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 高文興

    2009年10月，甲型H1N1流感疫情蔓延至蒙古國，且隨時步入高發期，全國中小學放假、公共活動被禁止，該國衛生部向世界衛生組織（WHO）緊急求援，希望盡快獲得疫苗援助。同時，像蒙古國一樣苦苦等待WHO提供疫苗援助的發展中國家還有94個，無奈之下，其中有些國家開始自行開發疫苗。

    真可謂“冰火兩重天”。

    就在同一時間，法國政府花費8.69億歐元囤積9400萬劑疫苗，而當時法國人口僅為6500萬；德國訂得5000萬劑；荷蘭訂得1900萬劑；西班牙訂得3700萬劑……兩個月后，這些囤積了大量疫苗發達國家的接種率有的甚至只有5%，法國有8900萬劑疫苗無“用武之地”。

    2010年8月，疫情宣告結束，盡管不少“搶得”疫苗的發達國家在此間向別國“倒賣”或支援了部分囤積疫苗，但仍然有數以億計的疫苗因在保質期內派不上用場而被銷毀。

    作為對抗21世紀以來的第一場“全球性流感大流行”的疫苗，它從開發到上市僅用時半年，本來應是科研人員創造的一次不小的奇跡。但由于價格以及發達國家利用資源搶先“囤貨”等原因，不少發展中國家的疫苗接種進程嚴重拖延，使這場流感在全球造成的死亡人數可能高達57.5萬。

    眼下，針對新冠病毒疫苗的研制，全球或需投入數百億美元。而翻看11年前的不堪一幕，新冠病毒疫苗的研發成功恐怕僅僅為第一步。如何讓這場“豪賭”的成果第一時間在全球投入戰場，尤其是保證疫苗購買能力和醫療水平都相對欠缺的國家不“掉隊”？這是一項對致力于疫苗全球可及性機構的長期考驗。

    疫苗仍有“流產”可能

    據WHO 5月22日發布的最新《COVID-19候選疫苗草圖》顯示，全球已有10支進入臨床試驗階段的新冠病毒疫苗以及114支處于臨床前研究階段的候選疫苗，而這僅是一份不完全統計，足以顯示出全球對于新冠病毒疫苗研發的熱度。

    值得一提的是，已進入臨床試驗階段的10支疫苗中，有5支來自于中國，且均已進入二期臨床研究。另外還有3支來自美國，1支來自英國，1支來自德國。

    對于上述疫苗的研發進展不時見于各大媒體，但美國“鐘南山”、美國國家過敏癥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安東尼·福奇（Anthony Fauci）與英國首席科學顧問、葛蘭史素克前研發總裁帕特里克·瓦朗斯（Patrick Vallance）都一致認為，距離疫苗大規模投入使用，則需要12至18個月的時間。

    盡管聽上去我們還需忍耐一段時間，與傳統疫苗相比，這已經可謂“神速”——通常，一支傳統疫苗從臨床前研究到最終上市，要花費10至20年時間！

    能夠如此大幅度地縮短疫苗上市時間，在技術的進步和加快審批流程外，開發模式的不同是其中最大因素。

    《新英格蘭醫學雜志》表示，由于成本高昂且失敗率很高，疫苗開發商通常會遵循線性步驟，其中會有針對數據分析或生產過程檢測的多次停頓，而類似新冠病毒疫苗的快速開發將會重疊這其中的很多步驟。

    但這也就意味著，開發商在不知道疫苗是否安全有效的情況下，需要冒著巨大的經濟風險開展多項活動，包括在臨床概念驗證之間的極早期就將生產規模化至商業水平。

    那是不是說，目前火熱開發中的新冠病毒疫苗，仍然有因資金斷供而“流產”的可能？很不幸，答案是“有可能”。

    “非典”疫苗半路夭折

    對于疫苗開發商來說，資金永遠是不得不考慮的問題，在我國，開發一支疫苗的成本就要上億人民幣，如果加快速度，成本只會更高。

    據《健康時報》報道，2003年“非典”暴發后，北京科興的科研人員沒日沒夜地干了兩個多月，用完前期國家支持的資金后，只能湊錢發工資。由于疫情基本結束，其牽頭研發的疫苗遲遲未獲得二期臨床審批。而國內另一支研發團隊也因經費問題中斷開發。

