推進兒童服務類社會組織統籌協調發展。培育兒童服務類專業人才隊伍。逐步落實家庭監護監督。

    可借鑒的國際經驗

    發達國家的兒童保護工作是如何做的呢，有哪些值得借鑒的地方？

    曲靖師范學院老師劉蘇榮在其論文《論英國的兒童社會救助政策及其對我國的啟示》中指出：二戰后，英國陸續通過了一系列保護兒童權益的法律，主要有：1956年《性犯罪法》、1958年《(少年)婚姻訴訟法》、1959年《婚生子女地位法》和《精神健康法》、1960年《猥褻少年兒童法》、1962年《蘇格蘭教育法》、1963年《兒童和青少年法》、1980年《兒童監護法》和《收養照管法》、1989年《兒童法》和1991年《兒童撫養法》。

    以1963年通過的《兒童和青少年法》為例，它規定：

    “當兒童在家庭里受到不當待遇時，地方政府有權干預，為兒童提供援助。社會工作者會介入到家庭事務中，教育家長正確對待子女，甚至安排家長的財務，以保證兒童的生活。在家長財務出現困難的情況下，政府還可以對其子女提供資金方面的幫助。”

    2003年，英國政府發表了《每位孩子都重要》的綠皮書，明確指出：要真正貫徹“每位孩子都重要”的理念，僅僅依靠降低兒童面臨的外在危險因素是不夠的，而應該使每位兒童自身的潛能都得到最大的發揮，都能獲得最好的發展機會。

    美國的情況又是如何呢？劉黎紅、周鎮忠發表于《中國社會科學報》的《淺析以社區為基礎的美國兒童保護》指出，美國是最早建立起“以社區為基礎”的兒童保護體系的國家之一，通過關注、預防、處理虐待和忽視兒童問題，為兒童的社會再融入提供支持，美國的兒童保護體系起到了為各類遭遇困境的兒童輸送福利資源、支持和賦能的作用。

    為了更好地發展“以社區為基礎”的兒童保護，美國通過各類法律法規規定了“以社區為基礎的項目”的目的、管理組織及職責、資金數額及分配、申請條件、項目要求、執行措施、評估要求以及網絡建設。規定有關項目類型可以包括家庭資源項目、家庭支持項目、志愿家訪項目、育兒教育項目、互助項目等。各項目可以提供跨專業、跨部門的整合性服務，包括：核心的家庭資源和支持服務；必須通過與其他地方性機構簽訂協議來提供的其他核心服務；可獲得的任選服務。

    如何借鑒這些經驗做法呢？在《論英國的兒童社會救助政策及其對我國的啟示》一文中，劉蘇榮提出：我國應該像英國一樣把兒童社會救助工作上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突出政府在兒童的社會救助工作中的主體責任；同時發展壯大民間兒童救助組織已經成為我國當前以及今后一段時間的必然選擇；建立兒童社會救助工作的長效機制勢在必行；必須提高兒童社會救助的專業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