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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報記者 王勇

    “女童保護”調查顯示，94.29%的家長希望對孩子進行專業、系統的防性侵教育，4.36%的家長不確定防性侵教育對孩子的正面影響有多大，僅有1.36%的家長“不能接受對孩子進行與性相關的教育”。

    5月18日，中國少年兒童文化藝術基金會女童保護基金（以下簡稱“女童保護”）和北京眾一公益基金會共同發布了《2019年性侵兒童案例統計及兒童防性侵教育調查報告》。

    “女童保護”呼吁，兒童防性侵需要全社會共同參與，也建議教育部門將兒童防性侵教育納入九年義務常態化教學中。

    受害兒童逾800人

    “女童保護”統計，2019年全年媒體公開報道的性侵兒童（18歲以下）案例301起，受害人數807人，年齡最小的為4歲。2013年至2018年，每年媒體公開報道的兒童被性侵的案例分別是125起、503起、340起、433起、378起、317起（其中，2013年—2017年統計案例為14歲以下兒童，2018年起為18歲以下兒童）。

    “女童保護”統計，在301起案例中，熟人作案212起，占比70.43%；陌生人作案82起，占比27.24%；有7起未表明人際關系。熟人作案比例高，從“女童保護”近幾年來發布的報告看，熟人作案比例一直居高，最高比例達87.87%。

    其中，家庭成員作案更具隱蔽性，后續治理和相關工作難度也更大。多起發生在家庭中的性侵案例表明，考慮到親情、倫理、生活保障等因素，受害人往往不敢聲張，不敢報警維權。“女童保護”建議，應完善對性侵受害未成年人的國家監護制度，對于未成年人遭遇監護人性侵的案件，除剝奪該監護人的監護權外，還應為未成年人提供更完善的兜底保障制度，從而讓他們敢于維權，降低傷害。

    “女童保護”發現，在301起案例中有，有167起是施害人多次作案，占比55.48%，包括對同一受害兒童多次性侵，也包括多次對多名兒童多次性侵。

    《報告》指出，這提醒我們，需要告訴孩子“哪些行為屬于性侵害”，避免孩子遭遇性侵卻不知道意味著什么；需要告訴孩子，在警惕熟人性侵的同時，萬一遭遇性侵該如何應對。如遭遇性侵，應及時告訴家長，及時報警、求助、維權等。如果沉默，可能讓施害人更加肆無忌憚，持續傷害。

    除了加強防范教育外，“女童保護”建議，應全面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制度。在現有試點的基礎上，總結經驗，優化強制報告主體范圍，加大投入力度，在全國加快全面推廣速度和完善制度建設，使未成年被害人可以得到及時救助。

    兒童活動場所是案件高發場地

    “女童保護”統計，在301起媒體報道的案例中，表明性侵發生場所的有230起，其中發生在校園、培訓機構的有80起，占比34.78%；在施害人住所的有51起，占比22.17%；在小區、村莊、校園附近等戶外場所的有31起，占比13.48%；在受害人住所的20起，占比8.70%；在公園、廣場、公交等公共場合的有19起，占比8.26%；在賓館的有18起，占比7.83%；在網絡上發生的有11起，占比4.78%。

    這一案發場所統計結果與往年相近。學校、培訓中心等兒童密集活動的場所，雖然是兒童的臨時監護場所，但也是性侵案高發地，所以更需要相關部門加強監管，并對兒童加強防范教育。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度曝光的性侵兒童案例中，網友作案21起，包括線上作案和線下作案（網友約見面后實施性侵），占比9.91%。“女童保護”認為，雖然呈現出的數據相比較不高，但這類案件極具隱蔽性，家長一般也不容易發現，未成年人由于有畏懼心理，即使發覺受到侵害也通常不會主動告訴家長，被發現的案例中甚至往往都有幾十人受害。隨著移動互聯網的發展，未成年人接觸網絡機會的增多，利用網絡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例呈高發嚴峻態勢，通過網絡傳播以兒童為對象的色情制品的，也越來越多。

    “女童保護”建議，執法部門應建立專門的兒童色情制品信息舉報通道，接到相關問題應優先、集中力量處理；建立多部門的聯合監管機制，形成強有力的監管，對涉及兒童的圖片、影視視頻等應該細化分類管理，實施分級制度；強制互聯網平臺完善自查機制，暢通舉報渠道，強化響應處理機制，充分利用技術篩查和人工干預預防侵害兒童行為和兒童色情制品問題。

