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12日是弗羅倫斯·南丁格爾（1820-1910）誕辰200周年的紀念日。在英國，一批以她名字命名的臨時醫院被建立起來——NHS南丁格爾醫院（NHS Nightingale Hospitals），以應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COVID-19）。即使是在她出生200年后，她的貢獻依然很重要。她開創性地將護理確立為一種職業，利用統計和數據建立早期循證醫療，還有她在醫院設計方面的工作，如今都得到了醫療專業人士的認可。

    【一】

    南丁格爾對傳染性疾病并不陌生。19世紀的倫敦，人們很害怕定期而來的致命流行病，如天花、麻疹、百日咳和白喉等。但南丁格爾卻對流行病有著特殊的興趣和理解。1854年，倫敦暴發了一場毀滅性的霍亂疫情，數百人死亡，南丁格爾自愿到米德爾塞克斯醫院（Middlesex Hospital）看護，連續兩夜未眠，近距離目睹了疫情的影響。

    在廣泛接種疫苗之前，衛生、檢疫和保持患者溫暖、喂養和補充水分是預防疾病的主要武器之一。南丁格爾在19世紀50年代初和1853-1856年克里米亞戰爭期間在倫敦一家小醫院工作，當時細菌理論還沒有普及，即使在后來的幾年里，南丁格爾也很難接受這種新的思維方式。盡管如此，她提倡的許多預防疾病的重要策略都遵循著與細菌理論相同的思路，但她是根據自己的觀察實踐這些策略的。她目睹了通風和嚴格的衛生措施可以預防疾病，并在這些做法的基礎上促進護理工作。南丁格爾和其他醫學者一道寫下了當時所謂的發酵性疾病，這是舊的瘴氣理論（認為疾病是通過空氣傳播的）與新興的細菌理論之間的一步。發酵性疾病包括痢疾、霍亂等可預防的疾病和不可預防的疾病。

    南丁格爾從小就觀察到了疾病和不健康的影響，因為她富有的家庭從事慈善工作，她也被安排至教區看望窮人和病人。她的父母讓南丁格爾接受傳統意義上男孩學習的科目，比如南丁格爾擅長的數學，但他們沒有想到南丁格爾會選擇當護士。在當時，醫院被認為是病人健康狀況會比入院前還糟糕的地方。通風不暢和衛生條件差導致交叉感染和異味猖獗，除了臨終或臨產婦女外，通常沒有夜間護理。大部分的護理工作是流動病人或老年婦女來做，她們在病床和食宿方面提供一些簡單的護理工作。家政服務和護理之間的重疊導致許多人對護理有偏見。

    然而，最終南丁格爾被允許在德國杜塞爾多夫郊外的凱瑟斯沃斯女執事學院（Kaiserswerth Institute）完成幾個月的培訓，這是當時為數不多的提供全面護理培訓的地方之一。她還曾在巴黎和歐洲多個城市的醫院巡診，這大大增加了她對醫院生活認識。1853年，她在倫敦上哈雷街一家小型慈善醫院擔任院長，正是在這里，她從爆發的克里米亞戰爭中學到了很多。

    【二】

    南丁格爾家庭人脈很廣，加上她的決心、智慧、純粹的干勁和護理經驗，英國政府邀請她去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爾）的一家英方醫院，帶領一批護士照顧傷員。這是南丁格爾一生中最重要的經歷之一。士兵不僅會在戰斗中死亡，也經常死于感染和疾病。南丁格爾在克里米亞戰爭中的工作促進了她對護理的興趣和她對改善健康的承諾，這也最終使她成為一個充滿激情的、既有全球視野又有全球影響力的醫療改革運動者。

    1854年，南丁格爾第一次來到斯庫塔里軍營醫院（Scutari Barracks Hospital），不久便負責醫院的管理工作。她意識到一些管理，包括分發珍貴口糧和維持基本衛生等，沒有得到重視。南丁格爾還強調保護病人的尊嚴，并為正在接受手術的士兵周圍豎起屏風，保護他們的隱私，使其他病人不因恐怖場面而感到害怕，這些對保持士兵的士氣很重要。

    南丁格爾后來寫道，她通過改善衛生、通風、醫院條件和護理質量以及收集和報告統計數據，努力改善斯庫塔里醫院病人的條件，這是她、護士和醫生以及由蘇格蘭醫生約翰·薩瑟蘭（John Sutherland）領導的衛生委員會的共同努力。薩瑟蘭后來成為南丁格爾的親密朋友和合作者，與她一起為英國軍隊進行衛生改革和醫療保健。衛生委員會檢查了這家醫院，發現它建在一條堵塞的下水道上，并且一匹死馬堵塞了輸水管道。委員會疏通了下水道和水箱，清理了醫院，用石灰清洗了墻壁。衛生委員會的報告記錄了這些行動對降低死亡率的積極影響。

    南丁格爾早期在上哈雷街的工作給了她在克里米亞戰爭中管理英方醫院的技能和信心，她在戰時的工作對她后來的改革至關重要。她經常收集病例和數據，年輕時期保存的筆記本詳細記錄了關于自然歷史和不同人口的信息。在斯庫塔里，她第一次把對數學的熱情和對護理的熱情結合在一起，這也對她戰后致力于改善英國軍隊、醫院設計和公共衛生的醫療改革產生直接的影響。

