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 文梅

    喬衛是地道的北京人，打小住在芝麻胡同，熟悉這個城市的一草一木。1977年，全國恢復高考，喬衛成為當年第一屆大學生，學了工科。大學畢業后，他留校在團委工作，兼做人才學、社會心理學等教學工作，在學校一待就是6年。1988年，調至北京團市委工作。2000年，調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僑務辦公室黨組書記、主任，兼任北京市港澳臺僑同胞共建奧運場館委員會辦公室主任。

    對喬衛來說，他的人生轉折發生在北京奧運申辦成功之后，水立方場館的籌建開始。這也是他繼1993年在北京團市委組建志愿者隊伍之后，與公益慈善事業的又一次親密接觸。

    2001年中國申辦奧運成功之后，應廣大海外僑胞的要求，經過北京市委市政府慎重考慮，決定拿出一座場館來，交由海外僑胞、港澳同胞和臺灣同胞捐資共建，最終確定了水立方。該場館扣除了規劃設計等前期費用，建設的總資金是1億多美元，按照當時8.3的匯率計算，相當于8億-9億人民幣。

    2003年7月15日晚上，新聞發布會在北京飯店舉行。在各種“長槍短炮“的環繞下，喬衛和他的同事們很平靜地介紹了捐資共建“水立方”的事情。

    這場新聞發布會進行了一個多小時，媒體記者問的最多的是捐贈人的名字如何體現？如何最大程度滿足捐贈人意愿？喬衛說，他都一一耐心細致地予以了解答，因為他理解捐贈人的心情，也不愿辜負每一份來自五湖四海的愛心。

    新聞發布會剛開完，喬衛一回到房間，就有一位叫歐陽樂耕的日本華文電視媒體人揣著1000美元要捐給水立方。“我回來給我爸看癌癥，身上就剩這么點錢，全捐給你。”

    2004年12月24日上午10點，水立方正式破土動工建設。其后的幾年間，喬衛四處奔走募款，也一次次見證了港澳臺僑同胞對北京奧運會的熱情和愛心。

    水立方的捐贈資金達到一定數額之后，喬衛主動給北京市委市政府寫報告，要求監察局、審計局定期監察審計，每半年審計一次。他深知這里面每一分錢的分量，也擔不起這份責任。

    喬衛表示，自己對捐贈資金的審慎和嚴謹來自當年非典時期的工作經驗和真實教訓。2003年非典時期，喬衛以市政府特命全權代表的身份被派到北京宣武醫院領導醫院改建和救治工作，當時有一位僑胞捐了1000萬元，其中500萬元物資，500萬元現金。“最后人家一看捐贈明細不明白了：‘我捐了500萬對吧？’我說：‘對啊！’‘那你這支出去500萬2000是怎么回事？’”其實是這筆資金在賬上放了一段時間，產生了利息，最后喬衛將利息也都一并撥走了。

    這件事給喬衛的印象很深——公益慈善捐款，一分一厘都必須經得起審查和考驗。不過，也正是經過了這么一檔子事，這位僑胞對喬衛的做事風格更加了解，原來說捐500萬美元，后來改捐1億人民幣，捐贈額翻了一番。直到現在，他還在支持華僑基金會的公益慈善事業，堪稱“鐵粉”。

    為了做到所有捐贈收支的公開透明，喬衛專門為水立方開通了一個專用網站，強調“跑掉一分錢就是丑聞”的原則。“從開始到結束，每個捐贈人的名字這上面都有，捐了多少錢列的清清楚楚。對于每一位捐贈人來說，能明明白白查到自己的這筆錢到賬，才會相信其他人的捐贈也都落到了實處。”喬衛說。

    在喬衛看來，愛心不分大小，所以他始終不斷地接收社會公眾的小額捐贈。時任北京市領導也表示，“就算群眾捐一塊錢，你也得給人家開捐贈證書”。那段時間，喬衛做了很多小證書送給捐贈者作紀念，眾人拾柴火焰高，水立方的社會募捐最終就是這么一點一滴完成的。

    2008年1月，水立方落成后將正式舉行測試賽，即當年的世界青年游泳錦標賽。那時，喬衛已經收到了107個國家和地區的35萬多名港澳臺僑同胞的捐款，總額達9億4千多萬元人民幣。

    2009年7月，喬衛調任中國僑聯副主席，從那時起，他分管中國華僑公益基金會（以下簡稱“華僑公益基金會”），2010年10月，喬衛擔任華僑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在他看來，與其他基金會最大的不同在于，華僑公益基金會的創立初衷是希望調動海外僑胞這支特殊的力量來支持國家發展建設。就公益事業而言，海外僑胞既是中國公益事業的先行者，也是主力軍之一，具有深厚的公益慈善認知和長期實踐。華僑公益基金會有義務和責任團結這支力量，為推動國內公益慈善事業的發展做出貢獻。

    采訪中，喬衛對《公益時報》記者說起了最讓他自豪的兩件事。

    一是中國僑聯、華僑公益基金會、愛爾眼科醫院集團共同發起了“精準脫貧光明行”行動倡議，在眾多基金會的支持下，該項目自開展至今，已在全國20多個省區開展篩查與手術工作，為12萬貧困患者送去了光明。

    再就是華僑公益基金會開展的“珍珠班”“樹人班”，吸納那些學習成績很好、但因家庭條件無法繼續完成高中學業的孩子，資助他們上完高中，截至目前已經幫助了7萬多學生。

    談及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帶給公益組織的影響，喬衛不諱言會有一些公益組織會因此消失或死去，但他說相信那些真正好的公益組織不會死。