    與此同時，“女童保護”統計，對于孩子是否用手機、電腦等工具上網，27.16%的家長表示孩子不上網；29.17%的家長表示孩子上網，會偶爾進行提醒、教育；42.44%的家長表示孩子上網，并會對其嚴格監管；1.24%的家長表示孩子上網，但基本沒有對其進行監管。

    “女童保護”提醒，兒童使用網絡的幾率非常高，家長務必要加強對兒童上網的監管并加強安全防范教育。多起網絡性侵兒童案件警示我們，兒童防范意識薄弱，在網絡游戲、社交工具等平臺上，不容易識破犯罪分子的伎倆，容易被欺騙和誘導。

    從地區來看，“女童保護”統計，2019年媒體報道的301起兒童被性侵案例中，發生在城市的171起，占比56.81%；發生在縣城的71起，占比23.59%；發生在農村的41起，占比13.62%；另有18起未表明城鄉地域分布。這一數據與2018年基本持平。可以看出，并不是“只有農村兒童才有遭遇性侵的危險”，無論是城市兒童還是農村兒童，均有被性侵的風險。

    與此同時，“女童保護”認為，媒體曝光案例的地區分布中，城市地區高于農村地區，這并不等同于城市地區兒童被性侵案例比農村地區更為高發，而是反映了媒體在這一領域的年度報道規律，也恰恰說明城市地區兒童比農村地區兒童受到更為密集的來自家庭、學校及社會的監護。受人們觀念認知、司法完善程度、媒介發展水平等因素影響，農村地區兒童遭遇性侵的案件更不容易被發現，更難進入司法程序。

    需要專業、系統的防性侵教育

    調查顯示，孩子在小學階段的家長是關注“女童保護”和兒童防性侵教育的主要群體。在參與問卷調查的家長中，父親占22.21%，母親占74.10%，祖輩占2.09%；其他監護人占1.61%。這一數據也與往年基本持平，女性依然占了大多數比例。實際上，做好兒童防性侵教育，構建好家庭監護防線，需要所有監護人的共同參與和努力。

    “女童保護”統計，在2019年接受問卷調查的家長中，對于媒體頻繁曝光的兒童遭遇性侵案例，57.03%的人表示聽說過，28.71%的人很關注；14.25%的人表示不太了解；2015年，這一數據分別是43%、29%、28%。如果孩子遭遇性侵害，51.98%的家長表示能從孩子的言行中識別出來，39.77%的家長不確定，8.25%的家長表示不能；2015年，這一數據分別是35%、38%、27%。從這兩組數據的對比中可以看出，這幾年中，家長對對兒童性侵害的關注度和警惕意識都有比較明顯的提升。

    關于家長對孩子進行系統的防性侵教育的次數，2019年接受調查的家長中有22.24%的人表示沒有過，2016年這一數據是68.63%；明確有過的占比52.33%，2016年這一數據是31.37%。2019年的調查顯示，50.05%的家長正在學習兒童防性侵知識，5.94%的家長已經有了比較豐富的知識儲備。可以看出，家長對孩子的防性侵教育在不斷完善，自身的知識能力也在不斷提高。

    “女童保護”調查顯示，對于兒童性侵案件中熟人作案比例高，50.61%的家長表示不太了解，5.97%的家長表示完全不了解，對此比較了解的占比為43.42%。對熟人也不可掉以輕心，已有案例表明，一些兒童性侵案就發生在受害人家中，甚至受害兒童監護人也在家，但由于兒童沒有防范意識，家長對此也很無知，給了施害人可乘之機。

    “女童保護”調查顯示，94.29%的家長希望對孩子進行專業、系統的防性侵教育，4.36%的家長不確定防性侵教育對孩子的正面影響有多大，僅有1.36%的家長“不能接受對孩子進行與性相關的教育”。家長們非常關注給孩子講授的防性侵知識體系是否專業、科學。對孩子學習防性侵知識的途徑，家長的意愿依次為：學校教學、家庭教育、專業公益組織講座、書籍繪本等材料、網絡學習、同伴交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