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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何 鄉村發展，能否等同于鄉村經濟發展？近年來，這個問題正在越來越多地引起關注。城市化大勢所趨的背后，鄉村正在流失的遠遠不僅是勞動力與人口數量。鄉村該往何處去？一轉身離開的家鄉，是否注定成為我們回不去的遠方？ 有人偏不信邪。 2013年，林爐生決定離開北京，離開高校，回到自己的家鄉——福建省漳州市云霄縣內龍村。這個決定改變了他，也改變了家鄉的命運。 被改變的村莊 今天，內龍村是青山環抱中一個典型的閩南古村落，青棗、楊桃和蜜柚遍村栽種，紫荊花與三角梅沿路盛開，來自山上的溪水穿過村莊，通過引水渠流經村里最大的建筑、老式圓土樓“陶淑樓”門前，又向著下游山谷奔去。只有百余戶的小村雞犬相聞，夜不閉戶，天氣好的時候，老人們三三兩兩地聚在宗祠前的戲臺旁曬太陽，總有好奇的孩子會笑著與外來的陌生面孔打招呼——他們每一個都很會說“謝謝”。 但僅僅四年前，內龍村還是城市化大潮背后一個凋敝暗淡的影子。土樓年久失修，漸漸坍塌，村中污水橫流，垃圾遍地，年輕人紛紛外出打工，賺了錢的那些回來帶走了全家人，剩下的則是無法離開的老人、孩子和操持全部農活家務的婦女…… 變化起于2015年底的一天，陌生汽車在村里進進出出，帶來了來自遠方的建筑師，來幫忙的大學生，與一批批建筑材料。他們圍著廢棄的土樓打轉，并不在意近旁指指點點的村民。 從修繕土樓坍圮的外墻開始，這些陌生人修整土樓、清理河渠、拓寬道路、打掃村莊內外…… 圍觀他們，很快超過賭博娛樂，成了內龍村村民的主要消遣。 工程進行了近半年，學生們走了，建筑師走了，留下修繕好的土樓。始建于兩個多世紀之前的陶淑樓居于村莊正中央，與中軸線另一端的宗祠和戲臺彼此呼應，仿佛一只凝視著村莊的古老眼睛。 但真正的變化，或許是從這一刻才剛剛開始。 幾個此前并不起眼的村中婦女自愿組成了一個義工小組，開始挨家挨戶地收衛生費，起初收上來的錢不夠雇人清掃，她們就自己動手，打掃村中一塌糊涂的道路與河渠。 她們是村中的媳婦、女兒，也是母親——大學生們重修土樓的那幾個月，她們都曾抱著孩子遠遠地觀望過。 空置的原村小學教室里，開辦了停學七年的幼兒班。 曾經無人問津的土樓，也辦起了“陶淑書院”與小小圖書館，一批又一批的外來志愿者成了這里的老師，帶來村民們聞所未聞的種種學問——他們來自廈門、臺灣、上海，甚至美國、英國和非洲，許多人不會講閩南話，還有些連中文也聽不懂，但不同的語言沒有妨礙內龍村的孩子們在他們離開時哭紅了眼睛。 而這一切的背后，是一個曾經走出家鄉，又選擇回到家鄉的人，他的名字叫林爐生。 帶來改變的人 1982年，林爐生出生在陶淑樓一間向陽的房間里，也在那里度過了自己的童年時光。11年后，這個土樓里走出來的孩子考取了北京師范大學。 大學畢業后，他選擇了一條即使在今天看來也依然極不尋常的道路：在北京師范大學后勤物業部的“正常”工作只堅持了不到一年，他就與另外幾個同伴一起，拿著不多的積蓄全職做了公益。 2013年，已過而立之年的林爐生再一次重新思考了自己的方向，并萌生了回鄉的念頭。 “在外做公益這么多年，可自己家鄉卻是一片破敗……”林爐生搖搖頭，這是他無法拒絕的責任。 