    在她戰后的所有改革中，有兩個要素交織在一起——護理作為一種受人尊敬的職業的重要性和統計學。統計在19世紀非常流行，英國各地都成立了統計協會，南丁格爾后來成為第一批入選皇家統計學會的女性。在斯庫塔里時，南丁格爾開始收集她所在醫院的死亡人數和死亡原因的數據。后來收集的數據證明，死于疾病、感染和暴露的男性比在戰斗中死亡的男性多得多——這一事實震驚了整個英國。南丁格爾最重要的才華之一就是直觀地顯示數據，她創作的圖表所產生的影響使其論點具有很強的沖擊力。可以說，她在這一領域的工作對循證衛生保健的發展做出了貢獻，這在如今理解和批判性地評估關于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生成和共享的數據是如此關鍵的當下，尤其具有相關性。

    【三】

    斯庫塔里軍營醫院的條件和克里米亞戰爭中英國士兵的治療直接導致了英國后來的醫療改革。由于通訊技術的改進，媒體能夠迅速在戰場上進行報道。南丁格爾巧妙地利用公眾的強烈抗議作為杠桿，以實現她的目標——利用她的倡導和政治說服的力量，將護理確立為一種職業，并改善軍隊的健康，最終改善更廣泛公眾的健康。

    1855年成立的南丁格爾基金幫助她致力于推動護理行業的發展。該基金是專門為建立一所正規護理培訓學校而設立的，最終籌集了44000多英鎊。雖然南丁格爾本人因為不佳的身體狀況沒有擔任校長，但她是學校背后的力量。南丁格爾學校建成后，一批批受過南丁格爾式培訓的護士被鼓勵走向世界。這種教育遺產意味著，即使在今天，南丁格爾仍然是一個國際公認的人物。南丁格爾的制度規定，初級護士由護士長負責；對實習護士既注重能力，也注重品格——他們要誠實、清醒、忠誠，還要接受系統的培訓。在維多利亞時代的醫院里，護士在提供醫療保健方面的作用至高無上，這一點至今仍是如此。與南丁格爾的時代一樣，在護士招聘、留任和領導力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而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正使這一問題更加突出。

    進步是由許多不同人的合作和努力取得的。這一點可以從克里米亞戰爭的戰時護理中看得清清楚楚。雖然南丁格爾是護理改革的領袖，但無數女性前往伊斯坦布爾或克里米亞，通過護理參與了戰爭。

    在戰爭期間，南丁格爾感染了現在被認為是布魯氏菌病的疾病，當時叫做克里米亞熱，她的余生都受著這種疾病的折磨。她還有其他的健康問題，包括疲勞、關節疼痛和背部疼痛，這些也影響了她的精神健康。到了19世紀50年代末，她過著隱居的生活，但仍然拼命工作。她經常因為身體不好而拒絕接受看望，但她的產出令人震驚，其中包括改善士兵健康安排、綜合醫院改革、護理教育和宗教的文章的發表。盡管她的作品與醫療改革聯系在一起，但它們涵蓋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廣泛的主題，包括許多她對印度公共衛生特別感興趣的內容。也許她的影響力因隱居而變得更大，因為這給她的會面增加了交易的元素——想要見她的人必須去拜訪她，無論這些人有多重要。南丁格爾的一些訪客甚至不相信她生病了，因為她看起來精力充沛。她的傳記作者馬克·博斯特里奇（Mark Bostridge）將南丁格爾描述為“歷史上最著名的殘疾人之一”。

    南丁格爾對改建大型建筑作為臨時醫院有強烈的看法。她對1858年開放的內特利（Netley）的一家新的軍事醫院的改進提出建議。她建議拓寬走廊、增加窗戶，以改善通風和新鮮空氣的供應，但她的建議被忽視了，這讓她非常憤怒。分翼阻擋感染傳播、輔助通風的“亭子式”醫院概念，其實最早見于1859年建成的赫伯特軍事醫院（Herbert Military Hospital），其設計受到南丁格爾的嚴密監督。這種風格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和流行。南丁格爾在1859年出版了《醫院筆記》，其中包括關于亭子風格及其好處的文章。她還為1872年新建的圣托馬斯醫院（St. Thomas’ Hospital）的設計提供了建議，該醫院由七個巨大的亭子、一個禮拜堂和州長大廳組成。南丁格爾建議，病房的墻壁應該用可清洗的水泥覆蓋，以最大限度地保持清潔，防止疾病傳播。

    在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的背景下回顧南丁格爾的工作，我們注意到了她提供的醫療建議與政府實際提供的政策之間的差距。南丁格爾毫不留情地向政府部長們直言建議，她認識到，作為一名活躍的醫療保健專業人士，她的觀點與政治家非常不同。引人注目的是，當我們回顧南丁格爾從斯庫塔里軍營醫院向戰時英國首相西德尼·赫伯特（Sidney Herbert）提出的要求時，她并不是要求更大的住宿空間，而是要求更小的醫療設備，以保護士兵和工作人員，并使他們能夠保持醫院的清潔。也許對南丁格爾200周年誕辰最合適的致敬，是政策制定者們需聽取在第一線工作的衛生保健專業人員和那些研究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的專家建議，并采取相應的行動。

    （據《柳葉刀》，皮皮丹/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