    此后，還有部分歐美國家學者繼續研發“非典”疫苗，但眾多基金會、制藥公司和各國政府均在2003年后停止了對研發機構的資金支持。這也是“非典”疫苗至今都未能問世的原因。

    臭名昭著的埃博拉病毒早在1967年就被發現，1980年前后，兩位科學家開始對該病毒進行研究，他們多次向美國政府機構申請資助，但被一再拒絕，因為該病毒當時僅出現在貧窮的非洲國家，疫苗研發缺乏動力。

    2018年初，當埃博拉病毒在西非肆虐一年多后，一支已經開發了十多年的疫苗才投入使用，而這還要歸功于美國生物醫學高級研究和發展局（BARDA）的接手，該機構在生產階段為該疫苗投了超1.75億美元。

    到今天為止的21世紀，世界已經經歷了“非典”、中東呼吸綜合征（MERS）、寨卡、埃博拉等數次流行病疫情，但埃博拉病毒疫苗是唯一一支被研發出來的疫苗，因為相關研發工作總是隨著疫情消散而停滯。

    數百億美元或將“入場”

    埃博拉病毒疫苗的例子或許向我們警示，許多流行病疫情是原本可以被預防的，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更好的機制來加快疫苗研發。

    開發一支疫苗，尤其是要在短期內完成開發任務，投入雖然巨大，但與病毒所能帶來的破壞相比，仍然是價有所值的。要知道，在疫苗投入使用之前，埃博拉已經在西非造成至少1.1萬人的死亡及超過530億美元的經濟和社會損失。而若為WHO重點預防的傳染病研制一支候選疫苗的話，其成本約為30億美元——全球人均不到40美分。

    在這樣的共識基礎上，2017年，挪威和印度政府、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以下簡稱“蓋茨基金會”）、惠康基金會和世界經濟論壇在當年的達沃斯論壇上發起創立一個非營利機構，以此協調國際、政府間的行動計劃，研發和部署新疫苗以預防未來的傳染病疫情。

    流行病防范創新聯盟（CEPI）由此誕生，并被《自然》雜志譽為目前為止全球針對潛在流行病最大的疫苗扶持計劃。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后，它迅速采取行動，從1月23日至今已為9個合作伙伴提供資助，加速研發針對新冠病毒的候選疫苗。其首席執行官理查德·哈切特（Richard Hatchett）估算，為盡快研制出新冠病毒疫苗，需要在未來12至18月內花費20億美元。

    截至目前，先后有挪威、英國、芬蘭、德國、丹麥、加拿大、比利時、荷蘭、瑞士和沙特阿拉伯等國政府承諾提供這20億美元急需資金中的9.15億美元。

    而20億美元可能還僅僅是成功研發疫苗所需的資金，理查德·哈切德同時表示：“如果我們急切需要大量疫苗的全球供應，就需要在疫苗被證明有效前大量生產。這意味著巨大的資源投入遠遠超過了初步定的20億美元，算上數億或數十億劑量的制造成本，就需要數百億美元。”

    防止“囤貨”迫在眉睫

    如文章開頭所說，耗費全球科研人員心血以及數百億美元研制成功新冠病毒疫苗，還僅僅是第一步，如何防止部分國家囤積疫苗，讓疫苗在全球實現合理分配，是我們最終戰勝病毒中關鍵的一步。

    但到目前為止，并沒有強制性措施可以完全杜絕這一現象，況且也難以判斷一些“囤貨”國家是否有意為之。

    2009年，美國訂購了2.29億劑甲型H1N1流感疫苗（2009年美國人口為3.07億），但由于疫情得到逐步控制，接種率并不高，僅有9100萬劑被使用。積壓的疫苗雖被大量轉運至發展中國家，但最終還是有7100萬劑疫苗因過期被付之一炬。