從求學之路到公益探索，數年闖蕩給林爐生帶來的是村里老鄉們無法想象的眼界與資源，而當他決定回到家鄉，自己兒時的舊居陶淑樓就成了他返鄉的切入點。 林爐生咨詢了幾個專業朋友，得出了“改造土樓完全可能”的結論，“好厝邊”項目由此而生。為了陶淑樓，清華大學的建筑師來了，上海雷勵中國的青少年志愿者來了，目睹他們不計回報的付出，村民對改造工程從最初的不理解到態度逐漸正面，進行到后來，幾位村中的老人組成了一個村民志愿小組，成為支持陶淑樓修繕的最初本地力量。 但在林爐生的設想里，“好厝邊”并非一個建筑修復項目，而是一個社區營造項目——在閩南語里，“厝”的意思是家，“厝邊”既是鄰居，也是社區。 2016年初夏，修繕后的陶淑樓開辦了第一期夏令營活動，請到了澳門大學和上海紐約大學的師生來做義工老師。許多村中的孩子從未接觸過外人，起初只敢在媽媽懷里抱著聽課，幾天后也與義工老師們玩到了一處。 等到這一期義教活動圓滿結束，林爐生在村中貼出了招募志愿者的通知。 幾個本村婦女結伴來了，嬌鳳、茶梅與志燕。 “我們那時候不知道什么叫‘志愿者’，我表弟在外面打工，我就打電話問他：‘哎，志愿者是干嘛的？’”回憶往事，茶梅圓圓的臉上有笑意，“他說：‘就是白干活，沒工資拿的。’” “我們一想，好嘛，那就志愿者嘛，反正能幫村里一點。”五名后來被稱為“五朵金花”的婦女志愿者就此走到了一起。 土樓修好了，本地志愿者團隊也有了，“清掃運動”推動了起來，夏令營、圖書館與幼兒班也紛紛啟動，看上去萬事俱備。 但如果事情真的這么簡單，那就好了。 鄉村社區，興之以“術” 說起兩年前的那場危機，嬌鳳搖著頭，有些不好意思。那是“陶淑幼兒班”辦起的第二年，由于孩子少，家長們交來的學費不足以解決經費問題，第一個學期，是林爐生聯系來的公益項目為幼兒班的老師支付了工資——每月1500元，可到了第二個學期開始時，林爐生告訴她們，這條路行不通。 “公益捐款不可能持續。”林爐生說，“第一次我能開口，第二次第三次，我不能再去跟人家說，我們又沒有錢了你再來捐。“ 同樣的困境也出現在“清掃運動”里，沒有了最初來自眾籌和樂捐的啟動資金，每戶10元/月的衛生費要雇人打掃幾乎沒有可能。 壓力太大，幾個志愿者邊哭邊商量，依然沒辦法決心放棄，“如果實在做不下去了，那我們幾個就把它扛起來”。 五個人召集家長開會，說服家長們把幼兒班的學費從500漲到700元，又把兩位老師的工資下調到1400元。 還有一塊資金缺口怎么辦？從前被陌生人看兩眼都想跑掉的嬌鳳做出了自己也沒想到的舉動，她跑去村委會一坐就是一整天，又攔著鄉鎮下來的領導不讓走，告訴村干部“你不給我解決，明天我還要來”。 被磨得沒了辦法，村干部終于同意為幼兒班提供一筆資金，又承諾會資助“清掃運動”，但志愿者們擔心這樣的口頭承諾不可靠，為了防止拖欠工資，她們分擔了后三個月的衛生清掃工作。 這樣堅持了三個月后，林爐生才告訴她們，這只是他有意為之的一場考驗。“如果真的沒有辦法了，還是會幫的嘛，不可能看著它死掉嘛。”林爐生說。那部分欠發的工資也由他補上了。 “雖然很氣他，但我也覺得我成長了。”嬌鳳說，從小在村里長大，對內龍村的感情是推動她做這一切的原動力，但在這之前，她從未想過自己可以如此勇敢。 今天的嬌鳳是村里所有志愿工作的“一把手”，負責接待所有來往訪客、組織陶淑幼兒班與國學班、領導村中的腰鼓隊和廣場舞，還在村中開辦了“魔方加工廠”，幫助村里的老人和婦女就業。