    對話

    《公益時報》：近幾年有些基金會下設的專項基金在項目執行過程中陸續出現一些問題。您對旗下基金的管理如何？

    喬衛：華僑公益基金會下設的專項基金，工作范圍可以盡可能的廣泛，只要合法合規，你做什么都可以。在運作過程中，我們也充分尊重捐贈人意愿。但作為理事長，我有一個特權，這個權限可能跟大多數基金會設置不一樣，就是我有一票否決權。我從不建議你的資金要用在何處，但我擁有否決你使用基金的權力。在我們基金會設立的專項基金，只要在你的章程之內，你愿意做什么事都行，但是，當我覺得你的資金使用與你的最初想法不一樣時，那就必須拿下，你說什么理由都沒用。

    《公益時報》：那你就不擔心人家說你這個理事長霸道，搞“一言堂”？

    喬衛：我就是“一言堂”，不合適你就必須退出。我的基本原則就兩條：第一，你的專項基金發展方向應該與我們最初設立的公益方向保持一致；第二，在執行過程中，你的執行人，包括我們基金會的人不能從中獲得好處，這個好處指的是具體的經濟利益。當然，民意的認可，社會的認可，這類“好處”我是大力支持的。

    《公益時報》：我注意到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后，華僑基金會反應很快，從1月30日發出第一批資助，到目前為止已經28批了。在這次疫情的項目對接和工作執行層面，是不是也面臨一些挑戰？

    喬衛：這次新冠疫情來勢兇猛，確實也牽動著廣大華人華僑的心。大概在武漢沒有封城之前，大家就已經開始商討如何支持抗疫。在此過程中，我明確了一個工作方向：只接受資金捐贈，不接收物資捐贈。

    《公益時報》：為什么？

    喬衛：我們基金會沒有力量接受物資捐贈。疫情期間，即使在國內做物資捐贈都非常困難，海外途徑就更困難了——海關、質檢等環節，不僅瑣碎，而且風險高。

    《公益時報》：這次抗疫你們捐贈的主要流向是？

    喬衛：從資金捐贈角度講，盡管我們有外幣賬戶，各方面也給予了很大支持，但還是有很多管制，還是很辛苦的。所以，這次我們基金會執行現金的過程當中，除非捐贈人有明確要求說要捐給誰，具體執行層面我們就都捐給前方指揮部了，在我國目前這種防疫模式下，只有政府主動性最強，也是直接掌握大局的。

    這次疫情期間，華僑公益基金會執行了大約3個億的捐款，不僅流程公開透明規范，而且一分錢管理費沒收，我們是自己“搭錢”做，一線抗疫確實太不容易了。

    《公益時報》：有業界人士梳理抗疫期間公益組織的表現，給出的綜合分值比較低。你怎么看？

    喬衛：分值低可能也有分值低的原因。因為這次抗疫完全由政府主導，社會組織實際上只能起到彌補政府不足的作用。當政府主導非常完備的時候，公益組織能發揮的作用就不多。而且我覺得這次疫情中，公益組織在整個應對過程中并沒有突破傳統模式。

    《公益時報》：今年的這場疫情導致國內經濟整體受挫比較嚴重，一些中小企業陷入困境的同時，會不會也有一些公益組織死掉？

    喬衛：一些公益組織在疫情中死掉是肯定的。因為有些公益組織成立之初就很勉強，目的就不是真正為了公益事業。但我相信，真正好的公益組織不會死。

    問題的核心在于，公益組織要不忘初心，堅持做自己，始終堅守自己固有的、熟悉的專業和陣地，把它做好做透，你就不會有太壞的結果。比如，你的專長是給人治腿，你千萬別想著，現在大家都治胳膊，我也得去治胳膊去，那你就完了，一旦你偏離了機構宗旨和使命，你就很容易迷失和錯位。

    《公益時報》：在華僑公益基金會工作了十年有余，你覺得公益好不好做？

    喬衛：我覺得這跟社會背景有關。去年年底我們接連召開了幾個會議，會上我表明了一個觀點：從今年以后的一段時期，基金會工作將會面臨許多現實困難。我提醒行業人士注意——如果去年年底之前我們考慮的主要是公益項目如何吸引捐贈人，那么從現在開始到未來很長一段時間，這種思考及其模式已經遠遠不能應付未來的發展現實了。

    《公益時報》：那你的觀察是什么？

    喬衛：我覺得公益組織可能需要學會提供更加個性化的服務。比如說，你現在有20萬元想做公益，我來幫你設計這20萬元怎么用，如何做到既能產生社會效應，也能提升機構發展。說白了，無論是企業還是公益組織發展，以后沒有那么多時間和精力擺花架子，也不允許你拿著社會捐贈玩一些虛無飄渺的東西，就是要踏踏實實干。

    《公益時報》：你如何看待未來中國公益發展之路？

    喬衛：我覺得可能還是在激發民心吧，當大家都覺得這個事應該做的時候，無論是公益組織還是捐贈人就都有積極性；當大家都覺得這事與我無關的時候，所有的人也都沒有積極性。

    《公益時報》：那誰來激發呢？

    喬衛：這是個大的社會問題。有關中國公益組織的未來發展。我比較認同理性經濟人假設，認同200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哈維茨提出的激勵相容理論。就是讓你的個人努力方向和你團隊的努力方向保持一致，這個制度設計好了，大家才能共同進步。

    從本質上來說，我覺得中國未來公益組織和公益事業的發展，可能還要仰仗于全社會對公益事業的共同關注。當民間個體并沒有感受到公益組織帶來的好處和便利時，更多時候會覺得這種組織可有可無，存在感很弱，只有公益組織的能動性真正潤物無聲地滲透到整個社會，惠及到更多民眾的時候，他們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才能被普遍認識和接納，公益組織本身也才能得到蓬勃的發展。