    而眼下，英國制藥巨頭阿斯利康已經透露，美國已經向其“預訂”了3億劑尚處于試驗階段的新冠病毒疫苗，因為后者承諾提供12億美元資金幫助其研發。

    此外，不少貧窮國家的疫苗購買能力也成問題，但往往這些國家的醫療條件相對落后，從某種程度上講，對疫苗的需求更為迫切。

    對此，CEPI一直呼吁在全球建立一個公平分配系統，解決疫苗分配難題。

    或許要靠非營利組織

    在這一點上，另一家與CEPI緊密關聯的非營利組織要做得更多，這家名為全球疫苗免疫聯盟（Gavi）的國際組織成立于2000年，目標就是讓生活在最貧困國家的兒童也能用上疫苗。

    為實現這一目標，Gavi的工作路線中，有幾點令人尤其稱道。

    首先是它強大的“議價”能力。

    其首席執行官塞斯·伯克利（Seth Berkley）表示，在美國，一名兒童接種肺炎球菌疫苗要花費650美元，但供應給Gavi的疫苗，每次接種僅需8.85美元。

    而在Gavi成立之前，疫苗供應商往往不愿向為貧窮國家開發或提供疫苗，主要是這些市場過于分散、無法預估實際需求和購買能力，并且當地通常沒有經銷體系。Gavi的公私合作模式為此帶來突破，它身后是一組資源雄厚的合作伙伴——WHO、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世界銀行、蓋茨基金會、捐助國政府、受援國政府、疫苗和冷鏈設備制造商以及眾多私營部門合作伙伴、社會組織和研究機構。Gavi將所有貧窮國家的需求大量集中，并用“預先采購承諾”的方式，預先以低廉價格（略高于成本價）大批量訂購，激勵藥企研發疫苗。這一方式曾在加速埃博拉病毒疫苗的研發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其次，Gavi著眼于低成本的新疫苗。

    為了以更低廉的成本向貧窮國家推廣疫苗，Gavi往往著眼于幫助低成本的新疫苗走向國際市場。

    我國中生集團研制的一支乙腦疫苗在1988年就已于國內上市，通過接種保護了2億多國內兒童，且價格是同類產品的幾分之一，非常適合在廣大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使用。然而，只有通過WHO的預認證，疫苗才能被國際機構的采購。2013年，在中國衛生部門、疫苗制造企業與諸多國際機構的通力合作下，該乙腦疫苗成功通過WHO預認證，成為中國首款通過該認證的疫苗產品。當年11月，Gavi決定采用該疫苗為有需要的國家提供支持。2015年，老撾發起全國兒童免疫項目，獲得Gavi支持。至2018年底，已經有10個國家為約3億兒童接種乙腦疫苗。

    第三，對于捐贈的使用。

    創立20年來，Gavi所獲的捐贈及認捐總額已達到209億美元。

    最多時，Gavi的受援國一度達到80個左右。Gavi與聯合國、WHO等機構共同，將這些國家分為三檔：最貧窮的國家可以免費得到疫苗；經濟狀況稍好的，則半價購買疫苗；經濟狀況更好的，可以由當地政府全價采購疫苗。隨著國家的發展，不同的國家也可以從完全免費獲得疫苗，逐漸走向自己采購疫苗。

    2015年，中國從曾經的受援國轉變為捐贈方，向Gavi捐贈500萬美元。截至2019年，不少曾經的受援國都已從Gavi“畢業”，還剩58個國家接受援助。

    基于CEPI和Gavi的努力和多年經驗積累，我們或許能夠期待新冠病毒疫苗實現合理分配。

    前不久，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在應對新冠肺炎特別峰會上發表聲明，承諾在自愿基礎上，立即向WHO新冠肺炎團結應對基金、CEPI和Gavi提供資源，并確保在公平的基礎上，將這些資源以可負擔的價格盡快提供給情況最緊急的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