很難想象，每天忙碌于這些工作的她甚至并不識字，最初也完全不會講普通話。 “現在微信用得多了，簡單的可以（讀懂），比較難的不太行。”嬌鳳說，她的微信通訊錄里躺著來自五湖四海的一串串名字。 鄉村社區，求之以“道” 身在福建，又守著一棟始建于清代的土樓，林爐生并不希望家鄉像一些附近村莊一樣，走依靠政府撥款發展特色產業，或發掘人文資源開展旅游業的舊路。“有些事情不是有錢就可以，問題不是拿到錢，而是怎么用好。” 他舉了村莊“清掃運動”的例子。“你每個月花一筆錢，他們會覺得：‘哦，那這個就該是你去掃，就該是你去做。’茶梅她們最開始就被以為是拿了工資，因為‘沒有人雇你的話，你為什么來做這個？’”林爐生說，“就有人往地上扔個什么，然后喊她們：‘哎，這里來掃一下’。” 這不是林爐生想要的。 同樣警示他的還有來自全世界的無數例子：公益組織出資推動的村莊發展項目多半會在資金中斷以后隨之停擺；許多村民掙到錢以后的第一反應是舉家搬遷；市場化大潮中富裕起來的村莊，村民間因經濟利益沖突而爆發的矛盾也隨處可見，更何況依靠外部資金注入和一時的市場新鮮感，對于大多數村莊的發展而言始終不是長久之計。 林爐生想要的是來自內部的改變。從“好厝邊”啟動開始，林爐生始終在嘗試以身作則地帶動更多人，他相信總會有人被他人的付出感動，進而改變自己。 雖然看似理想主義，但這條不同尋常的自我探尋之路的確已經改變了內龍村：短短四年，維護村莊環境已經成為村民共識，加入志愿者工作的村民越來越多。兩位從志愿者隊伍中走出來的村民，在今年進入了村兩委班子，原本只讀到初中就被迫輟學的茶梅，如今已經自考到大專…… 去年，林爐生曾在介紹內龍村發展情況的報告中提出，鄉村振興需要的是內力、外力與政府力的協同合一，而內龍村，無疑正是村莊內生力量得到充分發掘的典型例子。 尾聲 仍有許許多多的困難，內龍村的發展已進入深水區，更多的變化需要的是政策、機制、更廣意義上的社會氛圍等等多方面的突破，體現在實際運轉中，就是各方面需要的資源依然難以取得。 而林爐生關注的，更多是這其中存在的結構性問題：身在政府體制外的“返鄉人才”難有空間與本地基層干部實現密切協作，與此同時，政府下撥的扶植資金有時又缺乏必要的彈性。 “政府理解的群眾需求，和老百姓的真實需求有時候不太一樣。”林爐生說，“但老百姓不理解這些，他們不知道這些錢是指定了用途的，就覺得為什么政府部門有錢亂花。”許多基層矛盾由此而生。 所有上級政府資源集中在村兩委的現狀，則導致一方面本地村民參與嚴重不足，另一方面外來助力也無從著手：“如果村兩委不給力，那就真的一點辦法都沒有，我想遇到這個問題的人應該不止我一個。” 2019年，從志愿者隊伍里走出來的村民林志福在競選中當選了內龍村黨支部副書記，這或許是新的改變的開始，但路的終點有什么仍未可知。 林爐生直言，他還難以設想內龍村幾年后的樣子，或許原地踏步，也或許煥然一新。 但可以確定的是，下一個春天將有更多的村莊迎來它們的變化契機，土樓修繕正在走向其他村鎮，陶淑書院的運作模式將落地隔壁的下洞村，嬌鳳和她的伙伴們也盤算著更遠處的鄉村“清掃運動”…… （據微信公眾號“世界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